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如果说宝钗冷淡，那林黛玉岂不是更冷淡。
对于晴雯的死不仅不同情，还满面含笑的出来，真过分

真的，知乎上给我推送的关于红楼梦的问题真的是能气死我
今天又给我推了一个
我说这帮人这么牛逼，自己写本红楼梦呗
直接设定整个朝堂都是林带鱼的嫁妆我都不说什么

这是早就批驳过的诬钗谬论了，见《论宝钗》第十一章：
关于柳湘莲一事，过去那些拥林派评红者只看见柳湘莲驱散强盗，好象“救”薛蟠一命，就认定他是薛家的救命恩人，但这些论者却丝毫没注意到，脂砚斋早就提醒过读者：柳湘莲后来是做了强盗，他跟那些强人其实是一伙的！关于这一点，读者不妨看看甄士隐应和跛足道人而作的《好了歌注》：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第1回）
此处，甲戌本有两条相关的脂批：
言父母死后之日。（甲戌本第1回侧批）
柳湘莲一干人。（甲戌本第1回侧批）
小说第40回中，作者在交代柳湘莲出身时，说：“那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以至眠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根据脂批，这么一个浪荡子，后来显然是做了“强梁”。“强梁”也就是强盗。既然如此，薛蟠遇盗一事，也就很可能另有蹊跷了。从表面上看，是柳湘莲把贼人赶散，夺回货物，救了薛蟠的性命。然而，稍作进一步的分析，柳湘莲就算有些武功，又如何能够轻而易举地将“一伙强盗”都打走赶散呢？因此，更大的可能是他同那伙贼人原本相识，甚至干脆就是一伙的。事先设好圈套，到时候只要假作打斗一番，那伙贼人自然就会归还财物，然后作鸟兽状散去。再往后，这些贼人就可以利用柳湘莲与薛蟠的关系，把薛家在全国的商业网络变成他们窝藏和销赃的渠道。这可是比直接掠夺薛蟠财物要大得多的买卖！我们再从柳湘莲的角度看去，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当初柳湘莲打了薛蟠以后是“惧祸走他乡”，仓促之间不会携带太多的财物。而这么一个浪荡子又不事生产，且喜好赌博吃酒、眠花卧柳，久后手上必然拮据。因此，被贼人拉下水，一起做了强盗，这也是很顺理成章的。薛蟠与柳湘莲拜了兄弟，到时候，柳湘莲固然随了那跛足道人一走了之，而薛蟠却因为同江洋大盗拜过兄弟，还不知不觉中参与了销赃，从而遭到官方查处，进而遭致家族倾覆的后果，也不是不可能的。由此，宝钗何以对柳湘莲出走的事情表现得“并不在意”，又为何仅用一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来劝慰母亲对柳的悲哀，这就很好理解了：因为宝钗早就隐隐约约地察觉到了柳湘莲这个人的身份不明！甚至还可能意识到了这里面说不定存在着某种阴谋。只不过，宝钗是厚道之人，现在尤三姐已死、柳湘莲已出家，薛姨妈正在伤心之际，她又如何把她的忧虑向母亲直说呢？故而，只有用“犒劳伙计”稳住母亲的情绪，在慢慢查访得实以后，再来向母亲禀报。而这居然就成了什么“内心冷酷”的一条“罪状”！难道对于柳湘莲这个足以害得自己家家破人亡的“强梁”、“祸根”，那宝钗就竟然不能表示出一点点冷静和怀疑吗？这也未免太可笑了吧！

我们先来重点看看林黛玉是如何对待刘姥姥这一贫苦的农村老太太的。按《红楼梦》第40至41回所写，刘姥姥第二次来到贾府，由于得到了贾母的喜爱，被特别准许进入大观园游赏。可怜这么一个贫穷的乡下人仅仅为了改善一下生活，就不得不在贾母等贾府女眷面前故意装疯卖傻，充作“女篾片”，以博得她们的欢心。比较厚道一点的人，比如宝钗、迎春等等都不忍心当面取笑这个被生活所逼迫的可怜人。但林黛玉的态度又如何？黛玉却径直把刘姥姥当作了牲畜和虫豸，带头加以嘲笑、刻薄。比如，第41回，黛玉因看见刘姥姥食量大便将其比做了“牛”：
黛玉笑道：“当日圣乐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第41回）
第42回，刘姥姥走后，林黛玉跟众姐妹谈起她，又将她比做了“母蝗虫”：
林黛玉忙笑道：“可是呢，都是他一句话。他是那一门子的姥姥，直叫他是个‘母蝗虫’就是了。”（第42回）
林黛玉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寄居在贾府里白吃白喝的人，但她却瞧不起刘姥姥这样的“打秋风”的人，只因后者是农村的。以所谓的“反封建”的立场上看，这不是剥削阶级在歧视、压迫劳动人民么？这又是不是林黛玉“内心冷酷”的表现呢？这又是不是黛玉“对于弱者、不幸者的无情”呢？宝钗还没把金钏怎么样，只说她如果因为无足轻重的小事就跳井自杀，便“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这就成了所谓的“冷酷无情”。相比之下，黛玉却是有意要在那里带头作践刘姥姥的人格，以供自己取乐。依同样的标准，林黛玉的表现是不是应该比“冷酷无情”的性质还要严重呢？这又该不该算作是黛玉的残忍暴虐呢？

如果说刘姥姥一事尚不涉及到人的性命与生死，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林黛玉又是如何对待晴雯之死的：
话说宝玉祭完了晴雯，只听花影中有人声，倒唬了一跳。走出来细看，不是别人，却是林黛玉，满面含笑，口内说道：“好新奇的祭文！可与曹娥碑并传的了。”宝玉听了，不觉红了脸，笑答道：“我想着世上这些祭文都蹈于熟滥了，所以改个新样，原不过是我一时的顽意，谁知又被你听见了。有什么大使不得的，何不改削改削。”黛玉道：“原稿在那里？倒要细细一读。长篇大论，不知说的是什么，只听见中间两句，什么'红绡帐里，公子多情；黄土垄中，女儿薄命'。这一联意思却好，只是‘红绡帐里’未免熟滥些。放着现成真事，为什么不用？”宝玉忙问：“什么现成的真事？”黛玉笑道：“咱们如今都系霞影纱糊的窗槅，何不说‘茜纱窗下，公子多情’呢？”宝玉听了，不禁跌足笑道：“好极，是极！到底是你想的出，说的出。可知天下古今现成的好景妙事尽多，只是愚人蠢子说不出想不出罢了。但只一件：虽然这一改新妙之极，但你居此则可，在我实不敢当。”说着，又接连说了一二十句“不敢”。黛玉笑道：“何妨。我的窗即可为你之窗，何必分晰得如此生疏。古人异姓陌路，尚然同肥马，衣轻裘，敝之而无憾，何况咱们。”宝玉笑道：“论交之道，不在肥马轻裘，即黄金白璧，亦不当锱铢较量。倒是这唐突闺阁，万万使不得的。如今我越性将‘公子’、‘女儿’改去，竟算是你诔他的倒妙。况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故今宁可弃此一篇大文，万不可弃此‘茜纱’新句。竟莫若改作：‘茜纱窗下，小姐多情；黄土垄中，丫鬟薄命。’如此一改，虽于我无涉，我也是惬怀的。”黛玉笑道：“他又不是我的丫头，何用作此语。况且小姐丫鬟亦不典雅，等我的紫鹃死了，我再如此说，还不算迟。”（第79回）
按小说第78至79回所写，晴雯死了，贾宝玉为之悲伤不已，特意作《芙蓉女儿诔》以祭奠她。宝玉读诔文，焚帛奠茗，犹依依不舍。可林黛玉却并没有为晴雯之死流下一滴眼泪，反而兴奋得“满面含笑”，兴致勃勃地跟宝玉探讨起诔文中的词句优劣。当宝玉提议把《芙蓉女儿诔》中的所谓“红绡帐里，公子情深；黄土垄中，女儿命薄”改为“茜纱窗下，小姐多情；黄土垄中，丫鬟薄命”，以算作黛玉给晴雯的祭文时，黛玉却一口拒绝了宝玉的这种“多情”，说是“他又不是我的丫头，何用作此语”、“等我的紫鹃死了，我再如此说，还不算迟”。依照所谓“冷酷”论的标准，林黛玉不仅对于晴雯之死无动于衷，没有任何悲伤之感，反而还只顾着“满面含笑”地欣赏诗文，连晴雯曾经帮助宝玉给她传递手帕的旧情也不管不顾了，这又是不是黛玉从骨子里散发出的一种“透心彻骨的森然冷气”呢？那林黛玉又算不算是一个“漠视生命”、“冷之入骨”的人、一个“冷静到冷酷的冷美人”呢？以上“满面含笑”四字赫然出现于曹雪芹的原文中，这又是不是说明了作者对黛玉的贬斥真是到了入骨剔髓的程度呢？
很显然，只要抱定了攻击和诋毁的想法，用这种捕风捉影和以偏概全的手法推演开去，我们是不难把包括林黛玉在内的任何红楼人物都描绘成一副青面獠牙的模样的！更何况，跟其他人相比，尤其是跟宝钗相比，黛玉身上的道德污点还更多、更明显。除了上面举出的作践刘姥姥和漠视晴雯之死二事以外，像第29回中林黛玉冷笑进谗、攻击宝钗的事例，还有第34回中黛玉贼喊捉贼、挖苦宝钗的事例，这些还倒更臻于所谓“一冷入无情”的境界。所以，如果真要一碗水端平，采用相同的标准去展开评判话，那林黛玉反而是更容易被评论者贬斥到入骨剔髓的程度的！

脂评宝钗“待人接物，不疏不亲，不远不近。可厌之人，亦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密之情，形诸声色。”
可见其对人对事基本一视同仁，就跟佛祖看众生一样。
而且默默地帮助过很多人。
而那种过分热情，不是没分寸的僭越就是咋咋呼呼的假客气，更可呕吐。
所以宝钗的“冷淡”挺好的。
不打扰就是她的温柔，她的慈悲。

况且薛宝钗不认识尤三姐，为其呼天抢地涕泗横流也是很莫名其妙吧？大概耗子粉认为只有嚎出来才是同情吧？
事实上，就连迎春被下人辖制，林耗子都没有同情迎春，而是只想到了自己，嚎叹“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屁话。
柳湘莲那事更是扯淡，薛蟠哭着找了三天了，放着一家子风尘仆仆的伙计老小不管不问，谁家不是拉家带口的？呼天抢地闹闹哄哄去强追“自愿出家”的浪子柳湘莲？怕不是自作多情。
追回来以后呢？把柳湘莲捆起来？
**的耗子粉，真不明白人各有志、强扭的瓜不甜？

宝钗不认识尤三姐，倒是尤二姐进大观园后，宝钗为她担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