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骨笛发现的红山文化的文化遗址
　　骨笛出土于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编号F166的房址内。F166号房址坐落于聚落遗址中部，平面形状呈长方形，为半地穴式建筑，东北、西北和东南侧穴壁较直，西南侧穴壁微外弧。东北和东南侧穴壁略高，西北和西南侧穴壁略低。壁面为黄褐色生土，未见特殊加工痕迹。室内面积约为52.21平方米。第一层堆积包含兴隆洼文化陶片1638片，可辨器型有104件，其中陶质筒形罐、陶钵18件，陶碗1件；完整或复原陶器有7件陶罐，5件陶钵，1件陶碗，1件陶盅。还出土8件陶纺轮，钻孔陶片有2例，均为单孔。打制或磨制石器共出土40件，其中圆形石饼形器5件、磨石5件、石磨棒4件、石磨盘3件、石锄形器2件、石刀2件、石球2件、石斧1件、石斧形器1件、石锛1件、凹槽形石器1件、纺轮1件，还有12件残石器。骨器出土共有74件，其中骨锥46件、骨匕7件、骨镖6件、骨刀3件、骨针2件、骨笛1件，还有9件残骨器。此外，还有蚌饰3件、角器2件、人头盖骨牌饰1件，动物骨骼较多。第二层堆积（即该房址居住面）内出土兴隆洼文化陶片49件，可辨器型有陶质筒形罐3件和陶缽1件。还有陶质纺轮1件和残骨器1件，动物骨骼较多。
　　F166号房址居住面通体砸实，呈灰褐、灰白色，较坚硬。灶址基本位于房址中部。室内共发现4个柱洞，居住面上的遗物较多。
　　F166号房址室内窖穴有2座（K120、H308），均开口于房址第二层堆积下，乃打破居住面及生土开通的。
　　F166号房址有1座(M134)居室墓葬,位于房址东北部，东北侧墓穴壁紧依房址的的东北侧穴壁中段内侧。墓葬开口于房址居住面下，乃打破生土而成。
　　F166号房址出土的骨笛虽然不是随葬于M134墓主人身侧，但是与墓主人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肯定，只有墓主人生前拥有特殊地位才有可能被安放于居室内，故可认为F166是M134墓主人的祭祀场地，即F166地层堆积所包含遗物以及F166居住面遗物均为随葬和祭祀遗物。遗物出现在地层堆积、居住面，是后人在不同时期对墓主人在埋葬、祭奠时的物化的反映。
　　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及目前我们掌握的考古学材料，这只骨笛目前是我国北方地区发现最早的、音律最准、音孔最多的骨质笛乐器，有完整的七个音阶，表明早在约8000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已经认识和掌握了乐器的制作技术。这支骨笛的奏响，能够使我们重新审视古人类科技发展水平和古代人类的社会形态、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骨笛是与古代先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在长期生活积累中掌握了天文地理知识，有了丰厚的生活资料来源，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音乐也就在人们劳动生产生活中产生了，只不过是掌握在少数特权阶层的人手里。

二、骨笛与巫文化
　　巫文化是史前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在宗教和科学没有诞生之前，它一直在上古社会中占有精神上的统治地位。中国北方的巫文化后来发展成萨满教文化，这个文化从远古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一直存在，它以赋予山林草木飞禽走兽以灵魂的形式，祈求风调雨顺、祛病、驱邪。人类在上古时期为了繁衍生息、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创造了一种较为原始文化——巫文化。巫文化是先民们对万物有灵崇拜文化的通称。“巫文化”融汇了天文地理、人文数理、医卜星相、五行八卦、祭礼娱乐等文化，巫文化不仅仅反映了古代先民的思维方式、感情诉求，同时也反应了远古居民的日常经济生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它是一种精神现象的载体。
　　中国上古创字时就已有“巫”这个字。巫字上下二横分别代表天和地，因此巫字则代表有两个人互舞在天地之间。《说文》释“巫”：“象人两袖舞形。”甲骨文的巫，是男巫和女巫的通称，后世女巫才称为巫，男巫叫觋。《说文》中对巫的解释是：“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她们能使鬼神附体，或用其他法术见到鬼神和祖先、上帝，总之，她们具有与鬼神祖先、上帝沟通的功能，因此和常人不一样。此外，巫与舞还有呜在读音上都类似于呼麦，这可能与巫的动作有关。巫在和上帝鬼神、祖先沟通之前，首先是手舞足蹈。当然，巫师是受万人敬仰的通灵使者，他们的使命是服务于部族里的大众苍生。一方面他们可与神灵直接对话，担负着传达神的旨意；另一方面，他们就是那个时代掌握了最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懂得最前沿生业知识的特权阶层。

三、骨笛与巫文化
　　以上我们从宗教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对史前巫文化做了简单的梳理，那么史前兴隆洼文化中有没有巫文化，状况如何？通过对兴隆洼骨笛出土情况的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一）M134居室葬的男性是这把骨笛的主人，同时他也是此聚落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简言之，他是这个聚落的领导者，是巫。在史前时代，巫通过他的法事活动和祭祀活动，掌管整个聚落的生业和人们的精神生活，杨伯达先生曾指出：“红山文化和南方良渚文化墓中的巫师绝对不是一般的巫覡，他们是神在这个地区和部落中的发言人和精神掌控者，是一个部落联盟或一个地域的事神、军事、政治、经济、族群五大权力于一身的大巫师和领导者，管理着整个部族的生活，他（她）们是新石器时代最有智慧的觉者和思想政治领袖。国之大事，在祭祀与戎，祭祀在古代社会是头等大事。”
　　（二）音乐最早起源于劳动，这是前苏联一些史学家的观点。多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和我们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音乐在很大程度上在史前主要是用于祭祀活动的。在祭祀活动中，人们要找比较高的山岗，焚点香料，吹奏乐器，打击石磬，载歌载舞，放置供品，祈求上苍降幅于民。李泽厚先生认为：“在古代社会的活动中，祭祀往往通过巫术手段感召上帝，为部族的大众带来吉祥和福气，在祭祀和巫术感召活动中，人往往呈现出一种癫狂状态，这种癫狂状态表明了人的诚心和自我奉献精神，从而感动上苍。上苍为此降幅于民，这就是礼尚往来。部落群体的祭祀活动通过巫师法术、歌舞、媚神，最终达到部族祈求吉福的目的”。所以，笔者认为，这支骨笛就是祭祀用的道具。
　　（三）刘国祥先生在研究兴隆洼居室墓时，与世界其他地区做了比较，认为，兴隆洼文化居室墓这种现象，在东北亚地区史前占有独特的地位，其居室墓的主人在聚落中都是有特殊身份的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支骨笛的主人在此聚落中是个大巫（在F166房址中还出土有人头盖骨牌饰，这类物品都是巫师做法时的道具）。
　　（四）联系到兴隆洼文化的生业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形态，结合赵志军先生的研究成果，可以断定：这里早在8000年前已经有了人工栽培的小米，农业经济已经出现；这里还是世界最早用玉的地区之一。苏秉琦先生：“兴隆洼——查海遗址出土的多件玉器都是真玉，这个事实说明当时人们已经会从石头中识别玉，对玉的认识鉴别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在史前加工玉器是高级的生产，所以，玉器使用已有了新的社会含义（苏先生意指其为礼器），进而赋予其社会意义。……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所以是文明的起步。”我们理解苏先生所讲的社会意义就是指的玉器在当时是作为礼器用来祭祀用的特殊产品。因此说兴隆洼文化时期祭祀文化或者说巫文化是非常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产生的过程，就是古代巫文化产生的过程，在这个文化产生过程中，巫师是巫文化的主角，中国古代的天文、立法、医术、音乐等无不有巫文化的烙印和痕迹，可以说，中国的古代文明和古代巫术是一起成长的。古代社会的管理是通过巫师转达上帝和祖先的意志，进而进行部族、家族、社会管理的。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有一部著名著作《金枝》，他提出巫术先于宗教，这个观点曾广为西方学者接收；同时他还提出巫术与科学在认识世界也是接近的。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接受弗雷泽关于巫术-宗教-科学这一观点，但他对巫术的研究和巫术在古代社会中的作用我们是赞同的。
　　综上，兴隆洼文化的骨笛是目前东北地区发现最早的、音律最准、音孔最多的骨质笛乐器，有完整的七个音阶，表明早在约8000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已经认识和掌握了乐器的制作技术。同时，兴隆洼文化骨笛的发现，使我们从更深层次认识到，它的主人是史前东北亚巫文化中的一个代表人物，这为我们研究史前东北亚地区的巫术文化增添了新的史料。

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八千前年骨笛研究
来源：北方文物
作者：席永杰、张国强、杨国庆

附：骨笛神韵——8000年前骨笛研究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孙孝良
早在8000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发明了神奇的乐器——骨笛，这彻底改写了中国音乐的历史，把7音阶历史提前到8000年前，对推动中华文明的探源工程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一、骨笛的发掘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距今大约已有7400—8200年，是目前所知的东北亚地区最发达的一支考古学文化。自1982~1993年间，考古学家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遗址先后进行了6次考古发掘，这支骨笛是在1986年的第三次大规模发掘中，于F166房址堆积内，被考古学家发现了的。F166号房址位于聚落的中部，房址平面呈长方形，室内面积约为52.21平方米。半地穴式建筑，西南侧穴壁微外弧，西北、东北和东南侧穴壁较直。壁面为黄褐色生土，未见特殊加工的痕迹。第一层堆积内出土了大量的兴隆洼文化陶片，可辨的器形有陶钵、陶罐和陶碗。石器共有44件，分别为磨石、磨盘、磨棒、锄形器、饼形器、球、刀、斧、锛、斧形器、纺轮、凹槽石器等。另外，出土的动物骨骼较多，有角器、蚌饰、人头盖骨牌饰等。第二层堆积内出土的兴隆洼文化陶片较少，动物骨骼较多，可辨器形有陶钵、陶罐，还有残骨器和陶纺轮。F166号房址有居室墓葬1座（M134），位于东北部，东北侧墓穴壁紧靠房址的东北侧穴壁中段内侧，开口于房址居住面下，打破生土，发现骨笛。据考古学家的推测，该骨笛应是墓主人之遗物。
这支骨笛骨质坚硬，骨壁较轻薄，两端腐朽且已烂坏，中间部分较完好，有5个单钻圆形穿孔，孔径2.8~3.8毫米不等，其中4个不等距的孔为一组，另一孔则偏远。残长170毫米。其一端呈喇叭状，直径60毫米；另一端呈扁圆形状，直径35毫米，骨笛壁厚2.3毫米，直径最小处19毫米。最初认为制作骨笛的材料是一种叫鸨（一种飞禽）的腿骨，几经周折，最后经专家研究确认制作骨笛的材料是猫头鹰的翅膀骨（见图1）。

二、骨笛的修复、测音及发声规律
根据骨笛的现存状态，怎样修复它并使之尽量不失其历史原貌，经过考古专家和杨国庆教授的反复研究、实验，特别是对吹孔的研究，最后确定采用竖笛式设计。首先，专家们对残损的骨笛，采用丙酮和三甲树脂混合稀释液浸泡加固，使骨笛在浸泡液中骨质强度和韧性得到增强，同时采取分段捆绑的方式，使它在浸泡液中不会再次破损。经过24小时浸泡，把捆绑的绳子逐次紧固，使裂缝慢慢密合。48小时后，再紧固一次，然后从浸泡液中捞出，慢慢阴干，粘合裂缝，最后，根据两端骨节的残余走向，用石膏补齐。修复后的骨笛长180毫米（见图2）。

经过对其发音的检测研究，该骨笛的音域为：低音为小字组的降B，高音为小字一组的降B，按十二平均律对比衡量，其音高并不十分精准。在这个八度内，能吹奏出八种不同的七音列，能吹奏出主音相同、音列不同的转调，即八种不同的调式音阶，分别是七声雅乐降B宫调式、七声清乐降B宫调式以及分别以降B为徵、商、羽为主音的七声雅乐调式和七声清乐调式。最为神奇的是筒音“do”的这八个音，音与音之间的关系居然呈自然七声音阶状态，即音与音构成全全半全全全半的音程关系，与基本音级的音与音之间的关系相吻合。不同之处是，骨笛上的这一音列，低音是从小字组的降B音始，向上构建到小字一组的降B音，依次构成全全半全全全半的音级关系。与现在乐音体系相比，基本音级的音与音之间的关系低了一个大二度（对发音、指法、吹奏法情况，只记录了七声清乐调式音阶的情况，详见列表）。

三、研究的结论及意义
1.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这支骨笛，经专家鉴定研究、修复、测音、演奏，证明了它是中国最早的乐器之一。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资料表明，1987年8月，在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迄今已有8000年，为世界上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出土个数最多且能演奏的乐器实物。而出土于内蒙古敖汉旗境内兴隆洼文化遗址的这支骨笛，距今同样有8000年，说明西辽河流域的敖汉旗兴隆洼文化遗址同样是中国音乐和乐器的故乡，是东北亚地区最早产生音乐的地方。

2.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这支骨笛，具有一个八度的音域，不但能吹奏自然七声音阶，而且能吹奏七声雅乐音阶。《淮南子·卷三·天文训》中关于音律的起源记载：“律之初生也，写凤之音，故音以八生，黄钟为宫，宫者，音之君也。”这一记载与骨笛能吹出自然七声音阶的情况相吻合，说明当时已有自然七声音阶，有“宫”音即调式中心的概念，与“宫者，音之君也”的观念相符。因为骨笛还能吹奏八种不同的八音音列，据此可推测8000年前已经存在多种调式的可能。我国传统的音乐史一般认为，五声音阶早于七声音阶。音乐家吕骥曾指出，在我国仰韶文化时期“完整的音阶已经形成，很可能就是后来我们知道的也就是我们现在仍在应用的五声音阶。甚至于可以证实七声音阶到这时已经被火烧沟居民所掌握”。火烧沟文化遗址是甘肃省六大古文化遗址之一，是火烧沟文化的主体，属于新石器时代后期，距今约3700年（《音乐丛论》第二辑）。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东方音乐学会副会长夏野认为，古代七声阶“是在五声音阶的基础上增加了变宫、变徽两音而成”（《音乐学丛刊》1981年第一辑）。传统音乐史认为，我国古代的七声音阶是属于旧音阶，兴隆洼出土的这支骨笛能吹奏旧音阶即雅乐音阶，也能吹奏清乐音阶，说明这两种七声音阶是同时存在的。兴隆洼出土的这支骨笛，证明了8000年前中国不仅有五声音阶、六声音阶还有七声音阶，把中国七声音阶的历史提前到了8000年前。

3.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这支骨笛，能演奏出完整的乐曲，它音量适中，音色纯正、优美。杨国庆教授在2010年内蒙古赤峰市第五届红山文化节大型文艺晚会上，吹奏了内蒙古民歌《牧歌》并与其他乐器合奏《远古笛声》。杨教授用这支骨笛还吹奏了《国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贝多芬的《欢乐颂》主题、王洛宾的《青春舞曲》、日本歌曲《四季歌》、《红河谷》等曲目。杨国庆教授精彩的吹奏，展现了8000年前骨笛的神韵，通过骨笛发出的天籁之声，把人们的思绪带到了遥远的古代，令人浮想联翩。
对这支骨笛的发掘、研究、修复、测音和演奏，其意义绝非一般，这进一步证明中国音乐的历史和乐器制作史，距今已有8000多年，对中国乃至世界音乐史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史前兴隆洼文化对我国乃至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席永杰，张国强，杨国庆.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八千年前骨笛研究[J].北方文物,2011,（1）.
〔2〕崔岩勤.兴隆洼文化玉器特点简析[J].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