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家族争议与官员介入
据李光耀幼子李显扬的脸书发文和总理李显龙的几次回应，李家长子李显龙与弟妹的严重分歧起源于2015年，李光耀逝世之后，李显龙不满最后遗嘱内要求李光耀后人，在李光耀次女李玮玲搬出欧思礼路38号故居后，拆除建筑物。遗嘱虽然把故居留给李显龙，不过李显龙后来又以市价一倍半的价格，把资产转让给李显扬。
今年6月中，李玮玲和李显扬在脸书贴文，指控李显龙为了借用父亲的威望、巩固势力、扶持其次子李鸿毅进入政坛，而企图违反李光耀遗嘱，利用国家机器强行保留李光耀故居。二人还称李显龙因为不满他们坚持父命，要求拆除故居，而使用总理职权动用国家机器，监控他们本人、家属和亲友人。李显龙及资深律政部政务部长英兰妮(Indranee Rajah)则回应质疑李光耀最后遗嘱的正当性，和李显扬妻子林学芬参与撰写遗嘱的角色。
李显扬的脸书贴文还指李显龙为了保留故居，特别设立了一个秘密内阁委员会。李显龙和副总理张志贤回应称，委员会是例行公事，并非秘密或不妥，也是让李显龙避开利益冲突的办法。李显扬更进一步提到新加坡现任总检察长黄鲁胜，上任前曾是协助李显龙处理李光耀遗嘱的个人律师。黄氏上任时，年龄已超过总检察长的法定退休年龄，也是新加坡史上唯一没有法官经验的总检察长。
李显扬和李玮玲公开的一系列电子邮件还显示，在任的律政部长尚穆根(K. Shanmugam)，曾给予包括李光耀在内的李家成员有关遗嘱的法律谘询。李显扬和李玮玲也指何晶在李光耀逝世后不久，擅自进入故居获取李光耀遗物，还以总理公署名义，把物件转交给新加坡国家遗产委员会(NHB)，筹备有关李氏生平的展览。NHB 公文甚至注名何晶为有关李光耀遗物的总理公署联络人，惟何晶在总理公署并无任何正式职务。
在李显龙因为此事向国会发言的隔天，李显扬发了公开贴文，表示如果兄长停止对自己、姊姊和家人的迫害，他将愿意暂停网上攻击。李显扬同时也声明自己愿意在法定程序内，提供有关李显龙触法行为的证据。七月中旬约四百多名新加坡人，因为不满官方对事件的处理，在新加坡唯一能够公开聚会示威的场地抗议。有如此规模的抗议活动，在新加坡相当罕见。几天后，总检察长办公室因为李显扬长子李绳武，批评新加坡法院软弱和屈服于掌权者的私人脸书贴文被不明人士转载，宣布正在“了解”(looking into)李绳武的举动是否藐视法庭。

另外，整个事件也凸显新加坡政界高层，在人事方面的利益冲突、回避和权限问题。李显龙7月3日在国会询问时表示，何晶代表总理公署处理李光耀遗物，是由自己指定的。这个回应并没有厘清权限和利益回避问题。因为李显龙的答复意味着高级政务官员，在家人亲属与自己的工作单位没有正式职位的情况下，不但可以委任其家属代表自己的办公室，而且不需要正式报备。
黄鲁胜被任命为总检察长，更是引起对新加坡政治高层运作的疑问。在今年年初，黄鲁胜被提名接任总检察长时，在野的工人党议员和党主席林瑞莲曾对黄氏的资格在国会提出疑问（黄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过府方回应却称其委任权不受法定年龄限制。至今也仍然没有任何书面证据显示，总统和总统顾问理事会，是否有按照宪法程序，确保黄鲁胜的委任案没有牵涉利益冲突、利益输送等问题。
黄鲁胜被委任为总检察长其实相当关键。如果这李家争议牵涉到任何法律责任，负责在法庭上代表国家提告的机构，正是黄所带领的总检察长办公室。这可能形成控方代表是黄氏的属下，被告是黄氏之前的律师服务客户李显龙的尴尬局面。这就会再次牵涉到利益回避问题：黄氏和总检察长办公室在司法过程中，要如何避免利益冲突嫌疑的问题。
李氏家庭争端也模糊了新加坡律政部的公共立场。律政部长尚穆根一时给予李光耀、李显龙家属有关私人遗嘱的法律谘询，律政部资深政务部长英兰妮又在事件爆发后，为总理的私事做公开辩解，甚至还质疑总理弟妹的动机和私人遗嘱的正当性，似乎有些公私不分。虽然两位部长可能称是以个人名义参与，但是当事人都公认是“私人家事”，要动用到国家资源和高官帮忙处理，实在让人不易分辨公与私。
最后，李显扬之子李绳武是否因为私人贴文而需要负法律责任，也值得关注。如果总检察长办公室以藐视法庭罪名提告李绳武，这表示每个人在私下的言语都可能受法律管制，以及受国家机器的监控。若总检察长办公室选择不采取法律行动，这将使人怀疑新加坡司法程序是否对李光耀后代持有双重标准，也可能让办公室之前针对类似于李绳武贴文的其他言论所做出的警告立刻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