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去！”
随着住持光牟禅师一声大吼，监寺池月禅师揉着耳朵从方丈中退了出来。师兄这“狮子吼”的功夫还是越来越厉害了。
这已经不是池月第一次和师兄吵架了，自从澳洲人进城以来，这对师兄弟的争执就没停过。
海幢寺位于广州城南油栏口外江对岸，虽然不在城墙内，但周围也是个不小的街区。这里原本是一个郭姓富户的花园，后来频频闹鬼，就无人敢住了，卖也卖不掉，据说是一个被郭家逼死的丫鬟作祟，郭家人心中有愧，想积积阴功，便把花园布施给了两个和尚——光牟和池月。
郭家很快连家宅都卖掉搬走了，寺里只有两个大和尚和几个沙弥火工过活，新建的小寺香火不旺，又没有什么有钱的香客布施，日子很是艰难，全寺几乎是靠着种菜维生。
当初澳洲人火烧五羊驿，炮打广州城，和尚们都逃进城里避难了，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火工腿脚不便走不掉，留下看寺。心想髨贼就算要抢劫，也该挑富商大户，不见得上这个闹鬼的小破寺里为难一个糟老头子。

谁知道，有一个排的海兵从这里过，没有住处，很自然就找寺庙借宿了。海兵们走得急，没来得及采购食物，就把菜园里的菜吃了，按市价给了钱。除此之外，海幢寺连一片瓦也没有少。
所以这次澳洲人进城坐衙，光牟和池月照常待在寺里，改朝换代是当官当兵的人的事，和出家人无干，澳洲人当海贼的时候都秋毫无犯，眼下做了官府，更不会烧杀抢掠了。
不仅如此，池月还从澳洲人进城这件事上看到了机会。光牟是一心修禅的，池月却雄心甚盛，他自幼贫苦，因为吃不上饭才被父母送进庙里当沙弥，说是沙弥，其实就是给大和尚们当仆人，不仅吃不饱，还经常挨打。直到后来寺院被歹人打劫，师父被杀，他便跑了出来，遇到光牟师兄，这才算过上人过的日子。光牟是有度牒的正式僧侣，佛学精湛，但是没有经营之才，池月过去却常在寺里帮办杂务，会算数，通世务，因此寺里的各项大事小情，除了功课之外都是由他管理的。
广州的佛家丛林不少，像华林寺、光孝寺、六榕寺这样的大寺，香客众多，寺产广有，自然财源滚滚，而海幢寺这样的小寺，连吃饭都成问题。而澳洲人进城之后“整治宗教地主”的举动，让池月嗅到了机会，大宋对教门的态度和大明是完全不同的。
大明的官府，大体上是希望各种宗教不要给他们惹事就好，大宋却不同，虽然元老们大部分并不信佛、道或者洋教，甚至抱以排斥态度，加以种种限制，但是他们却把宗教当成了一个有用的工具。只要你还有用，你就还有机会。
从新知府一上任就清查各寺院宫观的产业来看，大宋官府不喜欢和尚有田产，这个简单，因为海幢寺本来就只有块菜园子，单论经济水平也就是户中农。紧接着，他又听说五仙观被琼州来的大宋“国师”给占了，万寿宫也被官府没收了。看来大宋有自己的道士，对于大明的道观是要吞并的架势，这也难怪，毕竟是道君皇帝的后人嘛。那么大宋有没有自己的和尚呢？如果有，那就只有像五仙观的厚道人那样及时投靠才能有机会，如果大宋官府的态度是崇道抑佛，那就只有老老实实种菜了。
池月的一个同乡经常去临高做生意，他便向他打听澳洲人对和尚的态度。打听的结果很令他满意，澳洲人中有几位道长很有地位，可能是大宋的道会司的大官，但是并不是什么国师。澳洲人对和尚也不反感，只是抓了几个占卜算命、满嘴胡柴的游方僧，对于大部分寺院僧侣都是任由他们自生自灭，民间死了人还会按大明旧俗让和尚收敛尸体、做法事。澳洲人有什么政策要向百姓宣讲，还会召集和尚道士，让他们编成曲子去乡下唱。在得知澄迈大战之后澳洲人让和尚、道士还有西洋教士一起办法事超度亡魂之后，池月的心里更有底了，大宋官府对于佛、道两家乃至洋教都是当教化百姓的工具来用的，只不过澳洲的道士和洋人本领很大，所以就得了势，而海南的这些和尚太不会揣摩上意，这才混得这么差。

广州鼠疫期间，池月找到了一个难得的良机，因为澳洲人强制推行火葬，广州内外议论纷纭，池月总算有了表忠心的机会。他写了几篇通俗的文章，用“消除业障”等等佛教理论来给火葬站台，还有“火葬不碍风水”之类的说辞，叫寺里的几个和尚都出去宣讲去。收尸队火化尸体，他们就去安抚家属，念一通经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享寿之时，以虚色身，且偿因果，且修福田；舍报之后，无用躯壳，当作灰烬，还归苍天。色身皮囊，俱烧以毁，真灵佛性，仅存无坏，遍满虚空，充塞法界，无去无来，不生不灭。”平时说些劝善故事，佛祖的父亲净饭王是火葬的，历代大德高僧都是火葬的，都往生西方极乐了。当时卫生口正被广州的舆论搞得焦头烂额，见老百姓对和尚们的宣传听得进去，自然不会反对。广州市政府还给海幢寺的僧人们发了一点津贴。瘟疫期间，好些人相信拜佛能祛病，池月领了市政府发的流通券，便趁机剃度了一批人，扩大队伍。广州市此时一切工作都围绕着瘟疫来转，宗教人员从业资格证的发放也没那么严格了，池月选徒弟的时候又比较小心，只要良家子弟，虽说也收了几个比较浮浪的，但很快也都赶出去了。寺里的三十来个和尚，每人都把池月写的劝化文章和广州市政府的防疫宣传材料背得滚瓜烂熟，就都顺利领到了证件。防疫队派了一个归化民督导员，专门监督这些僧侣净化消毒，也审核池月的宣传材料。
在鼠疫期间上街宣传当然是危险的，海幢寺的和尚前后病死了七八位，跟随池月多年的两个小徒弟也相继亡故，但是不去也不行，池月监寺不养闲人，谁敢偷懒不去宣传，就轰出寺去，瘟疫期间百业萧条，要是被赶到街上，乞讨都没地方去，池月的理由也很充分，不去宣讲，市政府就不给津贴，没有津贴，大家都没饭吃，他自己也带头冲到一线，只要防疫人员允许他去的地方没有他走不到的。僧人们见监寺都拼命了，为了吃这口粮食也只好咬牙死挺。光牟对于池月如此卖力巴结官府颇为不满，但是抗击瘟疫毕竟是济世救民的事，所以光牟也从未表示过反对。

池月并非唯利是图的小人，他也是虔诚的佛徒，还是有普渡众生的情怀的，可他也很现实，情怀当不了斋饭吃。他有一张饼可以给别人掰半张，但是舍身饲虎、割肉喂鹰是万万不干的。他希望在行善济世的同时，也为海幢寺博取地位，要崇佛弘法，必须要有钱财，必须要有官府的支持，凡是在本专业出类拔萃的人物，都会不由自主想干点事业，池月也不例外，他可没法坐视佛法大道被道家和洋教挤到边角去，更有成为广州众多佛寺之首的野心。
然而，道教和洋教已经得到大宋朝廷的支持了，佛家想从中分一杯羹，就必须得赶快表忠心，他现在对澳洲人的行事作风也略知一二，只要你为他们卖过力、拼过命，他们是绝不会亏待你的。所以在瘟疫战争中，池月才如此不顾一切地博出位。再加上他相信自己为治病救人而死是能往生极乐的，对现实利益的渴望加上信仰的推动，他就更无所畏惧了。
池月那点心思自然瞒不过元老院，但是元老院一点也不讨厌他，反而需要这样的人，宗教界人士肯主动投靠那是再好不过了。池月这个人对于佛教典籍很了解，又擅长演说，会管理私产，是个业务水平很高的全能型人才。对自己的信仰很虔诚，有良知有底线，可是又很世俗，会逢迎会妥协，懂得顺应时势，积极向组织靠拢，这正是元老院需要的人才。既然他想表忠心，那就让他尽力去表好了。池月凭着在防疫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在瘟疫结束之后如愿替自己挣来了一个政协委员的位置，而且获得了在之后的公祭中代表佛家主祭的权利。元老们也不喜欢那种势力庞大的宗教地主，更喜欢池月这种无权无势却能干活的人，毕竟人家拼了性命帮元老院宣传就是想争一个为元老院效力的机会，这个小小要求元老院当然要满足了。
主持公祭中的一个祭台，在元老院看来是小小要求，反正元老们对做法事都不懂，也只想象征性地搞一下，随便找个听话的和尚办这个事，不搞砸了就行了。但是对于全广州的僧侣来说，这意义可不一样了。作为广州僧侣中的唯一一个政协委员，又在公祭这样隆重的场合主持法事，同行们都看得出，池月这是已经得了势了，下一步没准就要执掌广州的“僧纲司”了，如果要在广州僧侣中挑一个“都僧纲”出来，那显然非池月莫属。
池月心里倒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他知道澳洲人不会给自己什么实权，那些管理僧道的衙门他是进不去的，但是能像高举统领商人那样统领众僧他就心满意足了。于是他在公祭法事上更加卖力。海幢寺是禅宗丛林，池月过去也根本没做过法事，但是不要紧，穷在闹事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在家出家都是一样，拿着元老院的授权，不愁没有专业人才投靠，池月迅速收拢了自澳洲人清理宗教地主以来流散民间的僧人，又联络了几所像过去的海幢寺一样经营不善的小寺。人多财多的大寺他一概不要，他现在实力不足，和这些大寺联合，指不定谁吞并谁呢。和这些饭都吃不饱的小寺院打交道就容易得多了，有两所建寺比海幢寺早得多的寺院甚至自称是海幢寺的下院。就如同俗家人发达了就有人来联宗一样，有要他代拉师弟的，有要拜他为师的。池月收徒的条件很宽，只要老实可靠就行，认师弟则很严格，只收五种人：第一，本身就是一寺之主的；第二，精通佛经典籍的；第三，能说会道，善于劝化人心的；第四，有经营之才的；第五，通仪轨，善音乐的。很快池月就凑齐了几百人的队伍，顺利把公祭法事办了下来。池月并不怎么相信超度亡魂这一套，业由生前定，冤魂不能往生那是他们自己劫数未完，自己又不是大罗金仙，哪有自己念念经就把亡魂超度了的道理。他始终认为，法事是做给活人看的，是为了安抚死者亲朋，坚定他们活着向善的心。所以他搞的是“盛大而隆重”的路线，到广州各家富户去求布施，给上台的一百个和尚都添置了整齐划一的新僧服，整修添购了法器。瘟疫刚过，大户人家都有积些功德的想法，施舍几件僧衣是富户常做的事，又觉得公祭这事是元老院牵头的，布施钱财大概也能讨好元老院，所以这番劝募并不困难。最终这场法事搞得吹拉弹唱、笙管笛箫一应俱全，一百个和尚齐声唱经，虽然比不了新道教，但好歹把天主教会给盖过了。

池月能如此迅速地拉队伍，和元老院打乱了广州寺院宫观的生态有很大关系。香火钱只是寺院收入的一部分而已，大明朝的寺院是有免税特权的，因此各寺院不仅自己是大地主，名下还诡寄了不少土地。除此之外，很多寺院还经营客栈、书坊、磨坊等产业乃至放贷，甚至连相公堂子都有。澳洲人才没有优待出家人的说法，俗家人要缴税，佛门弟子更要缴税。由于税务口人手不足，所以眼下对于佛家寺院还是按照在海南时的老办法，征收宗教税、宗教场所使用税和信徒人头税这三种税，由宗教事务管理局代征，并返还5%给宗教事务管理局作为手续费。此外，每年还要给宗教事务管理局缴纳管理费，僧侣的证件和寺院的房契地契要交手续费、工本费和印花税。越是僧众田产众多的大寺，负担就越重，澳洲人一贯的压缩租佃地主利润空间的政策让这些宗教地主首当其冲。普通小寺也没好到哪里去，原本寺里就没什么收入，就算名下没有地产，仅仅就人口庙宇交税也够他们受的。
元老院在广州对宗教场所征税本意是抑制一下那些大僧主的势力，但是这些大寺根深蒂固，积储丰厚，虽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还能扛一扛，反而是那些寺产单薄的小寺先要顶不住压力了。对于这些小寺的税其实不重，在太平时节，这几个钱也不算什么。可是没想到广州闹了鼠疫，这些没有田产，以香火钱和民间法事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小寺顿时陷入困境。市面萧条导致香火钱骤减，也没有什么丧事了，尸体都被澳洲人拉去火化了。要不是市政府发了点救济粮，很可能还要饿死几条人命。

瘟疫结束之后，劫后余生的人们纷纷烧香拜佛，让广州僧侣们生发了一笔，可是困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很多和尚火工原本就吃不饱穿不暖，澳洲人带来的就业机会这么多，他们有不少就还俗投髡了，和尚投髡更简单，不用剃头。
因此，这些不景气的小寺院也都在寻找出路，眼下和尚这个职业没有吸引力了，普通小和尚可以一走了之，有职司的老和尚们可不行，总不能四五十岁了再卖了寺庙去给澳洲人当差。池月的招揽给了他们机会，他们也看出，池月现在急需人手，又信不过那些名刹富僧，所以才招募这些穷和尚为他效力，池月有大宋官府的支持，跟着他总会有口饭吃的。
池月盯上的主要是关帝庙人马的遗产。
首先，关帝庙人马的总舵金花寺，还有其他许多窦口，都是鸠占鹊巢的佛家寺院，想把这些元老院的战利品全要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弄来几处还是可以的。尤其是关帝庙人马新占的几处窦口，当初寺里的和尚们还都分散在各处挂单，甚至有的还有文书证明。池月打算帮他们打官司，新官府办事还是很讲道理的，只要拿出足够的证据到衙门去证明，相信官府一定会返还几处庙产。这样一来，池月既得了好名声，又坐实了代表广州僧侣和大宋朝廷交涉的身份。
其次，关帝庙的一些业务也可以承揽过来，比如说收敛路倒、充任仵作、哭丧、管理义冢地等等，广州僧侣中也有懂这些活计的，只是过去不敢从关帝庙人马手里抢食而已。和尚收葬尸体在明朝也是很普遍的事，没人会觉得奇怪。池月的雄心却还不止于此，他打算全面插手殡葬行业，和城里原本承接丧仪的茶房、大了联合经营，选阴宅、置办寿衣和棺木、给死者画像、开殃榜、搭灵棚、扎彩、入殓、出殡等原本不是由和尚来做的内容全包了，一条龙服务。过去做这些行当的人大多与关帝庙人马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虽然这批人也没什么过恶，并没有被抓被杀，但是对关帝庙的清理却把他们的“组织”打散了，这正是池月吞并他们的好机会。除此之外，池月还认为应该让殡葬服务惠及穷人，就算是穷得办不起丧事的人家，他也派一个和尚去念一段经，只要施舍两个窝头就成，这一举动为他博得了很好的名声。

最后，池月还打起了关帝庙头目家属的主意，他听说在海南澳洲人让洋僧教化罪人，既然洋僧能做，他中华和尚也能做。
总体来说，池月的这个计划就是围绕着争夺关帝庙人马的遗产展开的。这个广州最大的黑恶势力一倒，留下了大量的机会，如果不赶快出手，就要被别人抢先了，因此，池月几乎是有些急不可耐了。
不过，澳洲人的批复还没下来，光牟向不干了，在他看来，池月这样趋炎附势，百般牟利，简直就是市侩，哪里还有出家人的样子。池月也理直气壮，不出去接触百姓，怎么光大佛法？不赚钱来，这几百个和尚难道只靠啃萝卜活着吗？池月的计划其实还不止这些，殡葬业是交给那些收编来的代拉师弟去做的，海幢寺本身不能总是和死人打交道，还是要走“高雅路线”。等到手里有钱了，就把后院按照起威的客栈那样装修出几个澳洲式的房间办客栈，招待那些喜欢澳洲享受又爱清静的客人。还可以把街对面的门面盘下来，就这菜园子开个素斋馆，不过这些光牟既不懂也不爱听，池月也懒得和他说。
元老院对于宗教的政策，向来是暧昧而尴尬的，既要利用，又要提防，不过有一个对头是明确的，就是白莲教、罗教等明末五花八门的民间教门。不管那些笃信无神论的元老多么厌憎宗教，但是不可否认，现在是17世纪，宗教在这个时空才是民众认可的主流。元老院的科普宣传可以让他们相信雷是云彩撞出来的，相信吃香灰不能治病，可是很难让他们相信没有转世没有来生，相信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元老们有一肚子的道理，可很多问题不是讲道理能解决的，还是宗教宣传更加直接有效。
新道教和天主教在元老的扶持下已经有了长足发展，过去元老院控制的只是一个海南加上几个点，佛教问题可以不考虑，但是进兵两广之后，佛家的力量就必须要予以重视了。佛教在民间信仰中有强大的影响力，一味打击有碍元老院名声，而像在海南那样放任自流又无疑是浪费了这一资源。佛教一贯被认为是一种“温和”的宗教，在调节社会矛盾方面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而在元末、明末、日本战国这样的乱世，和尚们煽动造反的本事也不小。因此元老院也早有以广州为起点改造佛教的想法，只是进城以来千头万绪，始终没顾得上。
在一个问题上，元老院内部是有共识的，就是佛教的话语权绝不能掌握在旧僧主手里，可是对于应该掌握在谁手里，元老们都没什么主张。新道教和天主教都是直接由元老担任教团首领，可是元老院里既没有懂佛学的元老，更没有想出家当和尚的，总不好派个连经都不会念的居士去领导这些和尚，那样工作肯定搞不好。池月的活动给了元老院一个思路——扶持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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