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两汉400多年，先后有24位皇帝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虽贵为一国之君，但也有说不出的悲欢离合和无尽的人生苦楚，本书就是以这24位皇帝为中心，来解读大汉帝国的兴衰演变和坎坷历程。

　　写史是凝重的。 凝重的原因在于，历史的风风雨雨，常常让我们唏嘘不已，涕泗长流，以致或摩拳擦掌、或凝噎废食！楚汉战争的硝烟与战火，刘邦用人的明智与愚蠢，文景之世的无为而盛治，汉武大帝的盛极而始衰，光武刘秀的续汉而中兴，外戚宦官的肆虐与 祸患，清流党人的不屈与抗争，等等，等等，都时时拨动着我们的神经，触发着我们的感情。

　　写史又是神圣的。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著名散文《报任安书》中说，他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言”，就是要通过历史的记述，探究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求索历代王朝的兴衰成败之理，表达对社会、历史、政治的独到见解。因此，无论是历历在目的人物描写，还是“原始察终”的史事叙述，无论是游观足历的实地考察，还是论载其则的史文 撰述，写史的人都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

所以，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史鉴使人明智。”　　写史是为了给人读的。于是，读史也便多了一份凝重，同时也便多了一份神圣。后记：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 河中，汉唐遗风与今日中华的辉煌是息息相关、紧密相连的。

我们放眼现代、展望未来，就必须正确地回顾历史，而两汉的历史无疑是华采纷呈的篇章之一，是经验与教训同在的教材中的一节，理应正确地认识和总结。可是，要做到“正确”二字， 谈何容易！

幸好，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和《正说明朝十六帝》，为我们拓出了一条坦途，我们为什么不沿着“正说”的这一条路，去正确地认识和总结两汉的历史呢？这是我们撰写本书的初衷。

　　说起撰写本书， 还有偶然的因素。今年4月中旬，我来京办事。其间，中华书局的编辑们正在物色撰写“汉帝”的作者，我和绥化师范学院张庆利教授便成为被推人选。

其间中华书局编辑祝安顺先生不辞辛劳地来到我在北京的住处专程拜访，使我感动不已。他诚恳地 邀请我编写本书中的西汉部分，由张教授担任东汉部分的撰稿人。盛情难却，我便接受了约稿的任务。从此，我便与从未谋面的张教授分头夜以继日的笔耕，终于如期脱稿了。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要向中华书局的祝安顺和宋志军 两位编辑致以诚挚的谢意。因为在撰写和修改本书的过程中，他们都提出了很好的编辑思想和具体意见，尤其在本书的文字修改、图片选择等多方面的工作中，都得到祝安顺先生的帮助。

　　亲爱的读者，在您探寻两汉历史轨迹 的时候，愿这本小书能给您带来一点小小的帮助。同时，诚恳地希望方家拨冗指正。　　让我们感慨的是，汉代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太重要了。虽然是“汉承秦制”，但秦祚太短，它所创立的统治模式都是由汉代确立、实施、完善 ，以致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余年的。

汉代在亡秦之后，第一次在更广阔的范围上实现了大一统。这时期，生产极大发展，经济空前繁荣，民族的精神、活力得到了充分的恢复，也得到了充分的弘扬。这确实是一个产生了“非常之人”，出现了“非常之 事”，建立了“非常之功”的时代！

　　让我们进一步感慨的是，汉代文化在具有博大气势的同时，其稚拙芜杂也是颇为突出的。在发明了造纸术、浑天地动仪的汉代，谶纬神学也是十分发达的，它在宇宙观、历史观、道德观、文化观、宗教 观等许多方面，直接参与了汉代思想文化的建构，因而汉代文化具有许多迷信的色彩。

在雄才大略、豪杰辈出的汉代，孤儿寡母的时代特色也是十分明显的。高祖皇后吕雉一直活到她儿子惠帝死后8年，文帝皇后窦氏在她的孙子汉武帝刘彻即位6年后 才死去；汉昭帝8岁即位，东汉从和帝开始每个皇帝都是少年甚或幼年登基：桓帝15岁即位，安帝13岁即位，灵帝12岁即位，顺帝11岁即位，和帝10岁即位，献帝9岁即位，质帝8岁即位，冲帝2岁即位，殇帝甚至1岁即位，2岁就去世。少儿（甚至幼儿）称 帝，自然母后当政，母后依靠外戚，儿（或孙）帝依赖宦官，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便不可避免，最终导致了汉代的灭亡。

　　需要说明的是，在汉代可视为“帝”的有30多个，为什么我们只写“二十四帝”？吕后在惠帝后虽擅政8年，《史记》也将她 列入“本纪”，但她并未直接称“帝”；惠帝后有一个连姓名都没有留传下来的“少帝”，昭帝后有一个继位仅27天的刘贺，安帝后有一个在位7个月的“少帝”刘懿，灵帝后也有一个在位7个月的“少帝”刘辩，这4个人在位均未跨年度，未及改元；反莽战争中 ，刘玄虽称帝，也建有年号，但并未建立统一的国家；王莽虽与汉关系紧密，但另立一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