公元1572年，即大明隆庆六年，在位六年的皇帝朱载垕病逝，太子朱翊钧继位。
朱翊钧做了四年太子，这个时候也只有十岁，继位之后第二年，改元万历。
穆宗庄皇帝因为太子年幼，在临终时指定自己在潜邸时的旧臣张居正为托孤之臣。

从这本书的选材来看，张居正也不外是儒家心思。他心目里的圣君贤主要以生民为重，有仁德之心，亲近贤臣，疏远佞臣。最重的是一定要会克制自己的欲望，并且能洞察入微。要敏锐地觉察到细微的小事会造成的后果。这个后果如果是会造成于国于民不利的，一定要坚决舍弃。
说实话，这书里对皇帝的要求之高，要求之多，不是一般的皇帝能做到的。当时年仅十岁的朱翊钧也不知道读懂没有，或者从事情后来的结果看来，当时年幼的万历皇帝心里根本就是很反感这些要求的。

张居正煞费苦心，客观公正地说，他完全是从对一个皇帝的教育高度公允地指了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他左思右想之后指明的，并不为了他自己。

《帝鉴图说》轸念流民
举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帝鉴图说》中有个小故事叫“轸念流民”。讲的是宋神宗时推行王安石新法。新法的本身是为了利国利民，但出发点好的变革不一定结果真的就好。于是受新法弊所害，着实有的地方扰害了庶民，令民不聊生。神宗查得新法为害者都罢革不行。
在这一则故事里，张居正作解：夫人君一去弊政，便能感动天地如此，可见为民祈祷者，在实政，不在虚文，而祖宗之旧法慎不可轻变也。

张居正自己就是个变法者，但他没有利用这个便利机会给万历小皇帝洗脑。反倒提出，祖宗之法慎不可轻变。这正是儒家的治国思想。君主第一重要的是爱护民众，既便要变革，目的也是为了让民众得利，不是为求变而变。要是变法变得天下大乱，还不如不变。

张居正的一番苦心和他以天下生民为己任的胸怀，从侧面表现得很生动。
孔子说：为君难，为臣不易。这也真是张居正的写照了。
儒家一向讲究做人要入则孝，出则悌，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孝悌之道是做人的基本。仁爱之心，以德感化，处处以生民为先，身为天下表率，这就是做君主的根本。

诸如唐太宗之类特别明白儒家心思的人，能寡欲，能纳谏，能爱民，就成了儒家眼里的圣明君主。且不说商纣王、隋炀帝，就是汉武帝这样穷兵黩武的也算不上是圣明君主。虽然汉匈之战也是出于保卫社稷的需要。但是儒家不管这一套。

张居正可以说得上是力挽狂澜的神奇人物。他总揽朝政时能力震内阁，化解外患，有力地把万历朝托起，向着中兴而治的方向而去。
张居正的财税改革也确实如在《帝鉴图说》中所忌一样，既为公室谋划，又深体生民之苦，称得上是成功的改革。
只是张居正自己最后落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下场。身后又险些被鞭尸，不免让后人感叹。

一直到明末思宗朱由检时，深感救世之无力，才抚髀思江陵，叹“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一相也。”只可惜，其时世间已无张居正。

最可叹的是，张居正死了仅两年，万历皇帝就亲口指正张居正把持言官，蒙蔽皇帝的视听，这是专权乱政。又说张居正对皇帝忘恩负义，对国不忠。这么尖锐的指责，也不知道这时的万历皇帝心里有多么的黑暗。甚至生出要“断棺戳尸”的念头。最后又总算是姑且免去。
儒家的尊师重道，万历皇帝算是没想到一点。张居正的一番苦心也就白废了。

从今天看来，《帝鉴图说》这本书也多有可取之处。做学问之前先做人，这肯定没有错。不说帝王，单就说做人，懂点孝悌之道，有点仁德之心，只要不是愚腐的，过分教条的，这也是很好的。而有些品德，实足可以让现在教育孩子的家长汗颜。

吃饭的时候，唐玄宗想吃羊肉，让儿子太子李亨为他切肉。切了肉的刀上沾了羊油脂，李亨用饼来擦拭刀刃上的羊油脂。玄宗以为儿子要把用过的饼扔掉，于是看着他很不悦，又没说话。没想到李亨把擦拭过后的饼从容不迫地吃掉了，于是玄宗大悦。
且不说李亨是不是为了取悦父亲，当然也有这种可能。但至少说明一点，勤俭节约在当时是好品德，没有人以浪费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