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都是我们做的第一本书，透着一股子蛮劲和不成熟。
陈余弦找到我写东西的时候，我脑子都是懵的，就知道是一本古风向的城市合志。
古风向，城市合志，古都啊。这些古都，我就去过一个，那就是杭州。
但我偏偏没有写杭州。
有一点可惜，但是庆幸的是，每一个古都的沉淀都足够深厚，深厚到我不得不努力去钻它们的历史沿革及城市民风。
在写诗词的时候，耗时更甚。
写完我就发现，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是很美的。
感谢上天，安排我和陈余弦相遇。

【中华古都内页偷跑】
陈余弦找到我写一句话，说是要宣传用，让我说一句吸引大家买书的话。
又要我通俗一点，不要太生僻。
想了想我就在电脑上打下了这样一排字：大家好，我是来**的，中华古都，*****。

杭州，我是去过的，去了两次。
一次去看西湖的景，一次去寻西塘的人，
第一次去的时候，杭州有霾，天色灰蒙蒙的，
西湖边儿有沾水写大字的爷爷，有滑滑板的小哥哥，
但没有许仙，也没有白娘子。
第二次去的时候，光顾着吃了。
西湖醋鱼很好吃，杭州的食物很好吃，就像杭州姑娘口里的话一样，
甜甜的。

北京我一直没去过，
要是运气好，或许明年会在北京呆个半年。
北京可是个大城市，从古至今都是。
但我偏偏不爱它的高楼大厦，不爱它的纷扰繁杂，
我爱的是街头巷尾，闲散散步的老人，
爱的是大堂里色彩绚丽的京剧，
爱的是深冬里坚硬又脆弱的糖葫芦。
我是个乡下来的人，没见过世面，
但我对北京却一直有些执念。
不是对大城市的执念，只是想去看一看老槐树，
看看戏，听听曲儿，琢磨琢磨老人家复杂的棋面。
虽然我都不懂，但光是沉在里面，就觉得舒坦。
血脉都舒坦。

在陈余弦让我写开封之前，我对开封的了解仅止于包青天。
后来我才知道，开封的兴，开封的衰，和那条牵着万千子孙血脉的黄河，脱不了干系。
写完那篇有关黄河的稿，陈余弦跑来问我，这题目叫什么好？
我不好定，叫什么都有些奇怪，本来这也就是一篇我看完开封历史之后，对黄河的一点感慨。
甚至都算不得在写开封。
我便与她说:“题名随意。”
我本想的是，让陈余弦帮我拟个题，谁知道她这么耿直，
于是《中华古都》上有关开封的一篇，便成了《题名随意》。
我们看开封，如同一个老人，而中国看开封，仍旧是个少年。

长安，长安。
一谈到古都，众人第一反应不是北京，就是长安。
长安的雪，长安的花，长安打马而过的少年人，
来来回回抚弄过长安的城墙。
长安总让人觉得很繁华，
和北京的繁华不同，长安的繁华融在温润的眉眼里。
又不像金陵那样媚，又不像汴京那样软。
长安是一个温柔的侠客，包容着一切的善意，又极为自由。

我对洛阳的迷醉，就因一个字——香。
牡丹花都绝不是个虚名，我虽没亲眼看过，却听人描绘过。
绿重红繁，香倾万里，我寥寥数语，讲述不清它的美来，但长篇大论，又显得累赘过头。
洛阳大气，大气到再浓的香也不显得庸俗，再厚的墙也不显得逼仄，再深的冬也不显得寡淡。
洛阳的香跨越五感，锦绣的馥郁，佳人的清甜，米酿的醇香，透纸的淡雅，时光的浓烈。
香倾万里，唯有洛阳。

说来好笑，写南京的时候，我以为这本书应该很不正经的，谁知道后来陈余弦给我看的稿子，一篇比一篇正经。
我问陈余弦，我能写百合吗？她说能。
我又问，能写H吗？她犹豫了一下，让我不要写得太露骨。
这个拒绝的表述就不太露骨。
我写百合，是因为南京——金陵的女子，太雅了。
一谈到金陵，我满脑子就是秦淮河畔的优雅身影，我实在太想看她们产生点什么情愫了。
我对优雅的小姐姐，毫无抵抗力。
所以就写了一对大家闺秀✘秦淮歌女的故事。
那个时代，女性，哪有什么地位？
那个时代，这种感情，又哪里能被容许。
怕是现在，也不是常人能容忍的。
所以它注定是一个悲剧，没有结果，也不能够有结果。
金陵的梅开得好，但开得好就会被人折。
没有被折的，来年也就败了，又有几枝长生不老？

《中华古都》做完之后，反响不错，于是我找到陈余弦，商量下一本书。
当时正好，中国节气申遗成功，我就说：蹭一发热度吧。
然后我们就做了，为此我还写了一篇文——不谈情怀的文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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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的时候，我是个很猖狂的人，没什么本事，却总爱装得极有本事。 那时候的我敢想敢做，好像没有什么不可以，梁静茹给我的勇气让我格外自信，总觉得自己的文采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
我****的时候，真正厉害的同龄人还在学习，直到大三了我才突然领悟，我中意文学的理由不是它可以用来**。
在二十岁以前，我是个没有本事又很迂腐的人，自认为有文人的傲骨与气节，自认为做的事造福大众。 现在想来，我是个懒惰又误人子弟的不负责任的家伙。
二十岁到二十一岁，自暴自弃的一段时光，觉得自己根本配不上文人这个名号。知道的越多，越觉得过去的自己果然可笑。
以前我想要把古风吧打造成一片净土，就是我内心想的那样，什么有识之士，什么含英咀华之类的。无论谁找我谈钱谈商业，我都拒绝，因为我觉得文学粘上钱，总是有些铜臭味。
后来我得知了生活的不易，却仍然觉得不应该把文学和钱扯上关系，直到前两天和陈余弦商量出新刊，她跟我说:“大佬，我没有这么多钱来做刊了。我觉得可能做不了了。”
我很想义正言辞的指责她，但想来想去脑子里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我自己都不喜听。 什么文人梦，什么弘扬传统，一时竟然说不出口了。 想了想上一本出的《中华古都》，销量惨淡，其实这是预料之中的。一群缺乏经验的有志青年，怀揣着大梦参与进来，光有积极性，根本没有用。
《中华古都》作为作品其实并不失败，失败的是我们，就好像我们生下了一个长得漂亮又智商很高的孩子，却不知道如何为他争取机会为他铺平道路。
需知养育才是更重要的。
即便如此，陈余弦仍然找我商量了新刊的事情，这时候的她是疲倦的，却丝毫没有气馁。 她说:“我觉得这很有意义。”
我仿佛看见了五年前，趴在床上一整晚一整晚不睡觉写讲义的日子，我不知道自己讲的东西算不算优秀，得不得赏识，但就是希望能讲出来，让一些人知道，文化传承这个事情，还有年轻人在坚持。 我也希望能有人和我一样坚持，陈余弦就是这样一个人。
“你要是收不回成本，怎么办？”我问陈余弦，她却没回答，只是一个劲兴致勃勃地跟我说，大佬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好，大佬你觉得我的想法怎么样。陈余弦没考虑过赚钱的问题，想的只是做出点东西来，让人看，让人感兴趣，让人觉得有些东西，不应该因为历史的推进就被人丢弃。
面对这样的陈余弦，我极为羞愧，她身上有我丢失的拼劲，有我被磨灭的激情，有我想重拾也拾不起来的纯粹的文人梦。
我很想帮陈余弦，可我也是个一穷二白的家伙，按照我徒弟的吐槽，我是个靠人打赏过日子的闲人。但我还有笔，还有纸，还有满脑子的之乎者也以及一颗不甘示弱的心。
谈情怀没有用，我们谈实力，希望能有同我们一样怀揣梦想的文触画触加入我们。
《惊春》在等我，而我在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