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最初以中短篇小说名世，“王安忆大部分小说的角度都是来之于人物的主观镜头，来自女主人公的情绪延伸……这样，作品既具有抒情的特征，又有艺术的吸引力。”《六九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十三章》《米尼》《伤心太平洋》和《纪实与虚构》仔细读过去，一种感伤与怀想会在文字里慢慢地氤氲开来，蚌埠虽然占据了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但它却渐渐退却为一个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的背景，人，七十年代与蚌埠有着生活关联的人却从那物的缝隙里钻了出来，他们，才是作品真正的主体。“不管它们是一些个人成长史也好，还是一些家族兴衰史也罢，总有一种摆脱不了的宿命的意味”。1990年代后，长篇小说《长恨歌》“清末的上海，成就了《海上花列传》这样的狎邪小说。民国的上海，既是鸳鸯蝴蝶派的舞台，也是革命文学的焦点；既是新感觉派作家的灵感源泉，也是遗老遗少的述写对象。更不提张爱玲、徐訏等作家对她的热切拥抱。上海的文学，形成海派传统……在这样一个传统下写《长恨歌》，王安忆的抱负可想而知。”“然而王安忆的努力，注定要向前辈如张爱玲者的挑战。”将《长恨歌》与《金锁记》比较分析，并不掩饰“王学张”的用心，同时，让人领略到两人的差异和时代的惘然。“张爱玲小说的贵族气至此悉由市井风格所取代……在处理情欲与物欲的纠缠上，王安忆的路数与张爱玲起点相近，但结论颇有不同。”王德威1996
《富萍》“《富萍》的篇幅不长，十七万字，讲述一个农家姑娘到上海谋生的故事……在王安忆的小说世界里，这样的人物已经有不少，富萍并不是新面孔。”“王安忆曾经在淮北‘插队落户’过三年，青年时代的记忆太深刻了，她虽然回到了上海，二十年来，还是不断往小说里引入淮北的农民，或者是类似这农民的人物”。《遍地枭雄》《启蒙时代》《天香》和《匿名》“对一个多变的作家进行整体研究，往往是困难的”，不过，“这多变又恰恰给阶段性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论题。”

张怡微谈王安忆：
王老师对我们最大的影响，还不是写作上的，实际上是一种写作之外的鼓励，就是“教育改变命运”的志向。文学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的，不是稿费，也不是知名度，真正改变命运的是赋予我们以文学生活，让我们相信在世俗世界之外还有超越性的庄严，我们能够经由文学成为更好的人，更好的父母、学生、邻居、同事。我们也能不断克服自己，超越自己，从尖锐和痛苦中淬炼出真正有质量的生命感悟、智慧和爱。

“为人物找环境”始终是王安忆文学写作教学实践的核心内容。在复旦上课时，每一年，王安忆的“小说写作实践”课程都会设置“上海地标”的考察主题，例如由六家弄堂工厂的厂房改造成的“田子坊”、曾为“远东第一屠宰场”的“1933老场坊”，上海第十七棉纺织总厂改建的杨树浦“上海国际时尚中心”等，选课学生需要去实地探访，然后以当地为背景，虚构故事开头，作为课堂讨论的素材。这些地标的物理结构和文化结构，是人物登场和“故事”展演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