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以往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介绍新发现的近50种1870年以前记载有关中国科举的西方文献，指出到19世纪中叶,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已为欧洲知识界普遍知晓。史料明确说明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科举制的“公平竞争、平等择优”原则是其被西方借鉴的根本原因。科举考试西传欧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
关键词:科举制西方\考试制度
作者刘海峰，1959年生，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一、问题的由来
科举制是中国的特产，但它却对东亚和西方国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东亚国家的影响表现在历史上日本曾一度仿行过科举，韩国（朝鲜）、越南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对西方的影响则表现在英、法、德、美等国曾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东亚诸国仿行科举于史有征，不成问题；而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却是一个以往中国人了解较少的相当复杂的问题。
20世纪初，清朝统治者在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风雨飘摇，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也走到了穷途末路。为了推广新学、兴办学堂，清z府不得不于1905年废止了科举制。随后，八股科举被看做和y片、缠足等同类落后丑恶的东西，为人们所唾弃。
因此，一些谈及科举考试史的人往往避免使用“科举”这一名词，而代之以“中国历史上的考试”的说法。在中国人多对科举加以批判的20年代，早年便出洋、长期接受西方教育的孙中山说出的话石破天惊：“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 (《孙中山先生演说集》，民智书局1926年版，第35页。)后来一些版本最后一句为：“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正是在孙中山这一说法的启导下，一些中国学者对科举西传问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1943年前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最为激烈、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两位中国学者不约而同在美国重要学术刊物上用英文发表了关于中国科举考试对英国和西方影响的论文，使当时正与中国一道抗击法西斯和日本侵略者的世界人民知道中国曾对世界文明做出的这一贡献。这两篇论文其一是当时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任教的张沅长发表在1942年4月出版的《美国历史评论》上的《中国与英国的文官改革》一文（以下简称张沅长文）(Y.Z.Chang,“ChinaandEnglishCivilServiceReform”,AmericanHistoricalReview,Vol.XLVII,No3,April,1942,pp.539—544.)，其二是旅居美国的邓嗣禹发表在1943年9月出版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的《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一文（以下简称邓嗣禹文Ssu-yuTeng,“ChineseInfluenceontheWesternExaminationSystem”,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Vol.VII(1942—1943),pp.267—312.。)其中邓嗣禹文长达三万余字，旁征博引，论述详赅，长期以来在海外引起广泛的反响，被收入多种文集，在西方汉学界几乎无人不晓，至今还经常被引用。其后，还有几位外国学者在邓嗣禹文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做了一些探讨，如莱茨（Lach）1965年出版的《16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一书，新发现了几条西方人对明末科举制度的记载，并认为欧洲人曾从中国科举中学到了笔试形式DonaldF.Lach,ChinaintheEyesofEurope,theSixteenthCentury,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5,pp.780—782；日本学者矢利彦也曾于1959年在《琦玉大学纪要》第6卷发表过《西洋文献中所见明代科举制度》一文。。顾立雅（Creel）1970年在《中国政术之起源》一书中，声称自己在详细研究考试制度史之后，发现中国确实是最早采用考试的国家，并认为中国的考试制度曾在12世纪影响过中东的医学考试，进而影响欧洲的学位考试，17世纪以后又影响了德国、英国考试制度的建立 (HerrleeG.Creel,TheOriginsofStatecraftinChina,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0,pp.15—27.。)但他对科举西传并未做系统全面的研究。其他一些涉及科举西传的外文论著多数只是一般介绍16—19世纪西方人所见到的中国科举，中国学者近年来的有关论著基本上是在邓嗣禹文的资料范围内做一些介绍论述。笔者《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的有关章节，虽曾利用过一些新资料，但未遑做深入的探究。
由于研究科举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主要涉及19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文献，在中国基本上无处查阅，西方藏有此方面资料的各大图书馆也多将之列为善本书而很难借阅，加之邓嗣禹等人的研究成果已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要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讨难度极大，因此在张沅长和邓嗣禹文问世后半个多世纪，中国学者对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未取得大的进展。笔者在研究“科举学”的过程中，借赴英国、日本访学研究机会，专门对“科举西传”这一难题，进行研究，本文是研究的初步成果。
关键词:科举制西方\考试制度
作者刘海峰，1959年生，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一、问题的由来
科举制是中国的特产，但它却对东亚和西方国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东亚国家的影响表现在历史上日本曾一度仿行过科举，韩国（朝鲜）、越南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对西方的影响则表现在英、法、德、美等国曾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东亚诸国仿行科举于史有征，不成问题；而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却是一个以往中国人了解较少的相当复杂的问题。
20世纪初，清朝统治者在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风雨飘摇，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也走到了穷途末路。为了推广新学、兴办学堂，清z府不得不于1905年废止了科举制。随后，八股科举被看做和y片、缠足等同类落后丑恶的东西，为人们所唾弃。
因此，一些谈及科举考试史的人往往避免使用“科举”这一名词，而代之以“中国历史上的考试”的说法。在中国人多对科举加以批判的20年代，早年便出洋、长期接受西方教育的孙中山说出的话石破天惊：“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 (《孙中山先生演说集》，民智书局1926年版，第35页。)后来一些版本最后一句为：“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正是在孙中山这一说法的启导下，一些中国学者对科举西传问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1943年前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最为激烈、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两位中国学者不约而同在美国重要学术刊物上用英文发表了关于中国科举考试对英国和西方影响的论文，使当时正与中国一道抗击法西斯和日本侵略者的世界人民知道中国曾对世界文明做出的这一贡献。这两篇论文其一是当时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任教的张沅长发表在1942年4月出版的《美国历史评论》上的《中国与英国的文官改革》一文（以下简称张沅长文）(Y.Z.Chang,“ChinaandEnglishCivilServiceReform”,AmericanHistoricalReview,Vol.XLVII,No3,April,1942,pp.539—544.)，其二是旅居美国的邓嗣禹发表在1943年9月出版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的《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一文（以下简称邓嗣禹文Ssu-yuTeng,“ChineseInfluenceontheWesternExaminationSystem”,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Vol.VII(1942—1943),pp.267—312.。)其中邓嗣禹文长达三万余字，旁征博引，论述详赅，长期以来在海外引起广泛的反响，被收入多种文集，在西方汉学界几乎无人不晓，至今还经常被引用。其后，还有几位外国学者在邓嗣禹文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做了一些探讨，如莱茨（Lach）1965年出版的《16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一书，新发现了几条西方人对明末科举制度的记载，并认为欧洲人曾从中国科举中学到了笔试形式DonaldF.Lach,ChinaintheEyesofEurope,theSixteenthCentury,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5,pp.780—782；日本学者矢利彦也曾于1959年在《琦玉大学纪要》第6卷发表过《西洋文献中所见明代科举制度》一文。。顾立雅（Creel）1970年在《中国政术之起源》一书中，声称自己在详细研究考试制度史之后，发现中国确实是最早采用考试的国家，并认为中国的考试制度曾在12世纪影响过中东的医学考试，进而影响欧洲的学位考试，17世纪以后又影响了德国、英国考试制度的建立 (HerrleeG.Creel,TheOriginsofStatecraftinChina,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0,pp.15—27.。)但他对科举西传并未做系统全面的研究。其他一些涉及科举西传的外文论著多数只是一般介绍16—19世纪西方人所见到的中国科举，中国学者近年来的有关论著基本上是在邓嗣禹文的资料范围内做一些介绍论述。笔者《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的有关章节，虽曾利用过一些新资料，但未遑做深入的探究。
由于研究科举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主要涉及19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文献，在中国基本上无处查阅，西方藏有此方面资料的各大图书馆也多将之列为善本书而很难借阅，加之邓嗣禹等人的研究成果已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要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讨难度极大，因此在张沅长和邓嗣禹文问世后半个多世纪，中国学者对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未取得大的进展。笔者在研究“科举学”的过程中，借赴英国、日本访学研究机会，专门对“科举西传”这一难题，进行研究，本文是研究的初步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