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皇后
隋仁寿元年二月六日，长安永兴坊，高氏为丈夫长孙晟诞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小字观音婢。
高氏出身北齐皇族宗室，她的丈夫长孙晟亦是北魏拓跋氏宗室长之后，不过此时此刻新添幼女的长孙夫妇并没有想到，他们怀中的这个小女儿日后将会有着比他们更为显赫的身份，乃至成为母仪天下名垂青史的一代贤后。
大业五年，右骁卫将军长孙晟逝世，年仅八岁的长孙氏与母亲及哥哥长孙无忌一并被异母兄长长孙安业赶出家门，高氏无奈之下只得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投奔哥哥高士廉。
高士廉“少有器局，颇涉文史”，与薛道衡、崔祖浚并称先达，结为忘年之交，如此具有名师风度的人自然不会嫌弃自己的妹妹，他将高氏与长孙兄妹接回家，对他们十分照顾。后来高士廉被贬为硃鸢主簿要远赴岭南上任，为了安顿好妹妹一家，特意将自己的大宅卖了另买了座小一些的宅子安置好他们。高士廉又见唐国公的次子李世民表现得非同一般，便做主将外甥女许配给李世民为妻。

大业九年，年仅十二岁的长孙氏嫁给了李世民，婚后长孙氏回永兴坊省亲，舅舅高士廉的小妾张氏在长孙氏居住的地方看见了一匹高头大马，而且鞍勒等物准备得一应俱全，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于是高士廉令人占卜了一番，占卜的人说：“此女贵不可言。”果然不出所料，不久之后李渊在长安称帝，改元武德，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册封其妻长孙氏为秦王妃。
武德二年，秦王妃长孙氏与李世民的长子诞生于承乾殿，故以此殿为名，取名李承乾。不过承乾有着承继皇业，总领乾坤之意，所以此二字虽为宫室之名，然而用作人名时却有着无比深意，是以“承乾”一名当为唐高祖为这个孙子亲赐。
武德三年，长孙氏为李世民诞下第二子，取名李泰。同年六月，李承乾与李泰分别被册封为恒山郡王与宜都郡王。
武德四年，长孙氏为李世民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丽质——天生丽质难自弃，单从这名字中就可想见李世民对这个宝贝女儿的喜爱之情。同年，唐高祖又将宜都郡王李泰进封为卫王，加授上柱国，以继李元霸之后。原本作为秦王的嫡次子，李泰日后的爵位原本最高不过是从一品的郡王，然而李渊却将其封为了正一品的卫王（而不是从一品的嗣卫王）并授予上柱国的勋官，这对李世民一家来说是莫大的恩宠。
这一年的七月十日，唐高祖废五铢钱，发行开元通宝。唐高祖特别准许李世民可以自己铸三炉的钱，据唐玄宗时的大臣郑虔所说，欧阳询奉上蜡样时，王妃长孙氏曾不小心在蜡样上留下了一点指甲的痕迹，于是开元通宝铸造完成后上面便有了一缕“掏文”。
武德五年，李世民将长孙氏的侄子、长孙炽之孙长孙家庆任命为长子李承乾的侍读。
武德七年，唐高祖将恒山郡王李承乾徙封为中山郡王。而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后，将陆德明与孔颖达这两位儒学大师双双任命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令他们教导李承乾儒学经典，同年，李世民又将长孙氏的另一个侄子，也就是长孙家庆的胞弟长孙祥任命为李承乾中山王府的功曹。
又因为妻子长孙氏的身体不太好，李世民在经过太原的时候想到妻子曾经在玄中寺聆听钟声并修葺寺庙一事，便特意到玄中寺拜会寺中的高僧道绰大士，供奉了大量珠宝，以此为妻子祈福。
随着大唐江山的统一，李世民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京城，又因为功高震主，秦王府与太子李建成的摩擦积怨也日渐加深。长孙氏便充分发挥了自己身为女眷的优势，时常进宫侍奉高祖与他的后宫嫔妃，尽力弥补彼此之间的嫌隙。
武德九年，秦王府与东宫的局势越来越紧张，长孙氏与房玄龄“同心影助”，共同辅佐李世民。最后，李世民为了自保不得不率先带领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高士廉等人在玄武门埋伏，长孙亲自为将士们分发盔甲，勉励众人，将士们都感激万分。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成功诛杀了李建成与李元吉后，被唐高祖立为皇太子，而长孙氏也被册拜为皇太子妃。
八月二十一日，唐太宗登基后的第13天就将自己的妻子长孙氏册立为皇后，丝毫不顾此时突厥压境的巨大威胁，并追赠自己的岳父长孙晟为司空、齐国公，谥曰献。十月癸亥，又立嫡长子中山郡王李承乾为皇太子。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玄武门之变中功勋第一的长孙无忌袭爵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又因为长孙无忌与自己年少时就是好朋友，如今又是外戚与功臣的双重身份，唐太宗对他格外重视，经常让他出入自己的居室之中，又授予了尚书右仆射的要职。三月癸巳，长孙皇后举行了亲蚕礼。
同年，长孙皇后的叔父长孙敞因为受贿被免官，唐太宗却因为长孙敞是妻子叔父的缘故，经常命人送绢给他，供他开销，不久又让他以宗政卿的官衔退休，又加授了金紫光禄大夫的散官，以及正二品平原郡公的爵位。
十二月，长孙皇后的异母哥哥薛国公长孙安业与李孝常、刘德裕、元弘善等人谋反事泄，按罪当死，但长孙皇后却流着泪向丈夫求情：“安业之罪，万死无赦。但他早年将我和母亲赶出家门，此事天下皆知，如果杀了长孙安业，世人必然会认为我是仗着陛下的宠爱报复兄长。”于是别的主犯全部被诛，甚至李孝常的几个儿子也因连坐全部被杀，惟独长孙安业得以免于一死。
贞观二年，长孙皇后反对哥哥长孙无忌担任要职，常常对丈夫说：“我身为一朝皇后，尊贵已极，实在不愿兄弟子侄都在朝廷之上。汉朝的吕家和霍家外戚正是前车之鉴，希望陛下千万不要任命我的哥哥为宰相。”唐太宗一开始并没有听从妻子的意见，坚持给了长孙无忌高官厚禄，于是长孙皇后私下让哥哥主动辞去这些职位，直到唐太宗最终不得不答应，只加封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的虚衔，长孙皇后这才喜笑颜开。
五月，卫王李泰改封越王。李泰因为是长孙皇后所生的缘故而宠冠诸王，唐太宗令其遥领扬州大都督与越州都督，封地竟然有22州之多！比同时受封的亲王封地多了近两倍。
六月庚寅，长孙皇后在丽正殿生下了第三个儿子李治，唐太宗欣喜异常，不仅大宴五品以上的官员，赐帛有差，还下令只要是在这一天出生的人都可以领取粮食。据说就在李治出生三天后的“洗三朝”时，长孙皇后将当年丈夫从晋阳宫中得来的玉龙子与缀满珍珠的朱红襁褓一并赐给了这个小儿子。从此，这枚“广不数寸，而温润精巧，非人间所有”的玉龙子就成为了唐朝的吉祥物，由皇帝们代代相传。
同年，长孙皇后的长女，年仅八岁的李丽质被册封为长乐公主，食邑三千户。
贞观五年正月庚戌，唐太宗封长孙皇后之子李治为晋王。同年，唐太宗召法师元琬于苑内德业寺为长孙皇后写藏经。
贞观六年，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特所钟爱的长乐公主将要出嫁，唐太宗特别下令让有司准备比长公主多一倍的嫁妆，然而不久之前御史大夫韦挺刚刚上表批评过时风：“今贵族豪富，婚姻之始，或奏管弦，以极欢宴；唯竞奢侈，不顾礼经。……若不训以义方，将恐此风愈扇。”结果唐太宗竟然“顶风作案”，要为自己的爱女准备的嫁妆甚至比长公主还要多许多，此举自然而然招徕了魏征的严厉制止。
魏征认为嫁妆比长公主多一倍不合礼法，极力谏止，唐太宗下朝后将这件事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感叹道：“我知道陛下器重魏征但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今天才知晓原来魏征果然是于社稷有益的肱骨之臣，而魏征作为臣下却能够秉直上谏，这份品行实在是难能可贵。”于是下旨赏赐了二十万钱与四百匹绢给魏征，并特意嘱咐道：“我希望郑公能够一直将这份敢于直谏之心保持下去，认为不对的就直说，不要因为君臣之礼而有所讳言。”
三月，唐太宗与长孙皇后到九成宫避暑。四月癸卯，夫妻二人在散步时，发现丹霄殿西面有片土地略感湿润，于是用手杖通导，即刻便有泉水涌出，随即用石槛围住，将之引伸为一个水渠。又因泉水出自丹霄殿之西，唐太宗便在丹霄殿置酒宴请诸位大臣，并赐帛各有差。而由魏征撰稿、欧阳询正书的《九成宫醴泉铭》，记叙的正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散步时发现醴泉的这件趣事。
几个月后，长孙皇后所生的小公主满月，唐太宗十分欣喜，大宴群臣于丹霄殿。九月丙申，太子李承乾来九成宫朝见，唐太宗高兴之余大宴东宫官属，又赐帛各有差。
十月乙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自九成宫回到长安，唐太宗亲自侍奉太上皇李渊，与长孙皇后一起献上饮食服饰等，直到夜深了才离开。唐太宗想要亲自送太上皇回去，太上皇不肯答应，让太子李承乾代为相送。
贞观七年，在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后，长孙皇后与唐太宗的爱女长乐公主出嫁，而驸马不是别人，正是长孙无忌的嫡长子，未来的赵国公，现在的宗政少卿长孙冲。同年，长孙皇后的幼子晋王李治遥领并州大都督一职，那么并州又是什么地方呢？
根据史书的记载，并州即太原府，也就是说李治得到的是太原这块封地。但凡对唐朝有所了解的人就会知道，有唐一代，太原贵为北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可谓是地位全面超然。因为太原不仅是中原王朝的北方重镇，更是李唐的龙兴之地！而唐太宗却轻描淡写地将晋王这个封号给了李治，又将地位如此独特的太原封给了他，唐太宗对妻子所生的这个小儿子的宠爱之心也由此可见一斑。
同年，越王李泰也在遥领鄜州大都督及夏胜北抚北宁北开五都督的同时，又被授予了左武侯大将军、雍州牧等职位，而在别的同龄皇子已经远赴封地上任的时候，李泰不仅仍旧留在父母的身边没去封地上任，唐太宗甚至还下令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
贞观八年三月甲戌，太上皇李渊在两仪殿大宴西突厥使者，唐太宗与长孙皇后亲自奉上膳食以及衣物等，全部都是奇珍异宝，长孙皇后又亲自为唐高祖梳头，为他戴上冠冕，并感慨道：“至尊年事已高，头发都全白了。”众人无不伤感流涕，一家人如同寻常百姓一样。
庚辰，长孙皇后与唐太宗一起驾幸九成宫，一天夜里柴绍匆忙前来上报说有急变，唐太宗不得不穿上盔甲离去，而同床共眠的长孙皇后虽然正抱病在身，但也坚持要一同前往，宫人纷纷劝止，长孙皇后却说：“陛下如此震惊，我又如何能够安心养病？”
贞观九年三月，长孙皇后举行了亲蚕礼。同年长孙皇后身体不适，唐太宗担忧之下接连请了昙藏法师、法常法师等诸位得道高僧进宫为妻子受戒祈福。后来昙藏法师逝世于会昌寺，长孙皇后与太子李承乾皆派人前往为其吊丧，唐太宗又下诏安葬了昙藏法师。法常法师也因为为皇后受戒的缘故，得到唐太宗的旨意有幸成为了空观寺上座。
贞观十年，随着长孙皇后病重，李承乾为母亲的病情十分忧心，想要大赦天下以此为母亲祈福，但长孙皇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说道：“死生有命，非人力所能改变的。何况赦免囚犯是国家大事，崇尚佛教又是陛下所不为之事，怎么可以因为我一介妇人而乱了天下的法度呢？”承乾于是把这件事告诉了房玄龄，唐太宗与朝中大臣十分感慨，大臣们纷纷请求大赦天下，但是长孙皇后坚决拒绝了大赦一事。
唐太宗虽然不忍违逆妻子的意思，没有大赦天下，但是却另辟蹊径，想到了用别的方法来为爱妻祈福。
四月，唐太宗下诏说：“皇后虚风日久，未善痊除，修复废寺，以希福力，天下三百九十二所佛事院宇，并好山水形胜有七塔者，并依旧名置立。”唐太宗下令大修天下392所废弃寺庙，希望佛祖能够保佑妻子早日康复。相州的修定寺，益州的善寂寺，皆是因此得到修复的寺庙，大名鼎鼎的初唐四杰之一王勃为此亲自撰写了《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一文并流传至今。而明明崇尚佛教本是自己所不为之事，但是为了从死神手里抢回妻子的生命，唐太宗还是为了。
然而，尽管唐太宗想方设法想要从死神手里将爱妻的生命夺回来，却天不遂人愿，这一年的六月己卯，长孙皇后抛下了少年时代相伴至今的丈夫，抛下了刚刚弱冠的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抛下了出降不久的爱女长乐公主以及更为年幼的4个儿女，崩于长安太极宫立政殿，年仅三十六岁。
长孙皇后盛年而逝，留给丈夫、儿女的是无尽深重的哀痛。唐太宗面对妻子的离世悲恸万分，诸位皇子公主也悲伤异常，尤其是晋王李治，哀慕感动了周围的人，唐太宗亦十分心疼，于是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举动：亲自抚养了长孙皇后的一双儿女晋王李治与晋阳公主，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自抚养皇子的皇帝，也是唯一一位亲自抚养公主的皇帝！
试想中国上下五千年有过多少位皇子，有过多少位公主，又有几个能有这份殊荣被皇帝父亲亲自抚养？而长孙皇后的儿女并没有因为母亲人走茶凉，反而享受到了这等殊荣，这实在是唐太宗这个性情中人情之所至下的惊世举动！

九月丁酉，长孙皇后将要安葬昭陵，虞世南为此撰写了一篇《文德皇后哀册文》，而提到长孙皇后的谥号“文德”二字，又是说来话长。
皇后有谥号是从东汉开始的，但直到隋朝，所有的皇后都只有单谥而不是复谥，只不过史官为了便于区分，才将她们的谥号和皇帝的谥号合在一起。如唐高祖即位的时候，追谥窦皇后为“穆皇后”，唐高祖死后合上他的谥号即为“太穆皇后”。而长孙皇后却在逝世后直接被唐太宗上了复谥“文德”。
根据春秋礼法，单谥为正，双谥非正，在古人看来，只有当单谥不足以道尽逝者的美好品德时，才会用上复谥。所以复谥极为罕见，纵观贞观十年长孙皇后逝世之前，也就只有刘感这位忠君死节的烈士被唐高祖李渊赐了复谥“忠壮”，除此之外再没有人有过复谥。
而长孙皇后的“文德”这两个谥号皆为美谥，尤其是“文”这个字。唐人认为“文”是最好的谥号，“为美无以尚也”，就算是在美谥里，也没有哪个谥号能比文还要美好。可见在唐太宗的心目中，只有“德”这个单谥并不足以表现出妻子的美好，只有再加上唐人最为尊崇的“文”这个谥号，才能表现出长孙皇后的盛德。
十一月庚寅，长孙皇后安葬昭陵，唐太宗亲自为妻子撰写碑文，特别提及了长孙皇后临终前曾百般嘱咐过要“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的心愿，所以唐太宗亲自选定了九嵕山为帝陵墓址，因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馀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以完成妻子的愿望。
长孙皇后下葬时，唐太宗又特意挑选了名声嘉美、英俊可爱、博通诸艺、富于才情的于尚范、袁公瑜、齐世武、独孤士餮、宋思真、陆绍、崔玄籍、郭敬宗等少年为挽郎。
就在这段百官为皇后服丧的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中书舍人许敬宗看到欧阳询的相貌丑陋怪异，大笑出声，唐太宗知道后十分生气，立马将许敬宗贬为了洪州司马。许敬宗不仅一下子官职连降3级，而且还从京官被贬为了地方官员，罚得极重。
而唐太宗对妻子的追念远远不止于此。长孙皇后逝世后，唐太宗度人在宗圣观出家，为皇后追福。
又根据史书的记载，长孙皇后安葬进昭陵的玄宫后，唐太宗下令让人在五重石门外修建栈道，令宫人起居供养一如皇后生前。而这条栈道直到唐太宗驾崩后合葬昭陵玄宫，这才拆除。
唐太宗又因为十分思念妻子，在上苑中建了层观以登高眺望昭陵。一次，唐太宗和魏征一起登上层观，唐太宗指着昭陵让魏征看，魏征则回答说：“臣老眼昏花，看不清，臣以为陛下是在让臣看献陵（唐高祖帝陵），如果是在看昭陵，那么臣看到了。”唐太宗闻言潸然泪下，不得不流着泪毁掉了层观。
事实上在这个百善孝为先、夫不祭妻的时代里，唐太宗如此张扬地思念妻子被魏征嘲弄讥讽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唐太宗对爱妻的思念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而越发汹涌难以自控，以至于他在一次给魏征的回诏中，公然向大臣倾诉说起了自己丧偶之后的悲苦心情——“顷年以来祸衅既极，又缺嘉偶，荼毒未几，悲伤继及。凡在生灵，孰胜哀痛，岁序屡迁，触目摧感。自尔以来，心虑恍惚，当食忘味，中宵废寝”。如此一字一血泪，当真令人唏嘘不已。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将只有皇帝才能用的《光大之舞》定为祭祀长孙皇后时用的庙乐。
按照惯例，只有当皇帝驾崩后，皇后才能跟随丈夫一同配享太庙，但唐太宗却早早将长孙皇后配享太庙，并且连指定的庙乐也是只有皇帝才能用的《光大之舞》——这需要唐太宗何等的深情与重视，才会让妻子与自己的祖先们一起享受同等级别的祭祀？
贞观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唐太宗令律宗南山宗初祖释道宣为妻子写了《大般涅盘经卷》作为供养经，以此为长孙氏追福，这部经书后来由清末民初的收藏家李盛铎所收藏。
同年十一月辛卯，魏王李泰发愿为母亲长孙皇后所造的龙门山三龛落成，唐太宗驾幸伊阙，亲自检阅佛龛。而伊阙佛龛之碑上的《三龛记》则是由岑文本撰稿、初唐四家之一的褚遂良书写，是龙门形制最大的摩崖碑刻。字画奇伟，名垂千古，其工程之浩大，装饰之宏伟壮丽，乃至“有金银之语”，足可见李泰对母亲长孙皇后的一片孺慕之心，更可见唐太宗对此佛龛之重视。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在太平观内为长孙皇后建造了一尊元始天尊像，为已逝世的爱妻追福。
同年八月二十日，唐太宗将年仅8岁的小女儿封为衡山公主，食邑三千户。衡山郡即是衡山所在之地，衡山自古以来便是五岳之一，位在名山之列，而《唐六典》中则有言：“凡名山、大川及畿内县皆不得以封。”唐太宗却大方地将衡山作为封邑，封给了这个嫡出的小女儿。
贞观十七年四月，太子李承乾意欲谋反的事情败露，而通观历史上那些走上谋反之路并失败的皇子，下场往往只有身首异处这一种结局，所以对于同样犯下谋反大罪的皇子李佑，唐太宗是毫不犹豫地直接赐死了这个儿子，但是轮到李承乾时，唐太宗却沉默了。
承乾的所作所为固然让他感到失望，为了将爱子栽培成为合格的储君，自己付出了多少的心血与精力！只是李承乾逼宫谋反固然是大错特错，但唐太宗终究还是爱着这个儿子，更不想让逝去的妻子伤心，可是自己又不能公然带头违反法律规定，这该如何是好呢？于是唐太宗将这个棘手的问题拿到了朝上，扔给了诸位大臣——你们说说，该怎么处置承乾？结果没有一个大臣敢回答。
因为关于皇子谋反一事该如何处理根本就无需商讨，按律当诛，可现在唐太宗却当着众大臣的面公开询问要怎么处理李承乾之事，很明显就是在表示他根本不想杀了李承乾。最后还是通事舍人来济站了出来，说：“陛下上不失作慈父，下得尽天年，即为善矣。”于是唐太宗下令将李承乾废为庶人，流放黔州，总算是保住了儿子的一条性命。而来济也因为此事得到唐太宗的看重，官职不断得到升迁，不久就考功员外郎，次年便升迁中书舍人，与令狐德棻等人共同撰写《晋书》。
纵然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因为夺嫡而双双被贬，唐太宗也因此伤透了心，但为了同时保全这三个心爱的儿子，唐太宗果断立了年幼但性格温和的幼子李治为太子。
而意欲夺嫡的魏王李泰所得到的最大处罚，也不过是降了一级爵位，只被贬为了东莱郡王，后又改封顺阳郡王。反观三国东吴时期，鲁王孙霸因为图谋太子孙和的储君之位，就被父亲孙权赐死了——同样都是争储，结局却完全不一样，由此可知李泰仅仅从正一品的亲王被降级为从一品的郡王，这样的惩罚是多轻了。
李承乾作为谋反案的主谋保全了性命，只被废为庶人，但身为从犯的城阳公主的驸马杜荷却依旧难逃一死。杜荷死后，唐太宗心疼女儿，于是亲自为她挑选了薛瓘作驸马，而为了让城阳这一次的婚事再无缺憾，唐太宗特意令人占卜了一番，卜文则显示：“两火俱食，始则同荣，末亦双悴。若昼日行合之礼，则终吉。”
按照当时的惯例，婚礼应于傍晚时分举行，不过根据占卜的结果，婚礼需要白天举行才会吉利。于是唐太宗决定破例将城阳的婚礼改在白天举行，但此举却遭到了马周的强烈反对，唐太宗不得不作罢。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城阳与薛瓘的婚事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夫妻二人婚后感情十分和睦，他们的儿子薛绍正是日后唐高宗爱女太平公主的驸马。
八月，正值青春少艾的长乐公主病逝，唐太宗对爱女的早逝悲痛异常，下令让长乐公主的墓使用了三道石门的规格——这不仅是在昭陵现已发掘的陪葬墓中独属一份，即便是在整个已发掘的唐代墓葬中，也就只有“号墓为陵”、按天子等级安葬的懿德太子墓同属这一情况。
然而皇家的不幸并没有就此戛然而止。唐太宗一直亲自抚养在膝下的晋阳公主也因病逝世，年仅十二岁。唐太宗悲伤不能自己，甚至一个多月都不能正常饮食，每天要哀伤数十次，身体也因此变得羸弱不堪。大臣们纷纷进谏劝慰，唐太宗则答道：“我又怎么会不知道人死不能复生，如此悲伤根本无济于事呢？只是情不能自禁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无法控制自己的悲恸。”
最终唐太宗只得强忍悲伤，下诏给有关官员，将晋阳公主封邑所得的余钱于她的墓旁修建佛祠，以此为不幸夭折的爱女的往生祈祷，同时也希望能够借此给予自己一丝丝的安慰。
贞观十八年十二月，李承乾逝世于黔州，唐太宗为此辍朝，并以国公礼安葬了他。
贞观二十年，高士廉生病，唐太宗亲自到他的府邸看望他，提及往事时不禁潸然泪下。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壬辰，高士廉薨于长安崇仁里，唐太宗带着病体执意要亲临宅邸吊丧，并对前来阻拦的房玄龄说：“我这次前往，不只是为了君臣之义，更是为了当年允婚的情谊，士廉也是我的舅舅，姻戚义重，你不用再劝我了。”于是唐太宗带着数百骑士兵从兴安门出发，一直到了延喜门，长孙无忌上前说道：“陛下圣体抱恙，此时前去吊丧是大忌，陛下念及亡舅的旧情，臣很感激，但亡舅临终前曾说过：‘陛下对我恩情甚重，我死了以后也许会亲自前来吊丧，而我只不过是朝堂上很普通的一员，活着时对陛下没什么帮助，怎么可以死后还要让陛下如此劳烦，如果我泉下有知，一定会十分愧疚的。’”长孙无忌跪在唐太宗的马前流着泪极力劝止，唐太宗这才答应回宫。
同年十一月，唐太宗将顺阳郡王李泰重新进封为濮王，食邑一万户。
贞观二十二年六月，太子李治为了纪念母亲长孙皇后，修建了一座被唐玄奘评价为“壮丽轮奂，今古莫俦”的大慈恩寺。如此宏伟富丽的大慈恩寺，面积之大甚至占据了整个晋昌坊的半坊之地，共修建了10多座院落，1897间房屋，云阁禅院，重楼复殿，十分奢华，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项劳民伤财的工程，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和允许，即使是太子，也没有这个能力与胆量这么做，而《诏建大慈恩寺》这封诏书也证明了这座规模宏伟的寺庙得以修建，正是出自唐太宗本人的旨意。
十二月大慈恩寺落成，唐太宗下诏令太常卿李道宗带领九部乐，万年令宋行质、长安令裴方彦等人各率县内音声及诸寺幢帐，务必要让大慈恩寺显得庄严肃穆，并下旨度了三百名僧人，请了五十名得道高僧。随后，唐太宗又带领太子李治与百官在安福门楼执香炉目送高僧与各种佛像、经卷、舍利等依次奉进大慈恩寺，各种奇珍异宝“眩日浮空，震耀都邑”，甚至一眼都望不到尽头。
贞观二十三年二月六日，就在长孙皇后的生辰这一天，唐太宗将妻子所生的小女儿衡山公主下嫁长孙诠，唐太宗还因此特意将长孙诠的父亲长孙操升为岐州刺史——岐州即扶风，与京兆尹、冯翊并列为三辅，地位非同一般。唐朝将州县分为八个等级，岐州位列第二，仅次于雍州、洛州、并州，中晚唐时更是一度被定为了西京，所以长孙操身为一介臣子，只因儿子尚主便被提拔为了岐州刺史，一下子升了三四级的官，唐太宗对衡山有多重视可想而知。但是公主出降的仪式极为繁琐，所以遗憾的是直到唐太宗驾崩，婚礼仍未完成。
五月己巳，唐太宗崩于九成宫含风殿。八月庚寅，唐太宗下葬昭陵玄宫，与长孙皇后同穴而葬。

随着唐太宗的逝世，一代贞观帝后的故事似乎就此落幕。其实不然，从古至今各种关于贞观帝后的传说一直屡出不穷，而且大多和“病”跟“吃”有关，往往都是长孙皇后凤体抱恙，唐太宗急着发动全国找秘方，然后吃了民间的各种美食名药就好了。
事实上在交通和信息都不发达的古代，天子脚下都未必能知道皇宫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民间的老百姓就更加不可能清楚了。所以很可能是因为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那些大事：长孙皇后一生病，唐太宗又是急得延请高僧祈福又是下令全国广修庙宇为妻子积福；长孙皇后诞皇子李治，唐太宗高兴得普天同庆，每个有幸与李治同天出生的人还能得到额外的粮食赏赐。随着这样一次次的昭告天下，百姓们心里就留下了这样一个固有印象：修庙了，是因为皇后身体不好，有米拿，是因为皇后生宝宝了，所以长孙皇后怀孕患病由孙思邈引线诊脉传颂千古；唐太宗为产后体虚的爱妻访求一种名为蜜碗的美食；唐太宗亲自酿了葡萄酒与长孙皇后共饮等等，这些传说经久不衰，至今未歇。
而关于长孙皇后的种种事迹，也历来为世人所喜闻乐见，如长孙皇后所作《春游曲》，唐太宗对妻子的这首诗是“见而诵之，啧啧称美”，但偏要有老学究认为长孙皇后作为一代贤后却“作情艳，恐伤盛德”；又如长孙皇后一双保存至宋时的岐头履，“以丹羽织成，前后金叶裁云为饰，长尺，底向上三寸许，中有两系，首缀二珠”——这双岐头履由鲜艳光灿的羽毛织成，黄金珍珠点缀其中，后来传到宋代秘库中。此履制作精细绝伦，宋朝画家米芾奉命为文德皇后履作画题字，后又流传到明代，亦被时人当做国粹来保存，有人欲出数万钱只为看一眼，主人仍不许。
而这只遗履的出现，也使长孙皇后“布衣补丁”求贤德的说法不攻自破。一双鞋子尚且如此华丽，那么衣饰的华丽程度更是可想而知，事实上史书记载的也是长孙皇后对这些衣饰物品的态度是数量够用即可，既不是衣服洗过后还要再穿第二次，也不是将裙子的褶子数量大大减少，更不会给衣服打补丁了。
毕竟堂堂帝王之家，再怎么节省也只是相对于一贯奢华的皇室生活水准而言，并不意味着就要降低到跟普通老百姓一样的标准。事实上在那个连贵族都不穿洗过的衣服的年代里，哪怕只是提倡在整体数量上不要“过度”，也是值得为人所称道的。而这双饰金缀珠、丹羽织成的遗履也恰如一面镜子，则清晰地映照出长孙皇后灿若丹羽，金裹珠耀的华丽一生：
确实是惊世华丽，在一个男尊女卑，丈夫是天的社会里，即使嫁的是一个普通男人也不能轻易说“不”，对皇帝就更不用说了。但长孙皇后却常常气定神闲对皇帝丈夫说“不”——不想发表意见时，无论皇帝如何问，就是不说；不想让兄长为官时，即使皇帝反对，兄长也一定要辞官；想要赦免兄长时，就算兄长犯了谋反罪，也一定要皇帝下旨赦免；认为某人无罪时，即使皇帝大怒，她也依旧顶风而上，从容辩白；更有甚者，就连死后的墓葬形式都要亲自选定……长孙皇后的强势令人佩服，不过更令人佩服的是愿意纵容长孙皇后强势的那个男人——唐太宗李世民。
在一个男权的世界里，一个女人无论多么强势多么出众，若没有男人的垂青，她几乎不可能名垂青史，所以长孙皇后能成就一场惊世华丽，成为千古传颂的一代贤后，唐太宗居功至伟。
很多人奇怪，为什么唐太宗的后宫那么风平浪静，是长孙皇后的宽容慈悲感动了这些嫔妃吗？不，当然不是！宽容慈悲并不能阻挡争宠出头之心，史书中不乏善良的皇后被得宠的妃子踩下去的例子，能让后宫风平浪静真正平息了争宠之心的只有皇帝本人。也正因为唐太宗只爱长孙皇后一人，后宫中这些除了生育皇子外再无记载的无宠嫔妃们并不会蠢笨到以卵击石自寻死路，只能安分守己，后宫中自然也就没有任何争风吃醋的事情发生。
很多人奇怪，长孙皇后为什么不妒忌后宫，为什么会善待后宫？原因很简单，后宫是自古以来的制度，并非唐太宗才有，何况历数唐太宗后宫的嫔妃，基本上除了因为生育皇子而被记载了一笔外再无更多的记录——对于早已三千宠爱在一身的长孙皇后而言，这些无宠后宫又有什么值得她妒忌呢？这个世上锦上添花者也许不多，但更多人也还不屑于落井下石，面对已无力还击的这些弱者，长孙皇后照顾她们，善待她们一些又何妨呢？
很多人奇怪，魏征明明阻挠皇帝给长乐公主加嫁妆，长孙皇后却重赏魏征，这是在假装贤德吗？她难道就不想亲生女儿嫁得风光些？答案很简单，因为她的女儿一直很风光，“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爱之，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公主”，这句话已经胜过了世界上的任何奇珍异宝，这句话就是长乐公主最为珍贵的嫁妆。
很多人奇怪，长孙皇后临终前为什么要说“妾之本宗，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难道她不想家族荣耀吗？理由很简单，当一个皇后不用去担忧人走茶凉，反而担心皇帝莫要赏赐太多时，必然是因为皇帝已经对自己的家族实在太好了。
其实千百年来唐太宗和长孙皇后一直是官方和民间双重认可的恩爱夫妻，不仅正史上的记载数不胜数，就连各种野史和民间传说也是层出不穷。直到最近几年，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或许是因为长孙皇后没有仗着唐太宗对自己的宠爱残害妃嫔、祸国殃民，又或许是一些无聊八卦人士的猎奇以及哗众取宠心理，导致一些人硬是把一对鹣鲽情深的恩爱夫妻说成了怨偶。
也许有人会说一千年前的事谁能知道呢，唐太宗爱谁只有他自己清楚。可这些人不信任千百年前历史见证者们留下的铮铮记载，却偏偏相信千百年后现代人用“深邃”到穿越的目光“亲眼见证”唐太宗错综复杂、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史，并美其名曰“大唐气势”。如果非要这样才是所谓的“大唐气势”，那么很遗憾，唐太宗并没有这份气势，他很“庸俗”、很“落伍”地只钟情于自己的妻子、只对自己的妻子深情一生。

韦贵妃
唐太宗四妃之一的韦贵妃，根据其出土墓志铭的记载，名珪，字泽，于武德年间以良家入选秦王府，贞观元年四月一日册拜贵妃。不过墓志铭上虽然称韦氏是以良家的身份入选秦王府，然而事实上韦氏曾是隋代大将军、户部尚书李子雄之子李珉的小妾。
隋朝末年李子雄随杨玄感起兵谋反，兵败后父子均被杀，而韦氏因是罪犯家眷，按律被充入宫中为宫婢。李渊在长安即位后李世民进封秦王，韦氏作为宫婢被分配到秦王府侍奉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况李渊登基后虽然曾大赦天下，但大赦赦免的是罪犯，与释放掖庭宫人是两回事，韦氏根本不可能在武德年间被放出宫回到家中，所以墓志上说韦氏是以良家受选，很明显就是粉饰之语。至于某些网文里广为流传的，秦王李世民在路边对韦氏一见钟情的这种毫无史实根据的说法，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更有一些不靠谱的网文信口开河，认为在长孙皇后过世后，唐太宗的后宫是由韦贵妃一手掌管的。然而事实上是，即使身为贵妃，若没有皇帝的授意同样没有权利掌管后宫。
例如唐高祖的万贵妃，《旧唐书·李智云列传》中有明确记载：“母曰万贵妃，性恭顺，特蒙高祖亲礼。宫中之事，皆谘禀之，诸王妃主，莫不推敬。”表明万贵妃能够对后宫诸事有“谘禀”的资格，是“特蒙高祖亲礼”的，若没有唐高祖的特许，万氏即使身为贵妃也没有权利掌管后宫。再看唐宪宗的郭贵妃，“群臣三请立郭贵妃为皇后，唐宪宗以岁子午忌，又是时后廷多嬖艳，恐后得尊位，钳掣不得肆，故章报闻罢。”郭氏虽然只封了个贵妃，但却是唐宪宗未登基前娶的结发妻子，只因唐宪宗怕自己的风流猎艳被限制，从而不肯将其立为皇后。若身为贵妃便能理所应当地掌管后宫，那唐宪宗又何必再多此一举。
何况能够执掌后宫对于宫妃来说是莫大的荣誉，即使是多位嫔妃共同管理后宫，史书也同样会记载下来。陈后主的张贵妃统摄后宫，隋文帝宣华夫人、容华夫人共同代掌后宫的事情在史书中记载得清清楚楚，刘浚的列传也特意花了一番笔墨记载着其母潘淑妃（刘宋时淑妃仅为正二品九嫔，而非正一品的三夫人）掌管后宫一事。
不仅史书上会记上一笔，就连墓志铭这种没事也要夸两句有事更要夸了再夸的东西上，也绝对会大书特书一番。甚至哪怕韦贵妃并没有代管后宫这么大的权限，只是有些参与权，她的墓志上也不可能只字不提。比如朱元璋的宠妃孙贵妃只不过是辅佐马皇后治理后宫，此事不仅见载于《明太祖实录》，野史《胜朝彤史拾遗记》中亦有记载，宋濂在撰写孙贵妃的墓志时更没有放过这一莫大荣耀：“成穆貴妃孫氏……佐皇后以理，內治宮壼肅雍，上下咸無怨者。”。而韦贵妃的墓志早已出土，志文中对她多有浮夸溢美之词，但对所谓的代管后宫一事却绝口不提，可见韦贵妃代掌后宫一事，实属现代人的想当然耳。

韦贵妃不仅本人无宠，就连她的家族和子女所得到的待遇都很寒酸。唐制“若内命妇，一品之母，为正四品郡君”，韦贵妃作为正一品四妃，尽管她的生母只是韦圆成的小妾，但因为嫡母独孤氏早在武德元年就已经逝世了，所以按“无嫡母，封所生母”的规矩，韦贵妃的生母本可以获封正四品郡君，但是其母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都不曾得到过郡君的封号。直到韦贵妃因生母的逝世而表现得异常悲痛，“哀号荼毒，毁瘠弗已”，唐太宗这才象征性地追赠了韦贵妃之父韦圆成一个徐州都督的官衔，至于生母仍旧没能得封郡君。而韦圆成生前便已是隋朝的开府仪同三司、陈州等二州刺史、郧国公，唐太宗追封的徐州都督远远比不上韦圆成生前的地位，可见唐太宗的追封不过是敷衍之举而已。
不仅如此，韦贵妃所生育的临川公主与纪王李慎论起待遇，在唐太宗同样庶出的皇子公主中也是比较差的。临川公主直到18岁才被册封为公主，驸马周道务的出身在所有尚庶出公主的驸马中可以说是最差的，韦贵妃唯一的儿子纪王李慎虽然很有才华，在襄州处理政务的能力也非常出色，甚至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然而唐太宗并没有因此给予李慎格外的关注或赏赐，直到唐高宗李治登基了，这才褒奖了他。
至于韦贵妃的长女李氏，是她与前夫李珉的女儿，母女二人一起籍没进宫，但李氏都20岁左右了，其母韦贵妃仍不能自主安排女儿的婚事。直到贞观四年突厥来降，唐太宗为了安抚众多来降的突厥贵族，这才将仍旧是宫婢身份的李氏封为定襄县主，代替李唐的宗室女，嫁给在贵族眼里堪称婚配最末等的胡人为妻。
虽然有人因此认为李氏得封定襄县主是唐太宗将她认作继女的标志，然而唐太宗若真的将定襄认作是自己的女儿，那么定襄就应该和文成公主、弘化公主一样，封的是公主而不是县主，墓志上也不会明确记载定襄不过是渤海李氏，“隋户部尚书雄之孙，齐王友珉之女。”而应该像弘化公主那样，直接记载为“陇西成纪人”“大唐太宗文武圣皇帝之女”。
定襄嫁给阿史那忠后，阿史那忠便被唐太宗派去出塞，塞外的生活远比中原艰苦，别说定襄一个中原人受不了，就连阿史那忠本人享受过了中原生活都不愿再忍受塞外的寒苦，所以见到使者时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请求让他回到长安——唐太宗如果真的宠爱韦贵妃，又何至于让她的女儿去遭这份罪？

韦贵妃的次女临川公主即唐太宗的第十二女。
临川公主的人生完全可以说是慢半拍，因为临川所应得的荣誉总要比其他公主慢上良久。比如与临川同龄的公主早早就得到了册封，唯独临川直到18岁才被册封为公主，足足晚了13年；又比如唐高宗永徽元年，别的公主都顺利进封为了长公主，唯独临川的长公主封号比其他姐妹整整迟了19年才得到册封；再比如进封长公主后不少公主都有相应的加实封，最少的也有五十户，临川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加封。
那么临川公主这些应得的荣誉为什么总要比别人慢上半拍才能得到呢？这就要从她本人的生平说起了。
根据临川公主的墓志记载，贞观六年唐太宗避暑九成宫，没被准许一同前去行宫避暑只能留在长安的临川，眼看与自己同年出生的李敬早在四年前就已经被册封为了清河公主，而自己到现在连个正式的公主封号都没有，于是借机上表向唐太宗请安，想要得到父亲的关注。而墓志上写道，唐太宗在看了这个女儿的上表后颇为赞赏，为其取字孟姜，并“寻封临川郡公主”，然而事实上根据册封诏书等史料的记载，临川真正受封公主却是在贞观十五年。
“寻”是不久的意思，但是从贞观六年到贞观十五年过了近十年的漫长时间，就这样还能粉饰为“不久”，临川的墓志贴金有多厉害由此可想而知。何况如果唐太宗对临川真如墓志上所吹捧的那样比较看重与关心的话，不会等到她给自己上表请安了，这才发现原来这个女儿的字写得还不错，更不会事隔十年，直到女儿已经18岁了，这才想到该给她一个公主封号了。
而且从史书记载和出土的册封诏书来看，贞观十五年正月二十日临川公主正式进行册封，唐太宗却并没有留在长安参加仪式，而是早在十八日的时候就已经离京驾幸850里之外的洛阳宫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临川册封的前几天，即十五日，文成公主进藏。也许正是为了避免和亲的可能，贞观十五年时，宗室里诸位大龄公主、县主们纷纷册封的册封，嫁人的嫁人。比如年已20的文安县主就是在正月五日受到册封的，十四日便匆匆出嫁了；18岁左右的和静县主也是在这一年出嫁的；21岁的淮南长公主同样是在这一年才嫁出去。所以被父亲遗忘良久的临川在文成公主入藏后便得到了册封，也极有可能与之有关。
同样根据墓志的记载，贞观十七年临川的实封加至350户，有人因此认为临川的350户实封是和太平公主的待遇一样，但太平公主是史书上明确记载的一早就有了实封350户，与临川这样册封后过了整整2年，直到出嫁后实封才加到350户的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何况贞观十七年正是唐太宗立李治为太子的国庆之际，唐太宗欣喜之下又是大赦天下，又是赐酺三日，各级官员均得到进爵，临川的实封极有可能便是因此而加封的。作为佐证，贞观十六年册封为衡山公主的新城长公主墓志上，同样记载之后有次“汤沐增赋”，可见临川的350户实封不过是当时唐太宗的女儿们都有的集体待遇罢了，所以连一向浮夸成风的墓志上也丝毫没有提及这次加封是临川独有的荣耀(更别提史书了)。
临川出嫁后，便跟随驸马离开了京城远赴任上，直到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临川才有机会一路旅途跋涉，匆忙赶回长安。但丧礼结束后，临川再次随着驸马远离京城远赴边地。也正因为这样长久且遥远地离开自幼成长的长安京城，临川跟着驸马周道务再次风尘仆仆地离开时，留在长安的是不舍，是思念，是无奈。
说到临川的驸马周道务，则不得不令人心生另一番感慨：临川作为贵妃之女，所下嫁的驸马周道务，论家世，却堪称是所有尚庶出公主的驸马中垫底的。
且看与临川同样庶出的公主们：襄城下嫁萧瑀之子萧锐，南平下嫁王珪之子王敬直，遂安下嫁窦逵，豫章下嫁唐俭之子唐义识，巴陵降平阳公主之子柴令武，普安降史大奈之子史仁表，东阳降高士廉之子高履行，清河降程知节之子程怀亮，兰陵降窦怀悊，晋安降韦思安，安康降独孤谋，新兴降长孙曦，高阳降房玄龄之子房遗爱。
临川的驸马周道务虽然出身汝南周氏也算是个贵族，但无论是在哪个朝代，汝南周氏都算不上是多高级的门第，远远无法与山东士族、陇西贵族、江南华族相提并论。更别说其他同样庶出的公主们嫁的不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子，便是太穆窦皇后、长孙皇后的族人，又或是京兆韦氏、独孤信的后人，这些驸马的家世都远非汝南周氏可以企及的。
即便是普安公主的驸马史仁表，其父史大奈是突厥族，但史大奈早年跟着唐高祖打天下为唐朝开国立下汗马功劳，不仅是元从功臣，还追随李世民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所以在贞观时期，史大奈早已是正宗的唐人，只不过民族是突厥族的而已，与贞观四年时因战败归降的突厥人决不可同日而语。
且史大奈在唐书中有单独列传，而周道务的父亲周孝范连独立的传记也没有；史大奈被封国公，周孝范只是郡公；史大奈名列开国第一功臣表之中，周孝范则没有。所以尽管周孝范本人的墓志上一再强调自己是功臣，并且深得皇帝的看重，然而唐人墓志一向爱贴金已不是新闻，如果周孝范真的如此居功甚伟，史官为何不在史书上将他单独列传，周孝范又为何凭借如此显赫的功劳竟然连凌烟阁功臣都没能封上，甚至日后皇帝颁发的开国第一功臣表中也丝毫不见周孝范的身影？
由此可见，周道务的家世确实是在所有驸马中最差的。
通观临川的墓志，特别是“驸马以克清边难，驿诏入京，公主随行，途中大渐，恩敕便令于幽州安置……薨于幽州公馆”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临川的一生虽然看似平稳，然而背后却是看不见的凄凉。
临川出嫁后就随丈夫到地方上任，是众姐妹中唯一一位在唐太宗活着时就远离长安的公主。直到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临川才有机会回京，甚至年近60的时候，还不得不跟着驸马在远离长安3589里的边关营州辛劳，且不能享有儿孙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
等到临川好不容易等来驸马奉诏返京随行的机会时，又病困在幽州半路，而周道务以公务为重，无法一直陪伴在公主的身边，只有庶出的长子（陇州司功）与临川嫡出的四子周季童（左千牛）能够偶尔前来看望，以慰临川病中相思之苦。3年后，临川最终客死在距离长安东北2520里的异乡。
也正因为长年累月地过着远离京城，苦守边疆的生活，随着年岁渐长，对长安亲人的思念，对繁华京城的渴望，这些心情渐渐吞噬着临川，再加上早在永徽元年便该得到的长公主的封号迟迟没有得到进封，唐高宗年间，临川不得不再次提笔仿效当年向唐太宗上表请安的举动，向唐高宗奉上了一篇《孝德颂》——此举虽然得到了唐高宗与武后的嘉许，但最终并未能让她从遥远的大唐边疆回到故土长安。不过至少在苦苦期盼了19年后，总章二年的时候，临川公主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受封长公主的诏书，至于实封，诏书上则明确写道“封并如故”，也就是说临川并没有因为进封长公主而被加实封。
事实上也正因为临川公主迟迟未被册封为长公主，所以就连一向最喜欢吹捧的墓志在提及这件事时，也只是以“进封长公主，从朝例也”这样的话草草一笔带过，丝毫没有以此为荣耀。
综合墓志上的记载以及史书上简略之至的事迹，临川公主最终给人留下的是这样一个印象：她历经唐太宗与唐高宗两朝，她的人生并不顺遂得意，但她面对每一个皇帝都能充分利用自己能文工书的特点，抓住有利的时机撰表上颂。
而临川公主之所以会有这些看似圆滑实则无奈的举动，也完全是被现实所迫。毕竟临川公主的生母韦贵妃不得宠于唐太宗，而古代流行的便是子以母贵，如果生母不得宠，其儿女也很难得到父亲的宠爱。作为一位备受冷遇的公主，作为一位人生中处处要比其他姐妹慢半拍的公主，临川公主自然不得不善于这些经营逢迎之道。

韦贵妃的独子纪王李慎可以说是唐太宗诸子中比较有才干的一个，而且与某些空有溢美之词的皇子不同，李慎的才干可是有实打实的史料做证明的。因为在襄州刺史的任上干出了一番政绩，当地的百姓都为这位父母官立碑纪念。然而李慎虽有才华，却并不得唐太宗的偏爱，好不容易才在襄州干出了如此出色的政绩，但直到唐太宗驾崩，也没能得到父亲只言片语的表扬，直到唐高宗登基后，这才下诏赞扬了他。
所以韦氏纵然身为贵妃，但在唐太宗的后宫中究竟能算是个什么样的存在，究竟得宠与否，从她本人以及三个子女所得到的待遇便可见一斑了。
当然，也许有人会感到不解：为什么韦珪作为贵妃却无宠到了这般地步，如果唐太宗不喜欢韦珪，为什么还要封她为贵妃？其实这跟人们长期以来一些错误的观念有关。
首先，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贵妃就等于宠妃，被皇帝封为高品级的妃子都是宠妃。其实不然，后宫是自古以来的制度，就算没有宠妃，皇帝也不会把四妃之位一直空着不封。历史上身处高位却无宠的嫔妃比比皆是，别的不说，光看唐朝诸位皇帝的贵妃，除了唐玄宗的杨贵妃，唐代宗的独孤贵妃外，其他皇帝的贵妃都不得宠，也找不到什么得宠事迹。
其次，皇后是天然的后宫之主，掌管后宫事务，除非皇后无宠到了极点而皇帝又另有极为宠爱的嫔妃，不然皇帝是不会插手后宫事务的。所以纵观唐朝的后宫，皇后的权利极大，比如唐高宗的王皇后，明明萧淑妃那么得宠，出身好资历老又生育了皇子公主，但却只是个淑妃，另有一个无宠无子的女人压她一头做上了贵妃之位；风流多情的唐宪宗唯恐结发妻子当上皇后后会掣肘自己的猎艳行为，于是坚决不立原配郭氏为皇后——唐朝皇后在后宫的权利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所以唐朝后宫嫔妃的册封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皇后，如果皇帝没有特别的吩咐或要求，那么皇后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安排后宫女人的品级。身为贵妃却是个不得宠的女人，原因之所在，也就不难理解了。
再者，唐太宗明确表示过自己对这些后宫女人的态度，那就是韦珪、阴氏这些罪籍出身的女人甚至都没资格给自己生孩子。
《魏郑公谏录》：
太宗谓侍臣曰：“汉代常以八月选洛阳中子女资色端丽者，载还后宫，此不可为法。然即日宫内，甚多配役之口，使其诞乳诸王，是非所宜。据此论选补宫列，理宜依礼。”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大意就是，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汉朝经常在每年的八月择选一些品貌出众的良家女子入后宫充当嫔御，这种做法本不应该成为后世效仿的对象。但是现在我的后宫中有太多罪人家的女子充当妃嫔，由这些人生养皇子实在不合适，所以还是按照汉时的规矩，以后择选嫔御由宫外的良家子中择选。
唐太宗本就是贵族子弟出身，对这些罪籍出身的女人有着天然的鄙夷歧视之意——虽然这不代表他就要把这些女人当阶级敌人来看，更不是说她们没资格侍寝。
再加上韦珪阴氏等人是唐太宗当秦王时宫里发配来伺候的宫婢，而身为亲王时的李世民对后院这些小妾的出身没有多少自由挑选的余地。但出于贵族的偏见，唐太宗显然不认为这些女人的血统有多好，更不应当给自己生孩子，不然很可能会稀疏了自己优秀的基因，让后代不够优秀。
只不过唐太宗没练过什么神功，不能让指定的女人生孩子，而历史上为皇帝生育了子女却照样无宠的嫔妃也比比皆是。所以虽然韦珪、阴氏这些罪籍籍没进宫的嫔妃给唐太宗生育了孩子，但唐太宗依旧免不了打从心底鄙视出身不好的她们，更遑论还能对她们产生什么感情呢？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唐太宗驾崩后，韦珪母以子贵，按例册封为纪国太妃。原本韦珪可以借此机会跟随儿子纪王一起之藩，过上自由舒适尊贵的晚年，但韦珪却放弃了共享天伦的大好时机，坚持留在唐高宗身边。即便儿媳纪王妃在泽州病逝，韦珪也只是在洛阳表示了一番哀悼之情，并没有赶赴泽州安慰正在承受丧妻之痛的儿子。
那么韦珪为什么不愿离开皇帝身边，她都在做些什么呢？根据墓志记载，留在皇帝身边的韦珪坚持每天早晚两次给唐高宗请安。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觉得惊讶，为什么堂堂太妃，作为皇帝的长辈居然还要给皇帝早晚请安？其实这和当时的妻妾制度有关。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妻妾之别有如云泥，庶子只能喊生母为阿姨，这一点在皇室也不例外，无论嫔妃品级有多高，庶出的皇子公主依然只能称呼生母为阿姨。
《南史·齐武帝诸子》中就有记载，“母阮淑媛尝病危笃，请僧行道。有献莲华供佛者，衆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子懋流涕礼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胜，愿诸佛令华竟斋不萎。’”
《南史·齐宗室》同样记载道：“钧字宣礼，年五岁，所生区贵人病，便加惨悴，左右依常以五色绊饴之，不肯食，曰：‘须待姨差。’”
按南齐后宫制度，贵人为正一品的三夫人，淑媛为正二品的九嫔，区贵人、阮淑媛在后宫的品级很高，而萧钧和萧子懋也都是大孝子，但就因为是庶出，所以不得称呼生母为母亲只能称为阿姨。所以清人曾在《称谓录》中总结道：今人多称本生之妾母曰姨，盖其由来已久矣。
不仅如此，就算是某个嫔妃有幸生育了皇太子，她的地位仍然不会有本质的改变。比如南朝宋明帝的贵妃陈妙登生下了皇帝唯一的儿子，也就是皇太子，但陈贵妃的地位即使得到了丈夫的特别提拔，也只是“礼秩同皇太子妃”，连儿媳皇太子妃的待遇都比不过。再比如梁武帝的贵嫔丁令光因为儿子被立为太子，自己得以“礼数同于太子”，能够和儿子一样的待遇已经是极限了，换言之如果丁令光的儿子不是太子，那么她连自己儿子的地位都比不上。所以正常情况下，普通妃嫔的地位有多低下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韦珪是品级最高的正一品四妃也没用，连她亲生的临川公主、纪王李慎都不会喊她一声母亲，更别说让唐高宗视其为母了。甚至和今人想象的唐高宗对纪国太妃各种孝顺的场景截然相反，史实则是韦珪对自己能够有机会给唐高宗早晚两次请安十分得意，甚至在墓志上都不忘将此事炫耀一番：“太妃累岁在□，晨宵谒见”。
而韦珪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虽然没能为女儿临川公主换来册封长公主的诏书，但好歹为自己迎得了一些回报。麟德二年唐高宗决定封禅，并允许韦珪一同前往，祭天时由自己初献、徐王李元礼亚献、刘祥道终献；祭地时以武后为亚献，纪国太妃韦珪为终献。不过遗憾的是还没到泰山，韦珪就病逝了。唐高宗为了表示安慰，下旨将韦珪为参加封禅而特意准备的服饰供奉于灵座之前，至于韦珪在祭地时终献的安排，最后由地位仅次于纪国太妃的越国太妃燕妃负责。
纵观韦珪这一生，若是不看她实际得到的待遇只看她在唐太宗后宫中的品级，那么作为四妃之一的贵妃，韦珪的地位确实不低，但这表面风光的背后却有着大把无法言喻的痛苦。
韦珪因为一辈子都不曾得到过唐太宗的喜欢，她的生母不得封郡君，长女李氏大龄才脱离罪籍嫁给突厥人为妻，次女临川公主在所有公主中册封得最迟嫁得最差，唯一的儿子纪王李慎虽然颇有才华却始终得不到父亲的正眼相待。就算是好不容易熬成了太妃，韦珪也不能享有安适自由的晚年，依旧要以卑微的姿态继续侍奉新帝，直到抱病而终。

杨贵妃
杨淑妃，即杨素的孙女，杨玄奖之女。隋末杨玄感起兵后，杨玄奖意欲响应却先被郡丞所杀，杨氏则作为谋反案的家眷被籍没进宫，充作宫婢，李唐建立后又被分配到秦王府伺候。
按照其弟杨台的墓志所载，杨台因为杨氏为妃的缘故被封为正七品上的尚食直长，考虑到阴妃的弟弟阴弘智为正七品下的尚乘直长，由二人官阶上的差距也可知这应当是他们的姐姐在后宫地位不同的体现，所以同为四妃，杨氏明显比阴氏的封号要更高一些，杨氏当为淑妃，阴氏则为德妃。
同时根据《大唐故赠司空荆州大都督上柱国赵王墓志铭》上记载的“王，杨贵妃之所生也” 可知，赵王李福的生母徽号为杨贵妃。纵观整个贞观年间，韦贵妃的封号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所以这位杨氏的贵妃徽号当为死后追赠，而能够在死后被追赠为贵妃，可见杨氏生前就是四妃之一，正是杨玄奖之女。
关于李福的生年，根据其墓志记载，李福的生年可以推测出三个版本：
1、按“三岁封赵王”，虚三岁封王，可知贞观十一年出生；
2、按“年始十三，甫□出阁”，虚十三岁之官，反推为贞观六年出生；
3、按“春秋卅有七”，去世时虚三十七岁推算，说明贞观八年出生。
同一篇墓志上关于墓主的生年居然有三个版本，确实有点不可思议，不过考虑到三个版本中有两个都是在贞观九年之前，加上如果李福贞观十一年出生，那么算下来七岁就之藩了，那李福也太可怜了，比得罪过唐太宗的尹德妃之子酆王李元亨还惨。所以李福出生在贞观九年之前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又根据《大唐故淮南大长公主墓志铭并序》记载：
公主讳澄霞，高祖神尧皇帝之第十二女也。……武德六年，年始三岁，册拜淮南郡公主，食邑三千户。……奄以载初元年一月十八日，薨于淄州之城刺史宅馆，春秋六十九。
由淮南公主的墓志可知，淮南出生在武德五年，武德六年时淮南就算按虚岁也就只有两岁，但是墓志上却她在“武德六年，年始三岁”，可见墓志上即便记载了册封等年纪也未必准确，想要知道墓主的真实生年，还是靠卒年来推算更加靠谱。
何况李福的墓志也不是迁葬后过了很久才写的，而是他过世半年后就盖棺定论了，时间距离很近，记载比较可靠，所以李福应当生于贞观八年。
贞观十三年，杨淑妃唯一的儿子李福受封为赵王，随即便被唐太宗过继给了隐太子李建成，所以从礼法上来说，李福不再是唐太宗之子，而是隐太子李建成之子。
唐太宗驾崩后杨淑妃被封为赵国太妃，杨氏具体卒于哪一年不知，但永徽六年唐高宗祭拜昭陵时赵国太妃曾于神座左右侍列，而咸亨二年李福下葬时墓志上已记载了生母的封号为贵妃，可知杨氏的卒年即在永徽六年以后，咸亨二年之前。

阴德妃
阴嫔，封号原本应为德妃，因其子谋反而被降为了嫔。
阴德妃的父亲阴世师因效忠隋朝而被李渊处死，阴世师之子阴弘智等人由于年幼而免于一死，阴氏则被没入掖庭为婢。也许是因为阴世师与李渊有着相当的仇怨，而阴氏又成了李世民的妃嫔，所以许多人喜欢臆想李世民与阴氏之间有着一段隔着国仇家恨的虐恋深情。
然而就史实而言，这样的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的，毕竟隋唐时期后宫宫女乃至妃嫔的一大来源，就是这些被家属连累籍没进宫的女子。
比如在仁寿宫里得到过隋文帝临幸的尉迟女，就是因为祖父尉迟迥反隋失败后被籍没进隋宫的；隋炀帝的宠妃崔氏同样也是因为父亲崔君绰追随废太子杨勇的缘故被籍没进宫；大名鼎鼎的一代女相上官婉儿，还在襁褓之中就因为祖父上官仪之事被没入了掖庭宫中；而作为宫婢被主子临幸的更不在少数，章敬皇后吴氏便是在没入掖庭后得到了唐肃宗的临幸，从而生下了唐代宗。
而且若是对阴氏这个所谓的仇人之女心存芥蒂的话，李渊就不会在武德八年将阴氏之子李祐册封为宜阳郡王，一向与李世民有嫌隙的李建成等人也会借此机会大肆抨击他。所以李世民与阴氏之间所谓的隔着国仇家恨的爱情，不过纯属后人的YY罢了。更不用说阴氏在史书中只得一句“阴妃生庶人祐”后，便再无只言片语的记载，甚至单就其子李祐谋反一事来看，阴氏在李世民心中能有几分分量也是可以掂量得很清楚。

同样是谋反，李祐的结局是被诛后废为庶人，生母连坐遭降，舅舅阴弘智也因此被杀。随后唐太宗又将敢于当面数落李佑罪行并试图杀了李佑的齐州百姓罗石头追赠为亳州刺史，而痛斥李佑的高君状被封为榆社县令，将李佑捉拿归案的杜行敏由兵曹一下子被提拔为了巴州刺史，其他协助杜行敏擒住李佑的众人也一并得到了丰厚的赏赐。而反观李承乾谋反后，唐太宗千方百计想保住他一命，为李承乾说话的来济因此得到了得到唐太宗的看重，官职不断得到升迁，不久就考功员外郎，次年便升迁中书舍人，与令狐德棻等人共同撰写《晋书》。
这样的差距很明显可以看出阴氏与李祐是否得到过李世民的宠爱，若阴氏真的与李世民有过一段所谓的超越国仇家恨的轰轰烈烈的爱情，那么想必李祐绝不会落得个身死的下场。毕竟阴氏只有李祐这么一个儿子，处死了他就相当于毁掉了阴氏下半辈子的依靠，李世民若对其有情，再怎么对李祐处以重罚也好过将其处死。
而阴氏一夜之间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她本人或是因此被降级为嫔，然后一生孤寂郁郁而死；又或是和儿子一起被废为庶人，最后以嫔礼下葬，都不得而知。但即使阴妃还能留得一条性命，也是从此生不如死。

燕德妃
燕德妃，根据其墓志记载，于武德四年选入秦王府，贞观元年拜册贤妃，贞观十八年迁封德妃。考虑到贞观十七年李祐谋反，生母阴氏遭到连坐，四妃之位有所空缺，燕氏应该是因此晋的位。同样的，这位燕氏也并不是出于什么可歌可泣的爱情才进的宫，“武德四年礼聘入秦王后庭”这一句说得很清楚，不过是唐高祖李渊为自己的儿子选的小妾。
燕氏的祖父是隋朝著名的酷吏燕荣，为人贪暴淫纵，被隋文帝赐死。也正因为祖父燕荣为人“虐毒”的缘故，燕氏自幼被母亲杨氏严格教导要学会温恭谦让，以养成身为贵族该有的闺范。
燕氏武德四年成为李世民的小妾，但直到七年后才生下第一个儿子李贞，在生下次子李嚣后便再也没生育过。李嚣早夭，甚至夭折后不过20天，唐太宗就在九成宫和大臣们举办了宴会，丝毫没有顾及正在经历丧子之痛的燕氏。而李贞可以说是唐太宗比较有才干的皇子之一，但唐太宗并没有因此对这个儿子有任何的偏爱之处，既没有到了年纪不让他之藩，也没有因为李贞才华出众而给予特别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