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刘石吉：《小城镇 大问题——略谈近代江南市镇与城乡文化》，原载于《湖州民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有删减。

作者：刘石吉，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和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合聘教授，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是著名的明清城镇和区域经济史研究专家，著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等

我是台湾台南人，祖籍福建漳州。毕业于台湾大学，后进入台湾“中研院”工作，40多年来一直从事明清城镇和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

传统中国城市其实就是各级行政中心的城墙都市。在中国历史上，从中央的京城到各省省城，还有各府、县城，都筑有城垣。城内有县署、府衙等文武官员驻防，另有文庙（学宫）、城隍庙等配套。例如清朝湖州府辖了7个县（乌程、归安、长兴、德清、武康、安吉、孝丰），其中安吉是唯一的州。在清代，州这一级的政区有两种，一种叫直隶州，如上海附近的太仓州，等同于府。安吉是属于县一级的州，就像现在湖州地级市下属的安吉县一样。安吉知州比知县高半级，但还是属于县一级，它叫散州。“城”是中国传统的行政中心，如京城、省城、府城、州城、县城，但中国历史上却从来没有任何行政建置称为“市”的，直到1928年北伐成功以后，国民政府才设了特别市这个政区。市是城墙里面的某个区块，市是市场的意思，市场区叫市，所谓东市、西市、小市、菜市等。要不就像南方那种墟市、华北地区的集市。乡村地区的集市是不固定的，可能每个月集会二三次，也可能每十天一次，就好像现在台湾的庙市、夜市一样。

中国的行政区是阶层性的，每一个县都有县城，县太爷驻县城里，但是高一级的，像杭州府知府，他要选一个县城为知府衙门，而不再另造新城。杭州府城设在钱塘县，嘉兴府设在嘉兴县，湖州府设在归安县，这些县城称为附郭。清代江南，府城所在有两个附郭县的非常普遍。如杭州府的钱塘、仁和县，湖州府的归安、乌程县。1912年，乌程县和归安县合并为吴兴县，所以现在年轻朋友大概没听过这些县名。清代以后，很多镇经济繁荣，甚至超过县，知县衙门就会选一个镇作为县署驻地并筑城，比如，湖州府乌程县南浔镇（现为南浔区）。

南浔镇最繁荣的时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镇豪商众多，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金黄狗”之形容，以至当时流行一句谚语，叫“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其实镇在古代是镇戍的意思，是驻扎军队、屯兵的地方。一直到清末，总兵所驻防的仍叫镇，称为某镇的总兵官，所以是军事的意义。但宋代以来，派监官到地方各个镇去监督，“主烟火，兼征商”，主要是监督抽税，因为商业开始发达，特别在南方，所以镇的意义就蜕变，成为纯粹的商业机能了。

但是，市镇的繁荣不能丢掉历史。比如我们到南浔镇、新市镇去旅游，去看什么呢？不是看遗址就是看碑刻，不是看古庙就是看老宅，因为这能令人“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一个城市要发展旅游，它的地标、它的名片其实就是历史文物，而不是现代建筑。现在世界各大城市，从外表上看，几乎都是一模一样，都是受现代文明的影响，但这种新式的地标是很容易被超越取代的。

开发新科技，作为一个古镇，怎样创新，怎样在追求现代科技文明过程当中，保留传统的历史文化特质？这是现代城市建设规划过程中的重大课题。当然不可能所有的古物都保留下来。但我们必须有一个观念，新的东西是绝对可能买得到的，但旧的东西却永远买不回它的原汁原味。我们很容易建造一个现代化城市地标，但却铸造不了历史的厚重和真实。

我与湖州很有缘分，因为我第一次去大陆讲学就是到湖州。2003年11月，我参加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州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江南市镇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是在辑里宾馆举行的，“辑里湖丝”在近代是很有名的。说起湖州，很多台湾人不知道，但是说起吴兴大家都晓得，因为台湾各大城市几乎都有吴兴街。我去过湖州的南浔、双林、菱湖和新市镇，想起古人的诗句“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感触良深。画图只能用临摹的，眼睛亲自看到，内心亲自感受到，下笔自然有神，才能言之有物。中国是一个地缘社会，特别重视籍贯的观念，这是我们文化的主要特征。现在台湾仍有甚多大陆各省县市的同乡会，台北的湖州同乡会是最好的例子。这种籍贯观念，韩国人、日本人也有，但美国人、欧洲人可没有这种地域观念。今天我们多数人，是在各级城市里工作，每到春节，大家要返乡过年。我每年也要从台北回台南乡下过年，清明节还要回去扫墓，祭拜祖先，就是这种传统乡土社会的文化特征。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