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贾回来了，是真的么

我是1956年12月出生的，文_化_大_革_命开始的时候我才十岁。在那么艰苦而又艰难的环境下，可想而知我是怎么过来的。我还在上小学那会，也就是八九岁的时候，天天除了上学，还要挖野菜，加上喂两只羊。每年正月尽，生产队都要处理一批老弱病残的羊，一群羊大约有三四十只，大概处理其中的十几只。出上个十块八块就能买到这样一只羊，买下来自己喂养。养上多半年，等到下雪后就把它宰杀了，能卖到20多元，一年下来还能挣十几块钱。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不这样就没办法生存下去。一年下来，每人能从生产队分到不足300斤的颗粒粮，包括玉米、谷子和各种豆类，油一人一年只能分到1斤。肉更是少得可怜，生产队每年在过年的时候宰一口猪，你想当时人尚且吃不饱，何况猪呢，很少能杀得一百斤的猪肉。当时村里的人口也就是一百人左右，一个人最多分一斤肉，还要带一根骨头，一斤生肉除掉一根骨头之后就剩下8两，煮成熟肉后只有6两的样子。老百姓过的日子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真的是“菜里没有一点油”。现在的人根本不会想象到当时的人会瘦到什么程度，肋肢显历历的，一根一根能够隔着表皮清晰地数见。因为吃的干货少，竟是些汤水，走开路来肚子里面就“咕咚咕咚”地响。由于一年四季吃的野菜多，连肚皮都有点发绿了。当时人们洗头用的是碱面，洗衣服用的是灰雕，那是一种野草，也能用来喂猪。我母亲给我取了个小名叫勤柱，就是不愿意我像父亲那样一辈子懒。我还真的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没有辜负这个名字，我从小就养成了特别能吃苦的本性。到了礼拜天我还要挣自己的学费，挣工分是到了初中的事情了。当时王文庄和刘家庄有砖厂，我就去背砖，大人们一天背2000块，我能背500块，一天能挣五六毛钱。有的时候，我就翻过山去十五里外的七里滩煤矿挑煤，挑100斤煤是4毛钱，我当时候还是个小孩，只能担50斤，走的时候家里给2毛钱的干粮钱。走之前我就比别人多个心眼，特别带一把笤帚和一个铁簸箕，用来扫地面上撒下的煤面子，用我们的土话讲就是“扫场场”。我还专门去学校要上两张旧报纸，衬在笸篮底下装煤面子就不会漏了。我每次扫上50斤煤面子就能卖两毛钱，其中一毛钱买个饼子，另一毛钱买个本子。我这样的聪明劲完全是逼出来的。我们村里树多，我就去刨人们打树之后留下的树桩子，到南关木材加工厂去卖，可以换回一块钱贴补家用。当时树桩回收的价格是每斤2分钱。当时，我也就十二三岁的样子。

我们家一个月能积攒二十来颗鸡蛋，大概有二三斤，日常我们都舍不得吃，因为要靠它们来换取一个月的生活开支。当时是计划经济，鸡蛋只能卖给供销社，不能卖给市场上。每斤鸡蛋六毛九，卖下的钱回来就买些生活日常用品：九分钱买半斤碱面，一毛四打半斤煤油，再用一毛七分钱买上一斤咸盐。最后长下二分钱，其中一分钱买上一块糖兄弟两一人咬一半分着吃，另外一分钱买两支烟交给母亲。我买的是一包九分钱的金字烟，一分钱买两支供销社还沾我一厘钱的光。当然，我还不忘给自己买上一支铅笔、一块橡皮，我们那会上学没有草稿纸，用的是石板，舍不得买石笔，就自己去河里捡软石替代。
十五岁我上了初中。刚上了半年，父亲就不让我继续读下去了，原因是家里没钱，供不起我了。父亲给我指的路是跟上搞工程的舅舅到临汾去打工。我们是三月份去的。这一去又是半年，走过霍县、灵石、付家滩、南关、霍州等很多地方。日复一日和大人们一样地干活，拼了命地干，每天挣一块多钱，刚够自己吃饭。出了门，条件也很艰苦，那会还没有用上自来水，吃的是黄河的水，下上一场雨后半个月水都是泥的，人们就把石灰和碳放进捅里面进行漂白，用这样的水熬的米饭还能吃出一股浓浓的石灰味。吃饭的时候，没有醋，更没辣椒，只有咸盐。为了解决调料的问题，工队的人就给我一毛钱，让我去国_营饭店买上一碗凉粉，吃的时候尽可能多地加各种调料，里面醋、辣椒、咸盐、酱油都有。去的时候拿上一个大碗，就把剩下的调料端回来，至今回想起来也觉得十分好笑。南关修河坝的时候，我在河里抓了一条小鱼，鱼不大，用手一把就能抓住。我先用一毛钱买了一把水果刀，把内脏简单清理了一下。我又找了一块砖头，上面放上一只鞋，然后再放上鱼在火膛里面烤，鱼很小，不多会就烤熟了。吃鱼的感觉至今也非常深刻，没有调料味，只有臭鞋味。这就是我第一次吃鱼的故事，还是烤鱼。

8月的一天，我已经转到了付家滩煤矿上做工。那天我跟着煤矿的保管一起去公司总库领材料，领的是两张板材，板材不宽，但有两米长。本来搬够了，但是煤矿的保管还是一个劲地催着让我继续“使劲往上搬”，总库保管看见了，当我是抢材料，在我背上狠狠地甩了一个巴掌，虽然隔着背心，可五个指印还是非常明显，两天都没散去。
一种深深的屈辱感在十五岁的我心中久久难以平复。这件事以后，我决定不干了，回家继续上学。回来的路费他们只给了我两元钱，从临汾到介休票价是1块2毛8分，再从介休到离石是8毛，刚够路费。在我的争取下，他们又勉强给了我两个窝窝头。火车站我以前去过，我知道从哪里上，没有买票我就上了车。火车上有个规定，中途下车的话必须全程补票，我就在临汾到介休的最后一站义棠镇才买了票，只花了4毛钱，这样就省下了8毛钱。
回来之后，我也没有跟母亲讲火车上的经历，再次上了学。

辍学之前我是班里的第一名，一年努力之后我又成了班长。
不管我的学习成绩怎么样，我从小管理能力特别高，胆量也明显比别的孩子大。
小学上学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三年级的时候，就经常被一个老师揪着耳朵还编成顺口溜这样责骂：“贾廷亮，不像样”。我知道这不是一种简简单单老师对学生的批评和教育，而是对自己的一种嘲讽，心里自然很不是滋味，很长一段时间积攒下一种情绪，就一心想办法要整这个老师。
有一次我和另一个同学给老师抬水的时候，我就偷偷地撒尿进去，给老师抬回去。隔了好几天，我和当时一起抬水的这个同学打架后，这个同学为了报复，就把撒尿的故事告给了老师，这水老师当然早已吃进肚子里了，那次被老师狠狠地打了一顿，打的很重。当然，这次痛打也决然地超乎了批评教育的范畴，那几乎是一种报仇，我从每一个巴掌、每一记拳头当中都能感觉得到。
挨打之后的我更加不服气，依然想着再整老师一次。又一次，趁老师礼拜六回家的时候，我找了两只旧鞋，里面装满煤灰，悄悄放在老师的门首。等老师礼拜一来的时候，一开门撒了他一脖子一头，这就是我设定好的情景，我是像看故事片一样地目睹了这个情景的。
说起这名老师，我们之间还有一个故事。为了解决同学们理发的问题，我们之间又发生了一次争执。
当时，同学们家里面大部分还用不起肥皂，剃头就简直就如受刑一样，剃头刀子钝了，刮上去生疼。我就跟村里的民办教师商量，把学校地里刨下的土豆卖上一部分，买上一套理发工具，解决一下同学们理发难的问题，这名老师很赞同。可是公办教师也就是被我整了两次的那个老师反对我们这样做，他是要把土豆拿回家自己吃。当他收拾好一袋土豆绑在自行车上要往家里拿的时候，硬是被我拉住了。这件事最后闹腾到村里的支书和主任那里，在他们的调解下，理发工具最后还是买下了。那个公办老师的名字叫薛生照，后来调到了城关镇。

很多不靠谱的事情时时都可能发生。我们小时候，政府鼓励人们种五号高粱，因为它的产量高，亩产可达1000斤，种上小麦亩产才100斤，粮食产量过不了关。当时人们连窝窝头都不敢放开肚子吃，吃小麦就更不敢想了。我们村里有个光棍老汉名叫贺石锤，这个人爱说风凉话，他说了一句“白面怎么做下也好吃，高粱面做成活爷爷也不好吃”，就被挂了个纸牌子，住了学习班，被批了一个月。批斗之后，这句顺口溜在贺石锤口中就换成了“五号高粱是好的，噔噔齐则搅饼则”。谁都能想见，这不是他心里真实的本意。但就是在当时滑稽地出现了，发生着。
在那个滑稽的特定时期，谁说假话谁就能生存，这里面蕴藏着的生存哲学只有少数的人能看破、敢看破。五八年本是个丰收年，可遇上大跃进运动，大家都顾不上收割庄稼，家家都是搞大战钢铁，这才导致了六零到六二年三年的饥荒。当时有种说法叫“人吃人，狗吃狗，外甥吃了亲舅舅”，汇报粮食产量的时候，有个老支部书记说他们家里今年大丰收，亩产可达万斤，另一个人说，一亩地打死也产不下一万斤，连一千斤也产不下，只能产个三二百斤。老支部书记炫耀自己种的麦子时，说能让人“在麦穗上面跳舞”，现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即便株距、行距控制到最小也是不可能的。可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就会信，后来他因此就被当上了村支部书记。

18岁那年，我初中刚毕业，去吴城水库当了一年民工。当时一个月至少要干够26个工分，因为要全公社进行平衡。那会的我就逐步显现出一种商人的特质来。张汉胜是统计，负责记工分，我就主动找到这个人偷偷和他合计，我说自己想出去挣点零花钱，只要一个月下来能记上26个工分，我答应送他一条2.6元的云河烟。谁知此人满口答应，说26个工分算什么，就是记30个工分也不是问题，就这样说定了。
我出来两个月，挣得80元，我按照事先的约定给张统计买了两条烟。有了这点资本，我就去太原转了半个月，住就在太原的姑姑家，买了一套中山装，花了30多块钱，另外还买了一双黑皮鞋，一条蓝裤子，一身黄色的军干服，又戴了顶帽子，好好地将自己武装起来。
我那样武装自己，其实也是对一直实现不了当兵梦想的一种表达，虚荣的表达。没有当成兵，是因为自己的三个污点。
事情源于一次失败的抱打不平。一次，我去贾北里村看戏，正好碰见一个现场执勤的支干民警用半自动步枪的枪托殴打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原来是嫌这孩子站着看戏。我本来就看不惯他穿上警皮目无一切的那个牛劲，更看不惯以强欺弱的做法，就上去和他理论，没几句就厮打起来，我们一直打到戏台上，影响非常大。说起来，这位支干民警还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舅子，名字叫张海兴。因为这次打架，公社武装部的和公社书记把我当成典型，竟然用绳子捆起来狠狠批斗，还列举我的三条罪状，出了个通告，作为反面教材教育广大群众。这是第一条罪状。罪状之二是无意给一个女孩子怀上了孩子，罪状之三是在酒席上失态吐下。
强者为王，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律。只不过，有的人强是靠先天的资源，有的人强则是靠后天的努力。我决心做后者，做个最好的后者给前者看。
我费心武装自己，奇迹般地出现在村里人的视野里，人们都夸我帅。就在这时候，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就看上了我，我也对她也产生了好感，两厢情愿，我们就开始处对象。但是她的母亲怎么也看不上我。我的父母也不怎同意我们继续相处，原因是女孩长得比我高，当时候我身高1米66，女孩1米68，比我还高，这让我的父母怎么也接受不了。
一到礼拜天，女孩的妈妈进城会去赵家山她姨姨家走亲戚，晚上也不回来，这就给我们留下了空挡。有一个礼拜天，我们约好晚上12点见面，女孩就事先留下门，当晚我们就一起睡了。这样地几次之后，女孩子就怀上了孩子。
当时的舆论还远远容忍不了这样的行为。为了掩饰自己的这种行为，每次我都赶凌晨5点55分广播开播的时候就准时起床，去贾家沟矿挑了煤，赶天明就挑着一担煤回家了。母亲问起来，只说是挑煤去了。
这样的由“苦”掩护下的“乐”维持了没多长时间，最后我们还是分手了，我的爱情守护战最终还是无力地失败了，这在当时几乎是注定的结果。怀上的孩子最后也在女孩母亲的导演之下打掉了，即便这样也不让我们在一起。她们先是去城关镇医院，医生是当水鼓症看的，折腾了女孩一通也没弄出个究竟，最后转到县医院才把孩子打掉的。在当时的社会，人们封建思想更加严重，女孩怀孩子被当做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和我相好的那个女人直到现在还在村里。
我们的行为是反常规、反仪式的，在当时人的普遍共识里面，这个常规的仪式很重要。为了这个常规，一个生命可以在娘胎里被判死刑；为了这个仪式，一桩良缘可以消无声息地被扼杀掉。

第二年19岁，我开始和第一任妻子（卜遮沟人）找对象，这回我们是经人介绍的。对方爸爸和哥哥都来我家相亲，对我的第一映像还不错。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有了第一段失败的感情经历，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我当时这样对未来的岳父母说，“我还是希望你们不要这样草率做出结论，因为你们只看到了我的外表，还没有进一步了解我的内心。”我就当着他们的面讲了自己的四件不光彩的事，按照批斗我的人说，是我的三个污点，外加一次偷人的经历。
除了前面说的两件事之外，第三件事是偷了一次人。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和爷爷住在一块，正遇上村里集中接电线、安电灯，整个院子里面都安上了，唯独落下了我爷爷一家。我量了一下，只用十米线就够了，我决定自己接线。我就偷了杨家掌村里面抽水设备上的线，不想被我的一个同学看见后举报了。偷鸡不成蚀把米，这一告可把我害惨了，村里所有丢了的材料包括刀闸等都转嫁在了我的头上，总共下来有57元，我父亲无奈替我陪了，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额的开支。
第四件事是在酒席上呕吐的事。那时我还不到初中，我和四个同学相跟着去到城里，我正好兜里有一块钱，就动了心思请大家吃饭，可一块钱只能买两碗浇肉面，五个人根本不够吃。我就在那个传饭条上的2前面偷偷加了个1，一下子变成了12碗。面对转眼之间膨胀起来的吃饭任务，大家都放开肚子吃，最后才当众丢了丑。回到村里，他们四个人把这件事在村里当笑话一样大肆宣传，逢人便说，一点也没有领我情的意思，德义无存，让我非常看不起他们。
听了我的自报家门，对方的爸爸并没难色，反而认为年轻人做点出格的事不算什么，口头上同意了我们的婚事。招待对方吃过饭，天色已晚，我家住不下，就安排他们借住在邻居家，没想到邻居家把我的一些所作所为完完整整都告给了对方。对方说早从小贾口中知道了，结果我们三月里就订了婚。
事后反思，如果我自己不说的话，让人家从别处打听出来，也许会是另外的结果。我坦然承认错误的做法，反而促成了自己的婚姻。
我们订婚是在第二年的三月份，当时村里面正修学校。有一次停了电，我就主动去高压杆上接电，没有脚扣，我光着脚“蹭蹭”几下就爬了上去。可是由于钳子把上的胶皮掉了，发生漏电，我身上一麻，就从十来米高的杆子上掉了下来，掉到地面又弹到下面的院子里面，那个高度也足有十米高。我当即就昏了过去，在医院住了70天。事故造成我腿部烧伤，至今还留着一块不小的疤痕。恢复之后，还留下了后遗症，患处就是爬上一个苍蝇都能感觉到疼。刚订婚就发生这样的事，我心里不由得滑过一个小小的念头，有点怀疑我对象的生时卯月是不是对自己不利。可是又想到我对象还到医院看望了我一次，后来也没再多想。
住院期间，村里面每天给我补贴2斤高粱面，营养跟不上。我和医院的外科大夫于志远认识，就通过他在医院开了证明，拿高粱面去粮站换成粮票，再用粮票买成白面。住院期间，我自己还贴了几十块钱，为此还找朋友借了40块钱。过年的时候，为了还上这40块钱，我不得不卖了500毫升血，我的身体三年也没缓过来。
和于志远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十六岁那年，我手里没有一分钱就去交口镇赶集，我通过于志远买了两只羊。不敢往中阳道棠的姨姨家拿，我就当晚宰下，第二天过冬，就在集上卖了，一只卖了21元，另一只卖了18元，卖肉一下子挣了14元。当时教师每个月的工资才28元。
第二年我就去下水村的农业大学读了一年多的书，一半时间做工，一半时间读书。那会我初中刚毕业。

1975年，我20岁，八月二十结婚，九月初六分开家。窑洞里面有结婚时置办的两床铺盖，炕上就只有一张席子，连个毡子也没有，有两支洋灰箱子（当时5块钱可以买一袋水泥，正好可以打一支水泥箱子），还有几个大瓮，有的放米，有的放面，有的存水，再有一个放面的瓦罐。这就是我分到的全部家当。另外，还分得一点咸盐，一碗小米，这就是全部的粮食。当时大部分人家分家都是这样的情形。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分家的时候我不仅没有分得一分钱，还分了200块钱的债务。
要生火做饭，可兜里面连4毛钱买煤的钱也没有。第三天，我出去借了一个上午也没有借下，无奈自己一个人在马路边上哭。被贾四奴伯伯碰见了，这才借给我一担煤的钱，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这就是我手无分文的故事。
婚后第二年生下第一个孩子，就是贾国安。没有奶水，全靠吃奶粉。最初是一个礼拜一袋奶粉，慢慢地两三天就得一袋，一袋奶粉当时是3块2。
为了养活家人，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一天到晚停不下赚钱的步伐。中午，我去二轻局车辆社背砖，每天背2000块挣1块钱；一下午，我要倒三方土，挣1块5毛钱；下午六点到晚上十点，去物资局地沟缠暖气管，挣1块钱；晚上十二点到次日凌晨，我又连夜去自来水公司打井。说实话，那段日子我基本上一天到晚没有一丝歇空，我每天的睡觉时间基本就是靠课堂上打盹。
婚后第二年生下第一个孩子，就是贾国安。没有奶水，全靠吃奶粉。最初是一个礼拜一袋奶粉，慢慢地两三天就得一袋，一袋奶粉当时是3块2。
为了养活家人，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一天到晚停不下赚钱的步伐。中午，我去二轻局车辆社背砖，每天背2000块挣1块钱；一下午，我要倒三方土，挣1块5毛钱；下午六点到晚上十点，去物资局地沟缠暖气管，挣1块钱；晚上十二点到次日凌晨，我又连夜去自来水公司打井。说实话，那段日子我基本上一天到晚没有一丝歇空，我每天的睡觉时间基本就是靠课堂上打盹。

家里的杏成熟了，我去找星星的母亲、我的表姐去借自行车，想拉到外头去卖。我大舅答应只借我用三天。卖杏一天基本能挣10块钱，我一下子用了5天，还自行车的时候，被大舅骂不讲信用，还说下辈子也不跟我打交道了。
本来家里有一辆自行车，但父亲不让骑。买这辆自行车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是计划经济，一个农村的人要买辆自行车是十分不容易的，要专门的号，这还是托了村里的一名老师帮助解决的，他是坪头人，和供销社的人关系好。当时一辆自行车的价格是169元，要170斤鸡蛋才能换一辆自行车，各贴各价。还是十六七岁那会儿，我放假后去石油公司打工，后来石油公司的领导调到了五金交电公司，当时五金交电连苏打、颜料都卖。我找到这位领导，再三请求，才答应让我用一些小件商品出去收鸡蛋，我跑了王营庄、小神头等好多地方，好不容易凑足了170斤鸡蛋，买回了自行车。
不让骑，我下决心自己买一辆。我打点自己的家底，前两年我通过打工挣了60块钱，又跟大舅借到30块钱，买了个七成新的永久自行车。这是我家的第二辆自行车。
有了自己的自行车，我就骑自行车去农业大学。当时我正当风流时节，放学后，我的自行车后座上必定会坐两个女孩，前面梁上还有一个女孩，自己也感觉好不风光。
有了自行车，意味着我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有了新的道具。中秋的时候，我在城里进上一百四五十斤苹果，到小神头、千年里、王营庄换玉米、土豆，一斤苹果换三斤土豆，回来的时候就得拉三百四五十斤的东西。土路上我推着，石子路上我就能骑一会儿。回来后，我再把这些东西卖给工队，就这样来回倒腾，赚取生活的资本。当时我的体重还不足120斤，可是用自行车最多能推三百四五十斤重的东西。当时我21岁。
我认为自己的确是个倒腾高手。100斤杏，我可以卖到110斤。刘家庄梁上修电视转播台的时候，我去担石子，过称时我能把80斤的石子能称成120斤。因为我会在称上做点小动作，一斤的东西我能称成九两，也能称成一斤一两，全凭我与众不同的心眼和魔术般的手指。
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人同样卖水果。他去留子局进了100斤的甜瓜，我进了100斤杏，每斤甜瓜5毛，杏3毛。我们一起相跟去中阳庞家会学校卖。他卖甜瓜没经验，被孩子们一窝蜂地抢了不少。轮上我的时候，就让他们排队一个一个来，并且让他们先给钱再称东西，很有秩序。
陕西吴堡有一种水果叫红李李，一到秋天成熟后，我就进上一平车走村串户卖，也换玉米高粱。我事先在头上顶上个不大的箩筐，我就一边挑选，一边往头上的箩筐里面扔，到最后箩筐一颗也没有，跟前就有人接应走了。这样的话，五百斤连三百斤也剩不下。想起自己当时的捣蛋劲，现在都觉得好笑。
到农业大学上学还不到一个月的一天，党员、团员、校长、老师们一起坐下来开会，议题就是推选班干部。我是个团员，所以也有资格参会。一会儿，校长王邦治点名让我发表意见，我很直白地认为这样的选举很不公平，不符合民意。我提的意见是，作为先进分子，应该把荣誉让给别人，困难留给自己，应该把这一荣誉让给优秀的同学，而不能自己占便宜。
其实，少数服从多数的做法也不完全正确和适用，正如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真理掌握在在少数人的手里”。我的发言得到了校长的大力称赞。一周之后公布的选举结果是，我作为一个无任何资格的一年级新生，却全票通过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在学校一举成名。一到三年级一共有600多人。
为民请命，却把自己扶上了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