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宋三百多年中，马匹问题始终被作为一项重要的立国之政，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职官、牧养、买马制度。马政在宋代社会经济、政治、军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有着极大的影响，其间并屡有变化。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作一系统地研究，谬误之处，恳望得到指正。
一　马政体系的建立
　　(一)职官系统的完善。五代时朝廷有马坊使的设置，后唐明宗之初，改马坊使为飞龙使，长兴元年七月，又分飞龙院为左右二院。《资治通鉴》卷274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监牧》。宋太祖时仍相沿未变，到太宗太平兴国五年，改飞龙院为天厩坊，雍熙二年，又改为左、右骐骥院。《太宗皇帝实录》卷34，《玉海》卷149《马政下》均记为雍熙二年十月，《宋史》卷198《兵志》一二记为雍熙四年，误，不取。“国马之政，皆骐骥二院监官专之。”《玉海》卷149《马政下》。随着马匹的增多，监牧之事逐渐繁多，于是在咸平三年始置群牧司，“以内臣勾当制置群牧司，京朝官为判官”《宋史》卷198《兵志》一二。。景德四年，以知枢密院陈尧叟为群牧制置使，“自是率以枢臣专领，以重其事”《文献通考》卷160《兵考》一二。。群牧司设使、副使、都监、判官等官。其职掌是：“掌内外厩牧之事，周知国马之政，而察其登耗。凡受宣诏、文牒，则以时下于院、监，大事则制置使同签，小事则专遣其副使。都监不备置，判官、都监每岁更出诸州巡坊监，点印国马之蕃息者。左右骐骥院勾当官各三人，以诸司使、副及内侍充，掌牧养国马，以供乘舆及颁赐王公群臣、蕃夷，给骑军厩置之用。”《文献通考》卷56《职官考》一○，卷62《职官考》一六。这样，自骐骥院以下及各州监牧，凡涉马匹之事统归群牧司管辖，为北宋马政系统之最高机构。元丰五年改行官制，将群牧司隶属于太仆寺。崇宁二年又规定：“太仆寺依旧制不治外事，归尚书驾部；应马事，上枢密院所隶官司。”以上见《玉海》卷149《马政下》；《宋史》卷164《职官志》四。据《宋史·职官志》二载：枢密院下属有支马房，“掌行内外马政并坊院监牧吏卒、牧马、租课”。引文所说的枢密院所隶官司，当指此。南宋建炎三年四月，“并太仆寺于驾部”《玉海》卷149《马政下》。。以上只是机构归属的变化，并不是马政管理系统的削弱或对马政重视程度的减轻。
　　为了处理各种具体事务，宋代还设有许多专门机构。如牧养上下监，“掌治疗病马及申驹数”；估马司，“凡市马，掌辨其良驽，平其直，以分给诸监”；卖马务，“掌受退而出市之”。即把诸蕃部入市的马匹中，不合规格的驽马转卖给民间饲养。以上见《文献通考》卷160《兵考》一二；《宋史》卷164《职官志》四、卷198《兵志》一二。神宗熙宁七年，又创置提举茶马司，其中买马司专掌招买西北诸蕃马。
　　对于分布在京城之外的诸州牧监，规定由当州知州、通判兼领之，“诸监马置勾当官二员，又置左右厢提点”《宋史》卷198《兵志》一二。。每监根据所牧马匹的多少，配备有饲马兵校若干人。这样，就形成了上下完善的一整套马政体制，以保证马匹买卖、牧养、治疗、取用的顺利进行。
　　(二)监牧制度的完善。北宋代周之初，“时诸州监牧多废，国马无复■息”。宋太祖整顿监牧，“始置养马二务，又兴葺旧马务四，以为放牧之地。分遣中使诣边州岁市马，自是闲厩之马备矣”《文献通考》卷160《兵考》一二。。太平兴国四年，北宋出兵灭亡北汉，并乘胜进攻幽燕地区，得到汾晋、燕蓟之马四万二千余匹，“始分置诸州牧养之”。次年，于诸州“择丰旷地置牧龙坊八，以便牧养”《宋史》卷198《兵志》一二。另据《玉海》卷149《马政下》载，太平兴国五年始称马务、马监为牧龙坊。(景德二年七月，又改称牧龙坊为牧监)。经过太祖、太宗及真宗初年的努力，到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宋朝监牧已颇具规模，京畿地区计有左右天驷监四，左右天厩坊二，统隶于骐骥院；在外之监共十六个，分布在黄河南北地区，即河南洛阳监、大名大名监、BC3A州广平监、卫州淇水一二监、郑州原武监、同州沙苑监、相州安阳监、澶州镇宁监、邢州安国监、郓州东平监、中牟淳泽监、许州单镇监、滑州灵昌监。《玉海》卷149《马政下》。据《宋史·兵志》一二载，淇水监分为第一、第二，原武监《玉海》记为广武，亦据此书改。“又有牧养上下监，以养疗京城诸坊监病马。”《文献通考》卷160《兵考》一二。南方泉州、福州、兴化军一带亦有监牧，其中泉州有浯州、列屿二牧，福州有水峭、龙胡、沥畸、海澶四牧，兴化军有东越、侯屿二牧。《文献通考》卷160《兵考》一二。当时，“凡内外坊、监及诸军马凡二十余万匹，饲马兵校一万六千三十八人”《宋史》卷198《兵志》一二。，宋代马政之盛极于此矣。
　　宋朝诸军之马，“皆本军饲养也”。在外屯戍者就近放牧，禁军之马“每至三月分出于近京州郡放牧，至九月复还本军。”《太宗皇帝实录》卷31。不论内外坊、监还是诸军牧马之地，均“自畿甸及近郡，使择水草善地而标占之”。其牧地最多时是在淳化、景德年间，坊、监和诸军班共计98700顷。《宋史》卷198《兵志》一二。此后，由于坊、监废置无常，经界不明，加之侵冒者的蚕食，牧地渐缩，终两宋之世，再也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凡坊、监牧均置有凉棚、泉井、马厩等设施，“春夏出牧，秋冬入厩”《玉海》卷149《马政下》。。每岁按马数和牧马人数的多寡，拨给相应数量的草、麸料、盐、油、药、糖等类物资，条教其备。
　　骐骥院所管坊、监马匹，大中祥符元年规定，皆春季出牧，孟冬则分别其羸病，就栈饲养，“其尚乘之马，惟备用者在焉。”次年又规定，骐骥院马数必须“旬奏月比”，在此之前则是每日必奏，《续通鉴长编》卷72；《宋史》卷198《兵志》一二。可见宋朝对马匹增减之重视程度。对于诸外监之马的增减，也有详细的奖惩条例。如大中祥符元年制定的“牧监赏罚令”规定：“外监息马，一岁终以十分为率，死一分以上勾当官罚一月俸，余等第决杖。牧倍多而死少者，给赏缗有差。凡生驹一匹，兵校而下赏绢一匹”，“三岁都比，以该赏者闻”。天圣七年改为从通判到官之日起，记录所辖马匹，“岁一考之，官满，较总数为赏罚”。生驹不到四分者，罚；生驹多、死数少者，赏。北宋以大名府、■、卫、相等州七监为孳生监，作为主要繁殖马匹之地，选择良种善马，“合牝牡为群”。群牧司判官每年十二月巡行诸监，“阅二岁驹点印，第赏牧兵”。嘉八年群牧司规定：■生诸监，“每监岁定牝马二千，牡马四百，岁约生驹四百，以为定数”。这次的规定具体简明，易于检查督评。对于新增殖的马匹，治平二年规定：诸监生驹满三十个月，选牡之良者送淇水第二监饲养，满六十个月后，给配诸监为种马；其牝马满三十个月，则本司另立群放牧，满五十个月后，再拨配其他诸监。《宋史》卷198《兵志》一二。从以上规定看，北宋监牧条例已日渐趋于完善。
　　马匹又分为御马三等，给用马十六等。御马为皇帝专用之马，给用马供国家日常各种用途，包括颁赐臣僚、诸军用马、驿铺传送等。宋代国家养马主要满足军事需要，故对诸军配备或补充战马，也有详细规定：“凡配军，视其奉钱之数，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三寸，奉钱自一千至三百，为四等，差次给之，至五月权止。外州军士阙马，先奏禀乃给。”凡阙马军士，“视其阙之多寡，以分数配填”。随着军事局势的变化，各个时期诸路配填的比例也不同。如庆历四年，“诏陕西、河北、河东填五分，余路填四分”。至和元年，“诏军士戍陕西、河东、河北填七分，余路填六分”《宋史》卷198《兵志》一二。。
　　(三)买马制度的健全。宋代的买马分为四种形式：一曰券马，即“戎人驱马至边，总数十、百为一券，一马预给钱千，官给刍粟，续食至京师，有司售之，分隶诸监”。一曰省马，即“边州置场，市蕃汉马团纲，遣殿侍部送赴阙，或就配诸军”。另一种称马社，指的是“陕西广锐、劲勇等军，相与为社，每市马，官给直外，社众复裒金益之”。还有一种称括买，指“军兴，籍民马而市之以给军”《宋史》卷198《兵志》一二。总括起来说，宋代买马不外两种对象，一种是周边少数民族马，主要方向在西北；另一种即国内民间马。太祖、太宗两朝由于战事较多，向周边少数民族买马还未形成制度，故多次括买民间马，以“补战骑之阙”《太宗皇帝实录》卷34。。此后虽逐渐减少，但仍不失为补充官马的一种形式。北宋市买蕃马主要在河东、陕西、川峡三路，对象是吐蕃、回纥、党项、藏牙、白马、鼻家、名市诸族。对西南诸族的买马，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因为这里所产之马皆“驽骀下乘”，不可备行阵之用。泸州知州何悫说：“西南夷每岁之秋，夷人以马请互市，则开场博易，原以金缯，盖饵之以利，庸示羁縻之术，意宏远矣。”《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四。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当时将这类马统称为羁縻马。
　　宋代买马对马龄或尺寸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划分等级，按等给值。凡券马到京师后由估马司定其值，“自三十、五十至(八)千，凡二十三等，旧选三岁至十七岁者”。景德二年诏：只市四岁至十三岁者。沿边买马之州皆置有买马场，由主要官员按等招买。如康定元年，规定陕西等路括买战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二寸，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千，凡五等”《文献通考》卷160《兵考》一二，括号内字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补。。官府对马价及马龄、尺寸的规定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市场和军事需要的变化，其规定也时时改变。如康定二年，由于以前所定等级偏高、价格偏低，买得马匹不多，诏河北军州市马“宜增值。第一等二万八千、第二等二万六千、第三等二万四千、第四等以下及牝马即依旧直，仍自第二等以下递减一寸”。《宋史》卷198《兵志》一二。这个价格已相当高了。为了鼓励官员尽职，宋代还规定“买马及三千匹者转一官，比但以所买数推赏，往往有一任转数官者”。熙宁三年规定按朝廷所定买马额，“以十分为率，买及六分七厘转一官，余三分三厘均为三等，每增一等更减磨勘一年”。南宋初，改为推赏以马送到京师的实收数为准，如果死于途中，则“黜降有差”《宋史》卷374《赵开传》；《续通鉴长编》卷218。。神宗熙宁时，创立茶马法，专以蜀茶交易马匹，影响后世最为深远，详情后述，就不多说了。
　　宋代对私人买马限制颇严，真宗咸平五年，还制定了“秦州私贩马条例”，规定：“自今一匹仗一百，十匹徒一年，二十匹加一等，三十匹奏裁。其马纳官，以半价给告事人。”《续通鉴长编》卷51。即使官员私买马也不允许，以保证政府对马匹的控制。但是由于官府买马“市良而弃驽”，又不准民间私买，蕃人往来驱赶，死于途中不少，获利不多，使得交易马匹减少，影响了政府用马。所以有时也允许私人买马，但良马必须卖给官府。总的看来，有宋一代禁止私贩的时候多，开禁的时候少，开禁只是调整马匹交易的权宜之计。

二　北宋茶马贸易
　　茶马贸易在宋代是指以蜀茶博马。早在太平兴国八年就开始以布帛茶及他物与蕃人交易马匹了，《宋史》卷198《兵志》一二。只是这时所用交易的茶叶是否蜀产，就不得而知了。用蜀茶在陕西买马最早始于英宗治平元年，由于当时在四川地区实行榷茶的时机尚不成熟，贾大泉：《宋代四川地区的茶叶和茶政》，《历史研究》，1980年4期。运输东南茶叶交易马匹路途遥远，得不偿失，官府没有掌握稳定的茶叶货源，故茶马交易只是偶然为之，尚不成制度。神宗熙宁七年在四川开始实行榷茶，先从成都、利州路开始，后推行到梓州路。夔州路由于茶货甚少，终北宋之世始终未实行榷茶政策。与此同时，也创立了茶马贸易制度。那么，宋朝政府实行茶马贸易的原因何在呢?首先，是为了解决铜钱、白银的外流问题。宋朝每年用来买马的白银，至和年间，仅秦州一处就达10万两，其他各地尚不在其内。《宋史》卷198《兵志》一二。所用铜钱，每年也不下数十万贯，而蕃人得之，“销钱为器”，《宋史》卷198《兵志》一二。其所需内地货物，只用马匹等物交换，并不用铜钱、白银购买，这样就形成宋朝银、钱只出不入，长期以往就使宋朝难以负担了。何况宋朝实行的是禁止铜钱外流政策，买马用钱正好和这一政策相抵触，马匹乃军国必需，又不能不买，寻求改变这一状况的办法势所必然。其次，是增加买马额的需要。宋朝在熙宁七年前，每年买马多不及额。宋初每年买马5000余匹。《宋史》卷198《兵志》一二。皇五年，丁度说：“岁市马二万二百，才能补京畿塞下之阙，自用兵四年，而市马才三万。”《文献通考》卷160《兵考》一二。平均每年7500匹。熙宁三年，下诏优奖买马官员，鼓励多买马匹，才及一万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8。有时也能达到万匹以上，但多是提高马价的结果，而且良驽不分，不少马“不堪骑用”。造成这种状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蕃人“其所嗜惟茶，而乏茶为市”《宋史》卷167《职官》七。，“钱非蕃部所欲”《文献通考》卷160《兵考》一二。，故卖马积极性不高。实行茶马贸易后，马匹迅速增长，第二年即熙宁八年，熙河路就买马15000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9。绍圣中，增为20000匹，“后遂以为定额，特诏增市者不在此数”。《宋史》卷198《兵志》一二。再次，乃是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多食肉乳类，需要大量茶叶，所谓“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续文献通考》卷22。茶叶贸易是宋王朝羁縻少数民族的重要政治和经济手段。从军事上看，熙宁年间宋朝对熙河用兵，战马用量增加，为保证军事用马及筹集军饷，同时满足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要，宋朝自然不会舍近求远，榷禁距离西北较近的蜀茶势所必然。
　　关于茶马贸易的机构，《文献通考》卷62《职官考》十六“都大提举茶马”条载：“宋熙宁七年始，三司盐铁判官李杞、三司勾当公事蒲宗闵，经画川蜀买茶，充秦凤、熙河路博马。就除提举成都府路买茶公事。杞于秦川，宗闵于成都置司。后改名都大提举茶马事，”“置都大提举及主管、同主管”等官。熙宁十年，“又置群牧行司，以往来督市马者”《宋史》卷198《兵志》一二。。由于茶司、马司分别经营，互相之间矛盾颇多，为了消除矛盾，其后茶马司机构颇有分合。冯永林同志在论这个问题时，认为茶马二司直到宋哲宗时期方才合一，冯永林：《宋代的茶马贸易》，《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2期。下面凡涉及冯文，均见此。是不对的。据《续通鉴长编》卷267载：神宗熙宁八年八月，“提举成都府、利州、秦凤、熙河等路茶场李杞言：‘卖茶、博马，乃是一事，乞同提举买马。’”于是二司首次合并。《宋史·兵志》十二，《文献通考·兵考》十二，也有相同的记载。此后二司一度又分开，到了元丰四年，群牧判官郭茂恂又言：“茶司既不兼买马，遂立以害马政”。要求二司并为一司，故再度合之。见《文献通考》卷62《职官考》一六，《玉海》卷149《马政下》，《续通鉴长编》卷314也有相同记载。但《通考》说：“盖茶马司始合于此时也”，却是错误的，忽略了熙宁八年的合并。“久之，买马司复罢茶事。自李杞建议，始于提举茶事兼买马，其后二职分合不一”《文献通考》卷160《兵考》一二。。直到徽宗崇宁四年，二司再度合一后，“自始职任始一”《宋史》卷198《兵志》一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宋王朝依赖川茶所入开支西北军费，所谓“川茶，熙河一路经费所仰”《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之三六。，又要用博易马匹，致使一茶二用。由于“唯雅州名山茶最为羌人贵重”《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九一。。所以熙河路买马几乎全用名山茶。而名山茶茶利甚大，如在雅州不满十贯之茶，运到秦州则可以卖到三十至四十贯的价钱，这样茶司就不愿把过多的名山茶用于买马，致使买马额不足。而宋王朝在战事紧张急需战马之际，就支持马司主张，以合并二司来解决矛盾，当战事平息经费紧张之时，又转而支持茶司，甚至不惜将二司分开，造成了二司的分分合合。
　　实行茶马贸易之初，买马场设在原、渭、德顺军三处，后罢之，改置熙、河、岷、通远军、宁河寨、永宁寨六场买马。所谓茶马贸易，最初也不完全以茶货支付马价，往往以买茶所入之钱支付马价，如熙宁中李杞经办蜀茶时，就将其年入的40万贯钱用作熙河路博马、籴粮的经费。熙宁九年时，熙河路买马司言：由于本司缺钱买马，“欲乞马价尽用茶货折之，若马客愿贴钱就整请茶者亦听，候所贴见钱数多，即许与茶兼支，庶几公私两便。其年额博马茶货，乞令茶场相度合用数支拨与四场，候数足，然后以剩数拨与转运司籴买粮草”，从之。《续通鉴长编》卷274。可见此前并无全用茶货支付马价，又由于茶司所给买马经费不足，故才请求满足年买马额后，再以所余之数籴买粮草。此后买马一直是茶货、金帛兼用，元丰四年前甚至一度“专用银绢及钱钞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也是茶、马二司分立的结果。茶司因高额茶利所致，不愿拨茶与马司，只给茶息，“不如蕃部所欲，致所买马数不多。”故元丰四年七月，郭茂恂再次上言：“欲专以茶博买马，以彩帛博买粮谷，及以茶、马并为一司。”神宗下诏从之，并规定“其雅州名山茶，令专用博马，候年额马数足，方许杂买”《续通鉴长编》卷314。。“自是蕃马之至者稍众。”《文献通考》卷160《兵考》一二。此后买马或用银绢，或用茶货，变化不一，故买马年额也时升时降，大体在20000匹上下波动。徽宗初期买马数量较多，有时甚至突破年额(20000匹)，如崇宁四年，提举官程之邵、孙鳌标就额外市马20000匹。西南买马量也有所增长，崇宁五年，仅黎州一处就市马4000匹，戎、泸、播等州也有少量的马匹买进。出现这种盛状是由于此时买马采用元丰成法，专以茶货易马。但是，大观以后由于徽宗生活奢侈，朝政混乱，“川茶不以博马，惟市珠玉，故马政废缺”《文献通考》卷62《职官考》一六。。
　　关于每年买马所用茶额问题，冯永林同志根据《缙云文集》卷4的记载，说元丰初年为20000驮，又根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五一的记载，说元丰元年规定陕西诸路买马茶额为：秦州6500驮，熙州19000驮，岷州4000驮，通远军7600驮，永宁寨6000驮，河州1500驮，总计43600驮(一驮100斤)。《栾城集》卷36《论蜀茶五害状》：“一人日般四驮、计四百余斤。”，元丰初年即元年，这样两个数字就互相矛盾了。而且还说：“宋神宗元丰时约一驮茶换一匹马”，据此推算陕西年买马额竟高达43000多匹，当时无论如何不会有如此巨大的数额。实际情况是当时年买马额不足20000匹，按照上面的茶马比价，则前一数量可靠。那么，《宋会要》记载的数字是否不可靠呢?也不是。根据《续通鉴长编》卷289的记载，元丰元年五月，“提举茶场司言、岁运官茶四万驮馈边”。由于是请示工作的奏章，故所列数字只是整数，不列零头，实际这两种记载是相符的。既称“馈边”，可见不专是用来买马，其中也包括籴粮用茶在内，所以元丰元年买马茶额实际为20000驮，加上籴粮等用茶共四万余驮。宋徽宗以前，陕西买马用茶年额一般均在20000驮上下波动，崇宁时期，由于买马额稍有增加，加之马价变动，年用茶额遂增至50000驮以上，为北宋最高数额。关于蜀茶的搬运、茶***价，冯永林已作了详细的论述，就不赘述了。

五　小　结
　　以上论述，基本将两宋三百多年马政的建立、演变、衰落过程勾划清楚了。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宋代马政的特点，有必要和其相承继的唐代马政作一简单比较。
　　首先，唐代牧监主要分布在辽阔的西北地区，为牧草资源丰富的天然牧场，地理与气候均适宜马匹的生长与繁殖。而宋代则国土相对狭小，缺乏天然牧场，牧监主要分布在重要农业区的黄河南北地区。不仅影响马匹质量和数量的增长，而且和农业争地严重，对农业的发展以及国家租赋收入的增加都有一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化了农民阶级与封建政权的矛盾。故每当对外军事斗争缓和或阶级矛盾激化时，总有一部分官吏站出来要求还田于民，或者压缩牧地面积出佃以增加租税收入。
　　其次，唐代监马最多时达706万匹，开元时仍有45万匹，《通典》卷25《职官典》上。从而保证了装备军队和国家其他方面的用马需求，唐前期国力强盛、边防巩固，和其马政的成功有极大关系。宋代马匹最多的真宗时期，牧监及诸军之马总共才20多万匹，熙宁初只有163600匹。《文献通典》卷160《兵考》一二。而宋代军事局势却比唐代严峻得多，先后与辽、夏、金、蒙古等国对峙，每当局势紧张时，便要强括民马和增加买马数额，使阶级矛盾激化，国家财政支出困难。由于马匹不足，每给诸军拨马，“例不及其元额”，有时甚至补充不到所缺数的一半，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宋军的战斗力。使其始终建立不起强大的骑兵部队。而其敌国却往往拥有充足的马源和强大的骑兵部队，使宋军在战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加剧了宋朝的“积弱”之势。尽管宋朝“积贫”、“积弱”的形成有种种原因，马政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恰恰却被忽略了，应该引起充分地重视。
　　再次，由于以上问题及其他种种复杂原因，使宋代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激化，这些社会矛盾又不可能不反映到统治阶级内部来，从而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官僚政治集团，他们围绕着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延续宋王朝的统治展开了激烈地斗争。主张革新的官僚不断地发出改革的呼声，庆历革新、王安石变法，便是他们实施政治主张的具体尝试，马政乃军国大事，当然不会不有所涉及。另一派官僚则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只有坚持祖宗法制宋朝才能延续，因而极力地反对变法。于是，随着不同派别人物的执政，便导致了马政的频繁变动，尽管有些做法比较适合宋代的社会情况，是解决农业区发展养马的较好办法，也不能稳定地执行下去。如保马法、户马法、给地牧马法等，实践已经证实可以减少马匹死亡率，增加马匹繁殖率，解决农牧争地问题，缓和阶级矛盾。由于可以蠲免部分赋役，农民一般也可以接受这一政策，户马法初行时，仅京畿百姓就有1500户，保马法初行时，禹城一县有448户，自愿投牒响应，《文献通典》卷160《兵考》一二。便是很有力的证明。反对派只看到新政策存在的问题，看不到其成绩及可行性，不知去调节完善这些政策，而是一概地予以罢废，结果造成严重的后果。由于政策的多变，不仅使马政更加混乱，马匹数量下降，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是一个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唐代马政则相对比较稳定，围绕这个问题的斗争也没有宋代这样激烈。
　　最后，谈谈买马问题。唐代主要是同回纥进行绢马贸易，由于钱币紧缺，绢在当时是作为货币来使用的，随着买马额的增多，曾对唐代财政带来极大的压力。宋代买马虽然也掺用银绢，但主要用茶叶(或茶息)博马，同少数民族互通有无，财政压力相对也轻一些，具有比较积极的历史意义。它一方面解决了宋朝的部分用马，另一方面加强了内地与周边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往来，密切双方关系，增强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内聚力，所谓“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能改斋漫录》卷7。。实行茶马法前，宋朝常遣人到蕃部招马，实行后，变为“遇蕃部马至即受之，无辄遣人招诱”《续通鉴长编》卷256。。可见吸引力之大。我们肯定茶马贸易的积极作用，更多地也是从这个意义出发的。但是也应注意到，北宋为了保证买马，在四川实行榷茶法，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重了当地人民的经济负担，使他们遭受了种种苦难，也是不应忽视的。(原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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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玉】宋代马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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