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来源：光明日报） 03-04 09:41

清华简中反映夏代历史文化的周初文献《厚父》。资料图片

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陶豆。新华社发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6号基址平面图。新华社发

■本期主题：历史与考古双重视域下的夏王朝与夏文化 ■本期主持：孙庆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

夏文化探索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命题，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追求，很多问题趋于清晰，但在一些关键认识上仍存在重大分歧。归纳来讲，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对于夏代信史地位的基本态度，考古学探索夏文化的基本方法以及论证夏文化的基本证据。笔者拟从这三个方面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夏代究竟是信史还是传说，这是夏文化探索者面临的首要问题。上个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学者对大禹的属性产生了怀疑，顾先生主张禹本是天神，后转化为人王，再与夏代发生联系。虽然顾先生本人从未对夏代的真实性产生过怀疑，但“疑古”思潮影响深远，至今仍有不少人主张中国最早的信史只能到晚商，夏代即便不是出于后人的建构，但在发现当时的文字证据之前，其信史地位仍然存疑。
夏代的信史地位涉及对传世文献的理解以及对历史和历史叙述的认知。从传世文献来讲，除了《史记·夏本纪》的系统叙述之外，在《尚书》《左传》《国语》和《诗经》等先秦文献中都有大量关于大禹或夏代的记载。在出土文献方面，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王国维就已举出秦公簋和叔夷钟的铭文来证明“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著名青铜器豳公盨，铭文开首即说“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证明最晚在西周中期《尚书·禹贡》里的相关内容已经广为流传。

虽然这些材料均属两周时期，距离夏代尚远，但这恰恰是历史叙述的正常形态。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对过往历史的“追忆”，其中必然包含丰富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既可以是真实的，也难免有想象的成分。神话和传说，从本质上讲，其实就是包含有较多历史想象的历史记忆。特别是大禹这类历史英雄人物，更容易被“想象”，被神话，这是人类历史的共同特征，如果因为这些想象和神话成分就否定大禹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存在，无疑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史料甄别是古往今来所有历史学者都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司马迁也曾困惑于百家言黄帝的“不雅驯之言”，但太史公并没有因噎废食，断然否定黄帝，而是善于裁断，“择其言尤雅者”而著成了《五帝本纪》。对于治中国上古史的学者而言，最需要的是一双能够鉴别“历史想象”和“历史记忆”的慧眼，努力区分神话、传说和史实，寻找神话和传说中的“真实素地”。如果以当时的文字证据作为信史的唯一标准，看似严谨科学，实际上是混淆了历史和历史叙述，贬低了历史文献的应有价值，也失去了对中国史学传统的应有尊重。

退一步讲，即便以文字证据而言，也不能就此认定夏代非信史。虽然目前成系统的最早文字材料见于安阳殷墟，但在郑州商城以及郑州小双桥等商代前期遗址中，也发现了零星的文字材料。更重要的是，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还发现了与甲骨文属于同一文字系统的朱书陶文，时代则属于距今四千多年的龙山时代。以此类推，夏代并非没有文字，只是目前在考古学上尚未发现而已，“以不知为不有”，是考古研究的大忌。

二
1959年徐旭生先生对“夏墟”的调查，是真正意义上的夏文化考古学探索的开始，六十年来，几代考古学者为此付出了艰苦努力。从方法层面而言，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大体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夏都法”，一类是“夏墟法”。
“夏都法”的代表人物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安金槐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他通过对郑州二里岗、郑州商城以及郑州洛达庙等遗址的发掘，构建了完整的商代前期文化序列，在此基础上开始考虑探索夏文化的问题。安金槐反对漫无目的地到处寻找夏文化，主张把重点“放在夏王朝奴隶制国家统治的核心区域，特别是应当首先放在文献记载和传说指出的夏王朝都邑所在地以及夏人的重要活动区域”。遵循此种思路，安金槐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发掘了登封王城岗遗址，在这里不仅发现了河南龙山文化的城址，而且还发现了多件带有“阳城仓器”戳记的战国陶器，安金槐据此断定王城岗遗址就是禹都阳城，换言之，此地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就是夏文化遗存。

六十年来，“夏都法”在夏文化探索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除了禹都阳城说，其他诸如陶寺遗址尧都说、瓦店遗址阳翟说、新砦遗址钧台说、二里头遗址斟寻说，以及二里头或偃师商城西亳说，在本质上都是这一思路的产物。学者们偏爱“夏都法”，固然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更在于潜意识中希望能够找到一处“殷墟”般的“夏墟”，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夏文化问题。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何证明某处遗址是夏代的某处都邑呢？现在有些学者，尤其是一般读者，都是以殷墟为样板来要求“夏墟”的，即必须发现王陵、文字这一类“铁证”，否则免提夏都。但殊不知殷墟是可遇不可求的，殷墟模式也几乎是不可复制的，以“殷墟”来要求“夏墟”，必然催生夏文化不可知论或夏代非信史论。
“夏墟法”的倡导者是徐旭生，在1959年开展“夏墟”调查之前，他早已设定了自己的研究逻辑，即“从它活动范围以内去研究夏文化有什么样的相同的或相类的特征，再到离它活动中心较远的地方看看这些地方的文化同前一种有什么样的差异。用文化间的同异来作比较，就渐渐地可以找出来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的特点”。乍看起来，徐旭生的方法与前述“夏都法”并无不同，都是通过对特定区域考古遗存的研究来判断夏文化，但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徐旭生研究方法的重点是“文化间的同异”，即把“夏墟”的考古学文化与“较远的地方”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比较，根据它们之间的差异“比较出”夏文化，因此夏代都邑是否确定并不影响他对夏文化的判断。由此可见，“夏墟法”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对“夏墟”的正确判断，二是对“夏墟”及其以外区域考古学文化的正确认识。在上个世纪50时代，在考古学上尚不具备对夏墟内外考古学文化全面认识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