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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
也许这只是小孩子一时心血来潮所提的问题，不过作为历史学家的布洛赫却认为童言无忌，着恰恰切中了要害，关乎历史学存在的意义，就算被关进了集中营里，他还想着要继续回应儿子的发问，因此有了他的最后一本著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译本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可惜，书还没来得及杀青，这位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却被纳C枪决了。

当然，也有一些人根本就不把历史当回事。著名的汽车大亨福特就说过：“我对历史知之甚少，我也不会给全世界所有的历史一分钱。历史对于我来说一钱不值。历史或多或少就是废话。历史是传统。我们不需要传统。我们要生活在现在，而唯一有价值的历史是我们今天创造的历史。”这当然是非常极端的例子，何况实业界的人士到底是不能代表学术界的观点的。

在给厉以宁《体制·目标·人》一书作序时，陈振汉教授提到了熊彼特的一段话：
经济“科学”家与一般对经济问题想过，谈过和写过文章的人之间的区别在于“科学家”掌握了三门基础学问——历史、统计和“理论”。这三门学问合在一起构成我们所谓经济分析。

陈振汉教授认为，在熊彼特看来，经济现象是社会现象，也是包括现代在内的历史现象。因此经济学必须有历史意识或历史感；而有历史感的学生要比缺乏历史感的学生更容易走上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

左：陈振汉；中：陈岱孙：右：崔书香

上面那段引文出自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熊彼特在该书中还有一个比喻，对于“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史”，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答案：
抛弃过时的思想方法，肯定比无限期地固守它们要好。不过，假使我们直到堆破旧东西的房子里光顾一下而不停留太久，我们一定会有所收获。从那里我们指望得到的收获可以分为三类：在教学方法上有所裨益，获得新的观念以及了解人类的思维方法。

熊彼特甚至还说过：“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理由有三：第一，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历史意识，就无法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第二，历史比理论可以更有效地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之间的关系；第三，经济学家所犯的错误，大多源于缺乏历史的经验。

熊彼特是上个世纪前半叶极具份量的经济学家。他曾担任经济计量学会的president和美国经济学会的president。熊彼特在课堂上说过自己的三个人生目标：要成为他那一代人当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情人和最伟大的骑手；而且他感觉自己大概只是在最后一个目标上还有待努力。

经济史是历史和经济相结合的交叉学科，著名经济史学家、剑桥的波斯坦（Michael Moissey Postan，1899~1981）教授戏称经济史这门学科是一个骡子，是驴和马所生的**。研究经济史的目的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弥补经济理论的不足，使经济学更具有科学意义；其二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或者为解决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就解决问题这个实用性的方面而言，经济史与经济学都致力于充分利用稀缺的资源，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效率和公平是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都绕不开的永恒的话题。如何尽量公允地分配这些稀缺的资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财富，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处方。一个社会组织、一个政府甚至一个文明的崩塌，通常都是由于在这个话题上陷入无解的怪圈。

马歇尔一直强调“自然界没有飞跃”，任何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都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日积月累的历史进程中稳步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解释我们的现在，就有赖于我们的过去。当然，对此也会有不同的观点。比如，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就说过：
理解伟大文化的经济史所依据的观点不能到经济领域中去寻求。经济的思想和行动是生活的一个侧面，当这个侧面被视为一种独立的生活时，就成了一种假象。可靠的观点尤其不能从当前世界经济的基础上去获得，这种世界经济在近一百五十年来已然是恣意地、危险地、最后几乎是殊死地上升着的，而且是一种完全西方的、动态的，但决非全人类共同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