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来说 竹书纪年在战国时代的记载可以说比《史记》还是靠谱一些，从王国维、钱穆、杨宽等大师均用《纪年》来证《史记》战国史料之误以后《纪年》基本成了研究战国史必须查阅的史料，可以说《纪年》的价值和史料性不需要怀疑，但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关于上古尧、舜、禹之事与《纪年》的时代也想距甚远，未必可以说绝对可信，但这种说法绝不会无端出现，我们可以从“三晋之学”的渊源中发现《纪年》如此记事的原因。
《史记》就曾对战国之世的三晋游士有个评价：“三晋多权变之士”
钱穆也曾在其《秦汉史》中谈到：“三晋之士多言功利法制”
可以说，在三晋的学风中，受儒家影响较小，其学术也会有着不同的“历史观”，因为战国的游士谈说学术往往求证之于古，既然学术不同，对历史的认知与见解甚至可能是所见的流传也有不同。
《韩非子》可以说是明显受到了《竹书纪年》这种对于远古的史观影响的三晋之士“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着也”，可以说《韩非子》的记载可以与竹书纪年互证，也就是说三晋中本流传着这样一种与儒家史观并不同的对于所谓“圣王”的记载，但因为没有更多的史料，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是因为这种学术的流传使得史官选择了这种说法还是因这种说法的流传而导致了学术的殊途。

总之我们可以明确的是，这是三晋学术思想上与他国不同之处，其事的真实性我们并不能去详细考证，但《竹书纪年》实录三晋学说中的见闻谈说是没有错的 《史记》和《竹书纪年》的可信度就像一些后世史书如《晋书》甚至如《宋史》引用春秋、战国之世的故事、传说与诸子，还有《纪年》、《史记》有矛盾，我们因之来问《晋书》、《宋史》的可信度一样，所距时代太遥远了，只能从当时学人的“官方说法”来记述，而这“官方”在战国，是有多个的，所以有矛盾很正常，并不影响其书的史料性

阁下封禁96封禁的可舒坦？出气也该出够了，不用再封禁了

竹书纪年是战国魏国的史载资料书，很有历史价值，与史记战国策等书参考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