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相尊重主权和其辖区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市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

说的好！
太原有什么好的呀？~榆次没必要进入太原！！！

我们不是领导，做不了这个主！
但对于 魏榆 对两地的关系还是代表一部分榆次人的观点！
如果省政府能够采纳，那在好不过了，多个少个榆次对太原又没影响，太原依旧可以做大做强！那第七个城区就是我们太原古交或清徐，那最好~~~
呵呵~

榆次最好归太原，要不就让晋中市的SB们给毁了！！

空气污染,堵车,房价贵,臭水沟,街道不干净,小偷多尤其是服装城!
这就是榆次人对太原的印象.

多个少个榆次对太原又没影响，太原依旧可以做大做强！那第七个城区就是我们太原古交或清徐，那最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从建国后省委省政府就重点率先发展太原了,全省就提拔的一个大城市,结果呢?????
相反现在晋城,长治,临汾,运城等都发展起来了,大有在3\2年内超过太原之势,而太原又提出了率先发展的荒唐想法,夺取了政策上的优势,如果太原再发展不起来,那可是丢人了!

同意7楼的说法！不过太原这几年一直在加快发展，我相信太原会好起来的！

太原会好起来的，太原加油！榆次加油！

榆次归于太原便于统一规划发展，有利山西经济发展的事何不快办呢

是好事，但总有些人出于个人利益，而成为山西发展的阻碍

太原的范围不应扩大。榆次归晋中，比较有利于发挥晋中晋商文化的旅游优势�

2005年山西各市GDP和人口 
太原 890亿 320万 
临汾 500亿 405万 
运城 475亿 493.2万 
长治 395亿 314.7万 
大同 345亿 301.7万 
晋中 330亿 303.99万 
晋城 315亿 216万 
阳泉 200亿 128.95万 
忻州 155亿 292万 

2005年山西各市GDP 
 人均是这样的： 
太原２７８１２.５０ 
阳泉１５５０９.８９ 
晋城１４５８３.３３ 
长治１２５５１.６４ 
临汾１２３４５.６８ 
大同１１４３５.２０ 
晋中１０８５５.６２ 
运城９６３１.９８ 
吕梁 9090.9 
忻州５３０８.２２ 
 
山西境内太原是一城独大。不存在省内其他城市超过的问题。

撤销地级市，分三步实现“省管县”战略。昨天，在本次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民族画院常务理事赵秀云提交提案建议。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民政厅副厅长杨春兴也提交提案，建议国家尽快解禁县改市，县改市辖区、乡改镇。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则提出，加速试行省直管县的进程，改革后省管的各市县，除直辖市外，可按地域面积、人口、经济规模等几个硬指标，制定政府机构人员的编制以及权限标准。

 
 
 
 
 
 
 
　　省直管县三步走

　　赵秀云介绍，据测算，一个中等地级市每年财政支出在5亿元左右，全国260个地级市、区算下来，就得1300亿。而且，由于市县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竞争多于合作。地级市的主要精力放在市区附近，并没有很好地带动县域经济。

　　赵秀云提出”省管县”的三步走战略，首先赋予县相当于地级市的经济和社会管理审批权，在财政和审批体制上形成“兄弟”关系；第二步在条件成熟的地方二者脱钩，直接由省直管县；第三步在一些经济发达和地位重要的中心城市，实现中央直辖，用增加直辖市的办法，划小省的管理范围。昨天，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民政厅副厅长杨春兴也提交提案，建议国家尽快解禁县改市，县改市辖区、乡改镇。

　　重划地方政府权限

　　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也指出，现行的政府层次多，政令难以畅达，也抑制了各层级政府的能动性的发挥，影响了资源优化配置。而减少行政层次乃是治本之策，加速试行“省直管县”应该尽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但是，与赵秀云不同的是，周晓光建议：由省直管县(市)后，不要撤并市一级的级别，以保持这一级行政的稳定。同时，省管的各市县，除直辖市外，可按地域面积、人口、经济规模等几个指标，分为大城市、中等市、县和县(市)，并制定政府机构的编制和权限标准，以利实行。此外，对于一些多余的行政人员，可向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分流，也可在一省范围内余缺互补。

　　访谈动机

　　“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

　　这无疑会重新凝聚起人们对财政“省管县”从理论探讨到实践操作的兴趣。

　　当初“市管县”的初衷，是发挥中心城市的经济优势，对附近落后县乡产生辐射效应。但是一种“市刮县”的说法，向人们传递更多的是：“市”在行政权截留、以县养市、束缚基层经济管理空间等方面的种种弊端。

　　“省管县”改革同样衍生出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至少，这项改革天然地适合浙江这种省域面积不大，县域经济发达的地方，而新疆、西藏这种面积大，通讯交通欠发达，而且基层经济落后的地方，省直管县的难度就会很大。此外，省管县是政策框架，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刺激县域经济自身的造血功能？凡此种种，都期待解答。

　　“省管县障碍在市级不放权”

　　人大代表、省市县官员、行政管理专家接受本报采访谈省管县改革

　　“省管县”消解“政权截留”

　　●“县城要发展，就必须有一定的自主权，更要有经济管理权，不然就没有积极性了。”

　　新京报：目前全国已有省份试行财政“省管县”，你如何看待“省管县”改革？

　　李钟熙：“省管县”是很好的制度，我当了9年县长，经历了“省管县”的变化过程，完全有资格这么说。长白县是从去年转为“省管县”的，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行政成本降低了，办事效率高了。

　　目前，在整个经济发展格局中，“县经济”处于劣势，“省管县”可以调动县城的主动性、积极性。绝大多数县城都在城乡接合部，“向上”影响城市，向下影响乡村，所以，“县经济”发展起来了，不论对城市，还是农村，都是有利的。但是，县城要发展，就必须有一定的自主权，更要有经济管理权，不然就没有积极性了。

　　汪玉凯：我是赞成这项改革的。早在1982年，我们当时的改革是实行“市管县”。过去一个中心城市有两个政权，比如苏州市，既有苏州市管几个区，还有一个苏州行署，它是江苏省政府的派出机构，管苏州市周围几个县。后来为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把地区行署撤销，让中心城市把周围的县管起来，实行市管县。


　　现在除少数民族地方还保留有自治州和地区行署外，绝大地方都没有了。

　　“市管县”有它有益的一面，但是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一个就是省不能直接管县，中间有市，而市不像过去的地区行署，因为地区行署是省的派出机构，不是一级政权，现在的市都有人大，是一级政权，这样市就把整个县管起来了。省的各种政令只能下到市，通过市再到县，县再到乡镇。多增加了市一级政权，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一些市就把大量的政权截留了，包括经济上等各个方面的，很多资源就到不了下面了。

　　刘永忠：目前在财政上“省管县”还只是搞了几个试点。但这个只是经济上的，与行政体制上的改革是两码事。

　　新京报：县的经济管理权受到限制，市级政府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主要城市的建设中，也就是俗称的“市压县”、“市刮县”，你认同这种说法对吗？

　　李钟熙：这种说法不确切，没有解释清楚县城跟城市的关系。有“市压县”、“市刮县”这种说法，大概是因为过去的“剪刀差”，就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现在没有牺牲农业发展工业这个问题。

　　但是，由于一些农民工进城后，无法与城里人享受相同的国民待遇，比如医疗、养老。而且即使不进城，农民的待遇也不能跟城市相比，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是每月几百元钱，这是一些地区农民的全年最低生活保障费。因此，一些农民现在还认为“市压县”、“市刮县”。

　　新京报：既然东部省份推行“省管县”，激活了县城的增长潜力，陕西今年是否会采取这个模式？

　　陈德铭：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不过，陕西今年会推行一些改革放权试点。这些“试点县城”将在经济发展的决策上、程序上，有更多的机动能力。但是，这些试点必须具备一定的实力，拥有一定的“收入水平”，比如有的县城年收入仅几百万，很多事情都依靠省市的转移支付，这样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推行“省管县”，更不可能成为放权试点。

　　省情不同改革难度不一

　　●“有的省面积很大，省管那么多县，恐怕很有难度；过去管理体系有惯性。”

　　新京报：当前推行省管县，最主要的障碍在哪里？

　　刘永忠：如果在中国要实行这种中央到省再到县的三级行政体制，相对很难。因为中国土地很大，各个省面积也很大。一个省要管那么多的县，恐怕很有难度。但主要还是看这个省的经济实力，你自己带动的话，你要看你的马力有多大，能不能拉动全省几十个上百个县。但在经济发达地址，像我们江苏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汪玉凯：要发挥县的作用，必须调整县、市、省三者之间的纵向关系。我觉得主要障碍还是在地级市，它肯定是不愿意放弃对县的管理权的。此外，这个改革措施，肯定比较适合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区域比较小的地方实施，像新疆、西藏的行政区域面积非常大，省直接管肯定存在困难，而江苏、浙江实行就容易很多。因此，这种做法绝对不能“一刀切”地推行，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陈德铭：与其他省份相比，陕西工业化水平低，起步晚，农村贫穷面大。目前还有近600万贫困人口。陕西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跟苏州没有可比性。陕西应该选择符合地域特点的发展模式，利用好自身的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文化资源。

　　李钟熙：障碍主要是过去管理体系的惯性，而且市级、县级管理权限划分有盲区。比如同一个会，有时候会开两次，市里一次，省里一次。

　　行政省管县是大势所趋

　　●“光财政不管，行政管，很多矛盾还是很难调和”

　　新京报：目前试行的是财政“省管县”，你认为有无可能最终实现行政“省管县”？

　　汪玉凯：现在全国有4百多个地级市，2千多个县，加上县级市大概有2700多个县。县的经济发展不起来整个国家经济都会受到很大影响。我认为，从财政上的省管县发展为行政上的省管县，是改革发展的必然方向。否则光财政不管，行政管，很多矛盾还是很难调和。

　　刘永忠：对于行政“省管县”现在我们还没有具体成熟的想法，而且也没有搞过试点，所以还不好讲。

　　李钟熙：财政“省管县”首先是缩减了行政环节，节约了成本；(县)有了固定资产投资等财政项目的自主权。从2003年开始，长白县开始办一个投资额2000多万的人参加工项目，两年进展不大。去年转为“省管县”，一年之内，厂房、设备都办完了。

　　我认为，从财政“省管县”到行政“省管县”，这是大势所趋。“市管县”的意图应该是城市带动县城发展，但是，有的城市没有这个带动能力。如果中心城市经济很发达，比如那些沿海城市，这个问题不明显。但是，如果中心城市欠发达、很落后，这个问题就很突出。整理县资源，“支援”市资源，这个思路不现实。县城是联系城市和农村的中间环节，应该注重县城经济发展，带动城市和乡村。

　　新京报：那么，从财政“省管县”到行政“省管县”，还需要哪些配套措施。

　　汪玉凯：我觉得光靠“省管县”这项改革，只是权宜之计，不是长久的。还要有配套的制度改革，就是将来把省的建制划小，管辖的区域划小，因为省太大的话，直接管县是有问题的。省的区域划小，人口划小，像海南那样，就容易更好的实现有效的管理。我们也可以多设一些省，现在民政部门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调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革举措，是需要人大立法改革的，是单纯政府解决不了的，我的看法是现在的改革可以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改革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