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天津市首次由中央直辖，虽然1404年明成祖就已经下旨正式筑城，但是天津市的地位得以凸显，应该看1930年；这一年，芦台一中已经建立了17年。在2013年，芦中百年校庆时，我正在上初三，彼时初中部还在。
那一年读高三的学姐听说裸分拿了市文科状元，在我印象中，那一年也是学生考入清华北大等一流学府最多的一年。后来母校在高考大潮中便独木难支，进入清华北大的学生逐年减少，直到我参加高考那一年，只有一个人考上了北大。翌年，颗粒无收。
于是学校主帅换人，由主管教育的官员升任校长，以严格治校出名。
2010年我在芦中初中部读初一，张锡民老校长坐镇学校，他满头白发，身材高大，严肃又不失平易近人。听说张校长曾经在乡镇高中工作，后来成绩显著被调到县里最高学府主政。他是典型的长辈型领导：很有学问，善于沟通，偶尔还会在办公室和学生面对面交谈，学生军训一向亲自前往基地讲授爱国主义教育讲座，他的讲座现在想来，仍然是客观真实、立场正确、丰富有趣的。印象中他这个人面对学生没有讲过什么官话套话。后来老校长退居二线，任书记，由芦台一中的老校友、员工董丽敏老师任校长。董老师学生时代从一中度过，是真正的那个年代读过大学的人，学历是真刀真枪磨出来的，不是千奇百怪的学历。
董老师主政的两年多，是芦台一中在市区综合素质比拼提升最显著的时期。那个时候我们听说了从来没听说过的“学生社团”，开展了大城市普遍存在的学生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这些在大城市的学校司空见惯，但是在芦台，已经是莫大的“网开一面”。那个时候的校长走的是平民路线，一中的尖子生虽然没有几个去清北的，但是学校存在一种“人文主义”氛围：中午下课晚的，去吃饭晚的，只要饭菜还没清场，食堂炊事班的班长一定会要求值班的人重新进去给学生打饭，有时收钱，有时不收钱，量一定是足的。因为去吃饭比较晚的学生，通常是在教室学习忘了时间。那时的门卫也很慈祥，周末经常有学生想回教室自习，他们也都打开门，叮嘱一番，不时巡逻一趟，让学生们自习踏实。课间或者晚自习之前，常能看到董老师和学生们打羽毛球，一般是学生们玩上了，校长加入进来。我有几次和她提议学校划几块场地，她笑了笑，“这不都是场地吗”，随处的道路、广场，都能看到她和学生们一起活动。
总之董老师的改革，可能不是面向应试，搞得是综合素质教育，但是学校资源有限，地区人员素质提高空间太大，没有见成效就暂停了。后来有家长去教育局告状：“总搞这些，我们孩子能好吗？”这些“不务正业”的活动，导致我后来到北京上学参加社会活动时没有成为“睁眼瞎”，回忆起来，那也许是素质教育的一种尝试。后来董老师被调离岗位，不知道和搞这种改革有无关系。但是我想，她是平级调动而来，平级调动而去，对于她的母校，她的学弟学妹们，她一定是有着极大善意的。因为一中也算是她的一中：一个本校毕业的学生，经过多年锤炼当上了本校一把手，她是最不可能利用这个学校为自己谋什么利益的，相反，为了学生为了学校，她敢于承担一切风险。
后来又迁来一位校长，任期很短便走了。再后来又提拔了一位官员主政。
无论是张还是董，两个人都有着一种学问风范，没有肥大油腻的脸和肚子，只有干练务实的气场。
后来的三年至今，芦台一中只出了一个清华学子。
之前得知一批四十多岁的老教师们都被调到了其他初高中任职，大为诧异。而学校新进一批年轻教师，经过了考试面试，开始了教师岗位工作。调下去的老师们以语数外三科为主，据说是“超编”，新进来的老师们教授哪些就不得而知了，传言说“没分配任务”，总之这一大刀阔斧，虽然削掉了一批经验丰富的老师，但是学校老师活力大概有所提升，新老师都很积极。新任校长大概和一中以前关系不大，颁布几条规则，禁止了老学生回校讲解经验、宣讲招生、探望老师，前不久我回学校，亲身体验了这条禁令。总务主任发话，谁让你来的你去找谁。门卫更是嘴中夹杂各种人体器官，扬言“大嘴巴子抽你信不信”，直到我的老师到门口接我，也不允许进门登记，最终我离开了校门口，内心留下深深的遗憾。
校歌所言“广厦平开芦水岸”，老学生、老校友怕是再也回不去了，芦台一中的传承，也就断了。记得我上初二时，正在读高二并且后来考入清华的学姐曾去传授经验，她问到，“你们有没有想过，以后也像我一样，给你们的学弟学妹们传授心得体会？”时隔多年后，我多次找她在清华食堂里蹭饭，后来她毕业进入国企，仍不忘给我传授找工作的经验。
百度搜索芦台一中四个字，旧版本没有改变仍然宣传高考上线率100%，但是我知道数据没人较真儿，水分太大了。现在从一中毕业的学子，成了断线风筝，再回不去母校，母校的辉煌也成为了历史。母校里不停的烧着不知道第几把火，从教师到学生，不知道下一把火会烧到谁身上。但是衷心希望，一个地区的最高学府，不要成为某些官员政客捞取政绩工程搞动静的工具。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生一茬又一茬，官员不断的换将，只有芦台一中会永远的伫立在蓟运河畔，冷暖自知。
那一年读高三的学姐听说裸分拿了市文科状元，在我印象中，那一年也是学生考入清华北大等一流学府最多的一年。后来母校在高考大潮中便独木难支，进入清华北大的学生逐年减少，直到我参加高考那一年，只有一个人考上了北大。翌年，颗粒无收。
于是学校主帅换人，由主管教育的官员升任校长，以严格治校出名。
2010年我在芦中初中部读初一，张锡民老校长坐镇学校，他满头白发，身材高大，严肃又不失平易近人。听说张校长曾经在乡镇高中工作，后来成绩显著被调到县里最高学府主政。他是典型的长辈型领导：很有学问，善于沟通，偶尔还会在办公室和学生面对面交谈，学生军训一向亲自前往基地讲授爱国主义教育讲座，他的讲座现在想来，仍然是客观真实、立场正确、丰富有趣的。印象中他这个人面对学生没有讲过什么官话套话。后来老校长退居二线，任书记，由芦台一中的老校友、员工董丽敏老师任校长。董老师学生时代从一中度过，是真正的那个年代读过大学的人，学历是真刀真枪磨出来的，不是千奇百怪的学历。
董老师主政的两年多，是芦台一中在市区综合素质比拼提升最显著的时期。那个时候我们听说了从来没听说过的“学生社团”，开展了大城市普遍存在的学生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这些在大城市的学校司空见惯，但是在芦台，已经是莫大的“网开一面”。那个时候的校长走的是平民路线，一中的尖子生虽然没有几个去清北的，但是学校存在一种“人文主义”氛围：中午下课晚的，去吃饭晚的，只要饭菜还没清场，食堂炊事班的班长一定会要求值班的人重新进去给学生打饭，有时收钱，有时不收钱，量一定是足的。因为去吃饭比较晚的学生，通常是在教室学习忘了时间。那时的门卫也很慈祥，周末经常有学生想回教室自习，他们也都打开门，叮嘱一番，不时巡逻一趟，让学生们自习踏实。课间或者晚自习之前，常能看到董老师和学生们打羽毛球，一般是学生们玩上了，校长加入进来。我有几次和她提议学校划几块场地，她笑了笑，“这不都是场地吗”，随处的道路、广场，都能看到她和学生们一起活动。
总之董老师的改革，可能不是面向应试，搞得是综合素质教育，但是学校资源有限，地区人员素质提高空间太大，没有见成效就暂停了。后来有家长去教育局告状：“总搞这些，我们孩子能好吗？”这些“不务正业”的活动，导致我后来到北京上学参加社会活动时没有成为“睁眼瞎”，回忆起来，那也许是素质教育的一种尝试。后来董老师被调离岗位，不知道和搞这种改革有无关系。但是我想，她是平级调动而来，平级调动而去，对于她的母校，她的学弟学妹们，她一定是有着极大善意的。因为一中也算是她的一中：一个本校毕业的学生，经过多年锤炼当上了本校一把手，她是最不可能利用这个学校为自己谋什么利益的，相反，为了学生为了学校，她敢于承担一切风险。
后来又迁来一位校长，任期很短便走了。再后来又提拔了一位官员主政。
无论是张还是董，两个人都有着一种学问风范，没有肥大油腻的脸和肚子，只有干练务实的气场。
后来的三年至今，芦台一中只出了一个清华学子。
之前得知一批四十多岁的老教师们都被调到了其他初高中任职，大为诧异。而学校新进一批年轻教师，经过了考试面试，开始了教师岗位工作。调下去的老师们以语数外三科为主，据说是“超编”，新进来的老师们教授哪些就不得而知了，传言说“没分配任务”，总之这一大刀阔斧，虽然削掉了一批经验丰富的老师，但是学校老师活力大概有所提升，新老师都很积极。新任校长大概和一中以前关系不大，颁布几条规则，禁止了老学生回校讲解经验、宣讲招生、探望老师，前不久我回学校，亲身体验了这条禁令。总务主任发话，谁让你来的你去找谁。门卫更是嘴中夹杂各种人体器官，扬言“大嘴巴子抽你信不信”，直到我的老师到门口接我，也不允许进门登记，最终我离开了校门口，内心留下深深的遗憾。
校歌所言“广厦平开芦水岸”，老学生、老校友怕是再也回不去了，芦台一中的传承，也就断了。记得我上初二时，正在读高二并且后来考入清华的学姐曾去传授经验，她问到，“你们有没有想过，以后也像我一样，给你们的学弟学妹们传授心得体会？”时隔多年后，我多次找她在清华食堂里蹭饭，后来她毕业进入国企，仍不忘给我传授找工作的经验。
百度搜索芦台一中四个字，旧版本没有改变仍然宣传高考上线率100%，但是我知道数据没人较真儿，水分太大了。现在从一中毕业的学子，成了断线风筝，再回不去母校，母校的辉煌也成为了历史。母校里不停的烧着不知道第几把火，从教师到学生，不知道下一把火会烧到谁身上。但是衷心希望，一个地区的最高学府，不要成为某些官员政客捞取政绩工程搞动静的工具。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生一茬又一茬，官员不断的换将，只有芦台一中会永远的伫立在蓟运河畔，冷暖自知。
宁河的维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