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重点是儒家思想的文明。儒家仁爱庸和、济世济民的思想，慷慨激昂，中正淳厚，已积淀成中华民族的主要道德人格，成为民族精神里最宝贵最深层东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态度，都表达出儒家渴望建功立业、救国救民的理想主义英雄情怀。
济世思想一直是儒家文化理想。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第一就是为民谋福祉，再是为社稷谋利益，君王则排在最末。在南宋“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历史烟云中，金庸借小说《射雕英雄传》，以无比的激情，塑造郭靖这一刚毅木讷、忠毅赤诚、宅心仁厚的侠客形象，铸造出史诗般的英雄品质和人格理想，充溢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韧和铁骨铮铮的担当，大气磅礴，悲壮沉郁，正是千古文人的英雄情怀与儒家理想的及至反映。
想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郭靖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不正是孟子民本思想的继承么？当然郭靖不是读书人，更不是圣人，他所能做的，就是凭自己所有的努力，于家国社稷危亡之秋，保境安民，捍卫国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早已刻进郭靖的骨髓信念，且勤勉自觉奔赴国难，抵御外敌，才使得他更具有非行而上的儒家人格实践。
《射雕》中《五湖废人》一回里，郭靖与黄蓉共游太湖，徜徉着湖上涛生云灭，烟波浩渺，黄蓉兴之所至，遥想吴越春秋事，不由叹道：“从前范大夫载西施泛于五湖，真是聪明，老死在这里，岂不强于做那劳什子的官么？”郭靖压根不知其典出，便要黄蓉讲故事给他听。黄蓉于是将范蠡怎么助越王勾践报仇复国，怎样功成身退而与西施归隐于太湖的故事说了，又补充说伍子胥与文仲却如何分别为吴王、越王所杀，潺潺道来，绘形绘色。郭靖听得发呆，却不同意黄蓉的观点，说：“范蠡当然聪明，但像伍子胥与文仲那样，到死还是为国尽忠，那是更加不易了。”黄蓉微笑道：“不错，这叫做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郭靖又不懂，黄蓉又给他细细解释：“国家政局清明，你做了大官，但不变从前的操守；国家朝政腐败，你守可杀身成仁，也不肯丢气节，这才是响当当的好男儿大丈夫。”
这段描写，完全是两个少年人的游湖情趣，然以黄蓉之聪明雅慧比之郭靖的鲁钝朴质，黄蓉似乎见解精到，颇具雅量高致，郭靖则不知所云，呆头呆脑。实则正是郭靖心中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忠厚纯朴，黄蓉的见解变得不过是文人墨客的清谈罢了，纵然黄蓉能把《水龙吟》唱得充满家国之悲，却远不如郭靖对家国天下的真正关切。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为赤子之心也。”当蒙古大军压境之时，黄蓉想到的是：“蒙古兵不来便罢，若是来了，咱们杀一得一个是一个，当真危急之际，咱们还有小红马可依赖。天下事原也忧不得这许多。”郭靖却正色道：“这话就不对了，咱们既学了武穆遗书中的兵法，又岂能不受岳武穆‘尽忠报国’四字之教？咱俩虽人微力薄，却也要尽心竭力，为国御侮。纵然捐躯沙场，也不枉了父母师长教养一场。”而后郭靖也终以一生的恪守与努力，实现了“但像伍子胥与文仲那样，到死还是为国尽忠，那是更加不易”的人格理想。
个人幸福与家国天下出现裂痕之时，民族大义当前，郭靖没有选择与黄蓉那样逃之夭夭，而是自觉留下来抵御外辱。同时，这一自我牺牲的精神人格，也感召着蓉儿坚毅的爱情。孟子曰：“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郭靖对自我价值和使命的感知，就算没有蓉儿在身边，他也会这样去想去做。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郭靖是金庸笔下最幸福而幸运的人，因为他自始至终能保持自我，依着自己的内心意愿生活，不管世事如何，郭靖都活得“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光明磊落，坦坦荡荡，虽万千人吾往也。
济世思想一直是儒家文化理想。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第一就是为民谋福祉，再是为社稷谋利益，君王则排在最末。在南宋“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历史烟云中，金庸借小说《射雕英雄传》，以无比的激情，塑造郭靖这一刚毅木讷、忠毅赤诚、宅心仁厚的侠客形象，铸造出史诗般的英雄品质和人格理想，充溢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韧和铁骨铮铮的担当，大气磅礴，悲壮沉郁，正是千古文人的英雄情怀与儒家理想的及至反映。
想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郭靖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不正是孟子民本思想的继承么？当然郭靖不是读书人，更不是圣人，他所能做的，就是凭自己所有的努力，于家国社稷危亡之秋，保境安民，捍卫国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早已刻进郭靖的骨髓信念，且勤勉自觉奔赴国难，抵御外敌，才使得他更具有非行而上的儒家人格实践。
《射雕》中《五湖废人》一回里，郭靖与黄蓉共游太湖，徜徉着湖上涛生云灭，烟波浩渺，黄蓉兴之所至，遥想吴越春秋事，不由叹道：“从前范大夫载西施泛于五湖，真是聪明，老死在这里，岂不强于做那劳什子的官么？”郭靖压根不知其典出，便要黄蓉讲故事给他听。黄蓉于是将范蠡怎么助越王勾践报仇复国，怎样功成身退而与西施归隐于太湖的故事说了，又补充说伍子胥与文仲却如何分别为吴王、越王所杀，潺潺道来，绘形绘色。郭靖听得发呆，却不同意黄蓉的观点，说：“范蠡当然聪明，但像伍子胥与文仲那样，到死还是为国尽忠，那是更加不易了。”黄蓉微笑道：“不错，这叫做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郭靖又不懂，黄蓉又给他细细解释：“国家政局清明，你做了大官，但不变从前的操守；国家朝政腐败，你守可杀身成仁，也不肯丢气节，这才是响当当的好男儿大丈夫。”
这段描写，完全是两个少年人的游湖情趣，然以黄蓉之聪明雅慧比之郭靖的鲁钝朴质，黄蓉似乎见解精到，颇具雅量高致，郭靖则不知所云，呆头呆脑。实则正是郭靖心中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忠厚纯朴，黄蓉的见解变得不过是文人墨客的清谈罢了，纵然黄蓉能把《水龙吟》唱得充满家国之悲，却远不如郭靖对家国天下的真正关切。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为赤子之心也。”当蒙古大军压境之时，黄蓉想到的是：“蒙古兵不来便罢，若是来了，咱们杀一得一个是一个，当真危急之际，咱们还有小红马可依赖。天下事原也忧不得这许多。”郭靖却正色道：“这话就不对了，咱们既学了武穆遗书中的兵法，又岂能不受岳武穆‘尽忠报国’四字之教？咱俩虽人微力薄，却也要尽心竭力，为国御侮。纵然捐躯沙场，也不枉了父母师长教养一场。”而后郭靖也终以一生的恪守与努力，实现了“但像伍子胥与文仲那样，到死还是为国尽忠，那是更加不易”的人格理想。
个人幸福与家国天下出现裂痕之时，民族大义当前，郭靖没有选择与黄蓉那样逃之夭夭，而是自觉留下来抵御外辱。同时，这一自我牺牲的精神人格，也感召着蓉儿坚毅的爱情。孟子曰：“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郭靖对自我价值和使命的感知，就算没有蓉儿在身边，他也会这样去想去做。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郭靖是金庸笔下最幸福而幸运的人，因为他自始至终能保持自我，依着自己的内心意愿生活，不管世事如何，郭靖都活得“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光明磊落，坦坦荡荡，虽万千人吾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