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宗和代宗，尤其是后者统治的另一个标志性特点是宦官权力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唐朝最初百年里，宦官被禁止担任要职，虽然玄宗给予协助他登上皇位的宦官高力士高官阶和大权。然而，随着安禄山叛乱的爆发，宦官经常在朝中执掌大权。个别宦官如李辅国（死于762年）把持着接近肃宗皇帝的权力，参与朝廷决策，任命地方官员，甚至用兵权干预皇位继承。在763年吐蕃袭击长安期间，一位宦官首次出任禁军统领。自此，宦官的权力在制度层面上不断发展。逃出首都后，代宗为宦官鱼朝恩指挥下的神策军所救。代宗回到都城后，把这支军队编入禁军，使之成为中央军的主要部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神策军始终由宦官指挥，成为宦官控制朝政的基础。

在肃宗和代宗统治下，专使开始在国家财政管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758年，朝廷设置了一个新的盐铁使职，实行盐铁专卖，以此为中央政府增加岁入。在失去对北方大片土地的控制后，食盐专卖的管理部门（巡院）为政府提供收入，并逐渐成为唐代后期国家设在南方的主要财政机构，担当着管理者的角色，几乎成为长江下游的影子政府。
779年代宗皇帝去世后，他的继承人德宗皇帝（779—805年在位），通过780年的几项重大改革继续努力重建国家的财政基础。新税法习惯上被称为“两税法”，意指根据农业生产活动周期一年收税两次，但这不仅是收税时间的改变，最重大的变化是不再把观念上的典型的成年男丁作为征税的基本单位。作为替代，税额评估以财产和耕地为基础进行计算。均田制在“安史之乱”期间已经丧失了其作为税收基础的功能，此时被正式废除，在旧制度上添加了各种附加税一起来为国家提供税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试图把税收建立在实际个人财产的基础上。新制度第二个特征是在不同地方分配不同税额。这一政策第一次正式认定道（藩镇）是介于国家和州之间的中间区划，承认帝国各地区经济生产能力不同。

虽然实行新税制，加上盐的专卖，开始使唐帝国富裕起来，且提供了重建中央权力的基础，德宗第一次平定叛镇的努力却仍以失败收场。在“安史之乱”最终结束的20多年里，东北部地区归降朝廷的河北诸节度使和山东平卢节度使，汉水流域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淮河上游的淮西节度使，成为各自藩镇内的土皇帝。除了向中央政府缴送贡物和税收，他们自由地按各自的意愿管理这些地区。节度使甚至可以任命自己的继承人，这在制度上意味着他们成了世袭统治者。各藩镇没有正式结盟，而且有时还会因为争夺地盘而发生冲突，但为了保证他们在各自地区的权威不受影响，无论何时当朝廷想干涉藩镇事务，主要是他们的继承权时，都会促使各藩镇进行非正式的相互合作。

781年，当德宗皇帝拒绝承认刚刚去世的承德节度使的继任者时，朝廷和藩镇间爆发了第一次军事冲突。忠于朝廷的节度使最初击败了叛军，但朝廷未能给予他们足够的奖赏，又希望彻底摧毁被击败的叛军的权力基础，致使这些曾经忠诚的节度使自己也叛乱了。其中之一是淮西节度使，切断了承载政府东南漕粮供应的运河。德宗试图派出由一个作乱节度使的兄弟指挥的军队，但不公正的军饷配给引起了这支部队在首都的哗变，其指挥官甚至宣布建立新王朝。德宗被迫逃离长安，成了25年内第三位逃离都城的皇帝。他避难西北，身边只有少数朝臣和由宦官指挥的小股军队。
随德宗避难的官员包括年轻的学者陆贽（754—805），他成为德宗余生的主要顾问。他建议德宗赦免叛军，以集中精力对付长安的叛军。如同之前的“安史之乱”，这场冲突在786年以妥协收场，朝廷承认了河北和其他几个主要藩镇实际上的独立。

除了开启唐朝的财政复兴和无法逆转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兴起，德宗还深化了“内朝”的发展。在委派他的两位宦官指挥神策军后，唐朝军队始终是在宦官指挥下。宦官不仅成为唐朝后期禁军的主人，也成了担任效忠朝廷的藩镇监军的主要人选。实际上，这些藩镇将帅大多数从神策军中选任。希望获得这些职位的任何人不得不经常通过贿赂逢迎宦官。
德宗也逐渐依赖翰林院学士和宦官的帮助进行决策及实施政策，排除任何来自官僚群体的干扰。虽然学士和宦官的社会背景和价值观根本相反，但这两个群体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都只听命于皇帝，而皇帝此时并不信任朝臣。通过陆贽的经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皇帝对大臣的敌视。作为一名学士，陆贽和德宗关系密切，并且成为德宗最重要的顾问，在幕后出谋划策。但一旦陆贽成为宰相，他所有的抗议和劝诫都变得公开，他和皇帝的关系便完全疏远了。当时皇帝只从朝臣之外的人那里听取建议。

为确保内朝的决策和行动不会因资金缺乏而阻滞，德宗寻求不合法或半合法的捐赠直接进入他的内帑，最主要的来源是藩镇进献的所谓进奉。在德宗统治初期，他拒绝这些进奉，或是将其送进国库。但在他对藩镇的军事行动失败后，转而公开鼓励积极进奉。因为进奉是以损失正常的赋税为代价的，这就使得钱财从官僚体系转入皇帝的手中。这一政策在唐朝最后的百年中更加普遍，它显示出德宗和叛乱节度使之间有着不可明言的共同利益：双方都得益于支持着国家财政的传统官僚机构和税收结构的衰弱。然而，这种共同利益被证明仅仅是暂时的，因为德宗积累的资金使他的继承人得以使用军事手段部分地重建朝廷对藩镇的权威。

德宗的统治也以对外关系的发展为标志。在西部，德宗和吐蕃在783年签署了《唐蕃清水盟约》，承认吐蕃占领的唐朝州县，以此暂时结束吐蕃的连年入侵，并同意交换战俘。然而，当吐蕃在第二年决定支持叛乱的节度使时，这份盟约成了一纸空文。德宗接下来努力重建唐朝与回鹘人的联盟来对付吐蕃，他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回鹘可汗，同时还赠送了大量丝绸。可是，790年吐蕃击败了唐朝和回鹘的联军。吐蕃对两个关键据点安西和北庭的占领结束了中国对西域的统治，并且很长时间无法恢复。
中国在西部的衰落因为与南诏的联盟而扭转。南诏是在今天的云南由藏缅语族人建立的国家。这个政权最初效仿唐朝，向唐朝纳贡，但逐渐转向吐蕃。794年韦皋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劝说南诏重新和唐朝结盟。795年他打胜了一场在今天昆明附近的战役，并在801年领导了对吐蕃的进攻。这一胜利就在吐蕃王及其宰相死后不久，从而结束了西部五十多年的战争。

吐蕃问题的解决使得宪宗皇帝（805—820年在位）能够重建朝廷在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的权威。805年德宗皇帝驾崩，顺宗即位，同年8月，禅位给宪宗。806年韦皋的死很快给他提供了一个重新由皇帝任命节度使继承人的机会。在一场极为轻松的军事胜利后，他夺回了剑南西川节度使的任命权。第二年神策军顺利加强帝国对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浙西节度使的控制。第一次对河北诸藩镇的干预引发了809年针对承德镇的战争，但无法分出胜负。在陷入僵局几年后，宪宗得到了一份出乎意料的大礼，新任的魏博节度使自愿归顺朝廷。
814—819年间，皇帝和叛镇打了几仗。他最显著的胜利是击败淮河流域的淮西镇，并使其臣服。战役从814年持续到817年，耗尽了帝国国库，在最后一年成了大臣们集体非难的对象。宪宗的决心，宰相裴度亲自到前线统率几支不同的军队，再加上李愬将军奇袭藩镇治所，才把看上去要发生的灾难转变成了决定性的胜利。淮西不再为镇，承德自愿归顺，最后一次针对平卢镇的远征促使藩镇军队哗变，投降朝廷。随着平卢镇被一分为三，宪宗得以再次直接统治整个中国，至少形式上如此。

为了削弱藩镇权力，宪宗也在开创新的税收政策和军事管理模式。780年两税法实行，税额以货币（成贯的铜钱）的形式评估，并确定总额，但因为铜钱稀缺，纳税人经常使用物品缴纳税金，通常是用粮食和布匹。780年定下的税率反映了“安史之乱”结束后一段时间的高通货膨胀。但此后的几十年里，政治逐渐稳定，更多的粮食和布匹被生产出来，因此这些商品的价格下跌。粮食和布匹的相对贬值意味着为了满足按照780年货币兑换率所定税额，农户必须拿出更多的商品给国家。由于实际上是藩镇在负责收税，而朝廷只做简单的额度规定，藩镇便操纵商品的价格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同时只把一个固定数额的收益上交朝廷。随着新税法的实行，宪宗皇帝希望对地方藩镇的收益加以限制。
809年的另一项相关法令改变了税收分配。尽管以前的税收在朝廷、藩镇和州之间分配，根据新政策藩镇只能从藩镇的治所获取税收，但反过来，这些地方不再承担对朝廷的义务。所有其他州在自己和朝廷之间瓜分税收，不经由藩镇。这一政策试图重建唐初的制度，中央政府直接和州打交道，消除藩镇作为中间一级的行政区。

宪宗的新军事政策在其819年胜利后遵循一个类似的模式，即藩镇节度使将只能指挥其所在州的部队，包括自己的亲兵和胡人部队，藩镇其他州的次要的军队和戍镇由各州长官指挥。这是自南北朝以来第一次州刺史享有军事权力。州的加强，以及节度使对行政官员委任权的废止，削弱了藩镇节度使对本镇军事动员的能力。
与宪宗重振帝国权威和削弱藩镇势力相关的是宦官权力的不断扩大，因为专制的皇帝逐渐依靠宦官推行他的政策和强加自己的意愿给朝廷与地方官员。宦官指挥着对皇权中兴至关重要的神策军，也担任监军替皇帝监视他的将领们。神策军成为提拔州和藩镇两级武将的标准路径，以致宪宗的地方政策付诸实施主要依靠宦官选拔的将领。宦官的权力更加制度化，这可以从枢密使的设立看出。枢密使是一个810年创设、持续到9世纪末一直由宦官担任的职务，其存在主要是为了协调皇帝和官僚之间的联系。9世纪后期枢密使的地位甚至开始凌驾于宰相之上，但在宪宗统治下他们仍旧被牢牢控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