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牡丹亭》_戏剧评论

　汤显祖的《牡丹亭》以其主体思想的深刻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成为明代戏曲的优秀代表。它取材于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这是一曲“情”的颂歌，是以情抗理在戏曲界的胜利。这部作品作为中国戏曲的代表之作，历来被许多文学研究家所重视，并有许多文人对这部作品谈出了很多具有独到见解的看法。《牡丹亭》塑造了杜丽娘这一敢于追求自由爱情、指斥封建礼教的具有叛逆与抗争意识的女性形象,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在理想实现的艰辛过程中历经四个阶段的成长,由最初的端妍恭顺的大家闺秀到情感意识的自我觉醒,再到生死相恋的"至情"人,并最终成长为一个封建礼教的勇敢斗士。在杜丽娘身上,集中体现了作者的"至情"思想,体现了对封建礼教的叛逆与抗争,体现了对自由爱情的歌颂,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对理想人生的向往。

一、曲论评价 　　《牡丹亭》是汤显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代表着其创作的最高水准。作品一问世,便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明朝戏曲评论家沈德符称:“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牡丹亭》在明代戏曲史上,乃至整个中国古典戏曲史上都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前人对《牡丹亭》的研究由来已久。明代曲论家王冀德在其著作《曲律》中对汤显祖及《牡丹亭》作了极高的评价。清代学者李渔在其著作《闲情偶寄》中批评《牡丹亭》的语言艰深、晦涩。明清时期吕天成等曲论家却高度评价《牡丹亭》的剧情和语言。现代,《牡丹亭》的语言受到研究者们众口一词的称赞。姚莽在《牡丹亭鉴赏》中称,《牡丹亭》的语言“雅者固雅,俗亦甚俗”;叶长海在《〈牡丹亭〉曲词漫议》中指出其曲词有浅有深,都富于“意趣神色”;章诒和认为汤显祖不愧为语言大师,能施展多种修辞技巧,把笔下人物的思想、心理、情绪、神色,都充分展露在观众面前。

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牡丹亭》的艺术特色，主要在于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也就是理想色彩非常浓烈。作者是理想化地描写对象，描写理想化的对象。杜丽娘就是作者理想化的化身。汤显祖通过奇情异彩的艺术境界，揭示了理 　　想与现实的矛盾，表现了对封建礼教的冲击，对人的“真性情”的发展的憧憬与追求。虽然这种冲击与追求带有受压抑的惆怅的感情色彩，但却表现得非常强烈。汤显祖是饱含着深情来创作此作品的。

《牡丹亭》除了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外，其艺术成就也是非常卓越的。一是把浪漫主义手法引入传奇创作。首先，贯穿整个作品的是杜丽娘对理想的强烈追求。其次，艺术构思具有离奇跌宕的幻想色彩，使情节离奇，曲折多变。再次，从“情”的理想高度来观察生活和表现人物。二是在人物塑造方面注重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发掘人物内心幽微细密的情感，使之形神毕露，从而赋予人物形象以鲜明的性格特征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三是语言浓丽华艳，意境深远。全剧采用抒情诗的笔法，倾泻人物的情感。另一方面，具有奇巧、尖新、陡峭、纤细的语言风格。这些特点向来深受肯定。一些唱词直至今日，仍然脍炙人口。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

《牡丹亭》在情节结构上富有离奇、跌宕的幻想色彩。如《惊梦》、《冥判》、《魂游》、《回生》等情节，都是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事情。梦本是一种生理现象，但杜丽娘梦遇柳梦梅却是幻想的产物。鬼魂、地狱，本是宗教制造的世界，杜丽娘的鬼魂“随风游戏”，追随情人柳梦梅，以及“专掌惜玉怜香”的花神的出现，都代表了一种“美丽民、庄严、优秀的本性”。杜丽娘生前描绘了自己的真容，拾画者恰是生前梦中幽会的情人，而且又由于才子的“痴情”，与杜丽娘灵魂相会，最终使得她从坟墓里走出来，“异香袭人，幽姿如故”。这一切都是作者大胆幻想的结果。这些幻想的艺术构思，正是《牡丹亭》戏剧结构的支柱。吕天成《曲品》说：“杜丽娘事甚奇。而著意发挥，怀春慕色之情，惊心动魄且巧妙叠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矣!”

　四是在商业经济日益增长、市民阶层不断壮大的新形势下，对于正在兴起的个性解放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汤显祖所师事的泰州学派、所服膺的李贽学说乃至达观的救世言行，都是市民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汤显祖没有像李贽、达观那样去硬拼，但他也在文学艺术领域开辟了思想解放、个性张扬的新战场。

　　几番爱情的千回百转，几番岁月的跌宕起伏，《牡丹亭》用它的永不凋零的情爱之花像我们证明了，经典之作也如爱情一般令人沉醉，如一坛杏花陈酿散发着岁月的芳香，兜兜转转流传百年。从此也愿这天下有情人从今后把牡丹亭梦影双描画，亏杀你南枝挨暖俺北枝花。

三、微弱而深沉的呼唤(主题) 　　“天下女子有情宁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三年矣，复能溟漠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注：《牡丹亭题词》)由此可见《牡丹亭》的中心是一个“情”字，或者说是“情”与“理”的斗争。情与理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情是人的欲望，人的追求，人对物的享用、占有，是人的自然需求和情感需求没有压抑的满足，它体现的是一种主动进取的精神;理则是对即成教条的被动接受和扼杀人性的遵守。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感情和理智之间，既有可以调和一致的一面，也有不可调和和不相一致的一面。情近似而不等于感情，理近似而不等于理智。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同样《乐记》篇说：“夫物之惑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它第一次提示出人欲和天理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不是灭天理穷人欲，就是存天理而专人欲，非彼即此，两者必居其一。人欲就是情，是与生俱来，不学而能的人的本性。“食、色，性也。”“天理”指的是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对人的约束，即礼教。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圣人孔子的言论，它成为封建时代人们必须遵守的信条，异性之间不得往来，自由恋爱。当时所谓男女私情，被严厉禁止。只有听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男女之情才合乎于礼法，即合乎天理。 　　少男少女要追求异性，这是人之常情，礼教却禁止男女之间的任何往来。杜丽娘是官家小姐，她有幸读书识字。《诗经》、乐府和其他文学作品对她的启蒙，如同苏轼的一首诗所写的那样：识字是人生不幸的起点，她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顺从地活下去了，她的反抗，或者如实地说，那只能是一次小小的不顺从的尝试，开始于她向春香探听花园的所在。父母对杜丽娘的宠爱可谓无微不至，却从不对她提起有这样一所花园，只有在父亲下乡劝农之时，她才得偷偷地游一次花园。闺秀小姐除刺绣、识字之外，她的时代和社会地位命定她无所事事。《惊梦》中的游园和紧接的《寻梦》是她一生中仅有的实际行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险记。《牡丹亭》对它们的描写，它们在《牡丹亭》全剧中的地位也确是如此。

“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深闺中的人只能在若有若无的游丝国窥见春的消息，同时这也是她春情萌发的象征。一年中最美好的春天，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以及青春的觉醒，二者合一是《惊梦》的妙用。春光、青春、春情三者合一，相互映衬，而以后者为主，在游园中得到含蓄而又酣畅的表现之后，《惊梦》之梦就成为必然的结局，在追求个人幸福的一切通路都被阻塞之后，梦是惟一的出路。

杜丽娘在梦中实现了她的愿望，得到她的幸福，梦不管怎样美洁，毕竟不是现实，于是《寻梦》成为她在现实社会中少见的行动。她对爱情的渴望，对行将消逝的生命和青春的依恋，在《写真》中得到独特的表现，在爱情和死亡的较量中，她自豪地宣称已经在梦中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她有了情人。与其说这是她对春香吐露了真情，不如说她是对礼教宗法制，对死亡宣告她的胜利。对爱情的追求，对青春的生命的热爱，终于使她起死回生，这就是作者在《牡丹亭题词》所说：“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热情地歌颂了女主人公为“情”而死，死而复生的感人至情;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爱情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的斗争精神;暴露了封建礼教的冷酷和虚伪。作品表面看来，似是一个离奇荒诞的爱情故事，不过是在颂扬痴心妄想的儿女私情。但是，透过梦境幻想，我们领悟到作家汤显祖深邃的哲学思想，汤显祖在这部作品中，在表现追求自由爱情的同时寄寓了他所崇尚的“真性情”显露与当时社会存在的正统观念相对立的思想。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这说明汤显祖正是通过这个“情之所必有”的故事，驳斥理学家以“理之所必无”扼杀人们对生活的正常要求。汤显祖有意识地用“情”与“理”的冲突来贯穿全剧，抒发他对现实的愤懑和理想的憧憬。《牡丹亭》的爱情描写，具有过去一些爱情剧所无法比拟的思想高度和时代特色。作者明确地把这种叛逆爱情当作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一个突破口来表现，不再是停留在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狭隘含义之内。作者让剧中的青年男女为了爱情，出生入死，除了浓厚浪漫主义色彩之外，更重要的是赋予了爱情能战胜一切，超越生死的巨大力量。戏剧的崭新思想是通过崭新的人物形象来表现的，《牡丹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无疑是塑造了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为中国文学人物画廊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形象。杜丽娘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在追求爱情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坚定执着。她为情而死，为情而生。她的死，既是当时现实社会中青年女子追求爱情的真实结果，同时也是她的一种超越现实束缚的手段。

暴露了封建礼教的冷酷和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