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卓尔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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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的书只看过那本《呼兰河传》,确切的说是之前只看过那一章,几年后突然想起来仍然是回味无穷,就整本书都找来看,却觉得其余部分都抵不过那一章。
《呼兰河传》第三章,写的是她和她的祖父,还有那个花园。整本书,感觉就只有这一章是有颜色的,明亮得像是块砸进死水的石子。《呼兰河传》是萧红去世前两年写的,算是她对自己一生的追忆。我也无意探究那些八卦,不过简单的看看她短暂的一生,也许最明亮的也正是和她祖父在那花园里的日子。她的生活就在那个院子里,那院子就是她的世界——蝴蝶、蚂蚱、青草、被院墙围起来的蓝天白云。
「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可是白云一来了的时候,那大团的白云,好像洒了花的白银似的,从祖父的头上经过,好像要压到了祖父的草帽那么低。
「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漂泊一生的萧红,末了仍然记得那么清楚。或者她也记不清楚了,她是向往啊。 编辑于 2011-08-228622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知乎用户45 人赞同了该回答
萧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个人遭遇以及她独特遭遇所给予他对于文字的态度和把握。
《生死场》已经足够能代表她。
萧红生平:
萧红的生平或许可以用这样一个意象来概括:一个总是艰难、笨拙地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到处流浪、漂游,并在一次次临产前被人或处于被人抛弃不顾的状态。
1911年5月出生,取名“荣华”,大名张乃莹,少年缺乏父母、祖母的爱,唯祖父爱之。
1927年由家乡呼南镇转到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初中一年级。被家里许配给汪家少爷汪殿甲,东北法政大学学生(据说因汪吸食鸦片而不爱)。爱恋表哥杜宗虞。
30年毕业后,萧红与家庭决裂出走(随表哥、汪随后)北京。与汪殿甲同居。
31年与汪重返哈尔滨,住旅店、怀孕,住了半年汪溜走,被扣。
32年6月向《国际协报》副刊求助,结识萧军。
32年8月大水,被副刊主编接到斐馨园家,随即生孩子,弃婴医院中,与萧军同居,生活艰苦,列巴加盐。
33年底《国际协报》发表小说《王阿嫂的死》。一颗困苦中敏感的心——“家,没有阳光,没有温暖,没有声、没有色,寂寞的家,不生茅草荒凉的广场。”
33年10月《跋涉》出版。
1934年6月两萧离开哈尔滨上青岛。同年10月给鲁迅写信,问鲁迅可否帮助看稿(萧红的《生死场》),10月9日接到回信。青岛时期生活较有着落。
1934年11月因抗日问题被迫离开青岛往上海,到后要求见鲁迅,遭到婉言拒绝。11月30日终见。鲁迅将20元钱借给两萧,与鲁迅结成亲密关系1935年12月出版《生死场》,鲁迅作序。
36年7月因心情不好,赴日本学习,遭遇感情纠纷(新的恋爱)。
37年1月重返上海。
37年10月与萧军离开上海赴武昌,结识端木蕻良。
38年4月与萧军彻底分手。怀着萧军之子,与端木结婚(举行简单婚礼)。
39春孩子临出生前,端木去当战地记者。
40年1月与端木往香港。
40年12月完成《呼兰河传》,41年在史沬特莱的帮助下住进医院,被注射空气针,再未站立起来。
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端木又有危险时暂时弃萧红,骆宾基护理。
42年1月住院,被误诊喉瘤,开刀。19日在纸上写:“我将与蓝天碧水共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42年2月22日去世,25日骨灰葬于香港浅水湾坟地。
57年8月15日迁葬广州东区银河广州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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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解读:《生死场》写于萧红34年在青岛时,1935年12月作为“奴隶丛书”之三出版。它被视为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一样,同为表现东北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表现在日寇铁蹄下苦难东北人民的作品。而这更进一步被引申为“民族寓言”,一部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反帝国主义作品。但是这一解读却与萧红作品自身发生了矛盾。此部作品共有17节,第十节(此节为转插节)之前,写的内容与抗日无一点关系,展示的是在一片土地上的农民们千古不变的生活。而其中又以女性身体所遭受的残酷与折磨的描写为最主要内容。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部反映日寇铁蹄下东北人民的作品却要用那样多的笔触去写不相关的内容?而这一问题,又与对萧红作品的“结构散漫”的外表联系起来,被视为是作者结构上的失败。或做其他方式的解释{《批评空间的开拓》P308,胡风的《读后记》,《萧红全集》P146虽然承认“全篇的女性纤细(?)”,但却突出了“非女性”的雄迈,从而将《生死场》与抗战、与民族国家话语相联}。但是正如《生死场》自身所不可掩盖的冲击和刘禾女士的分析:“对于萧红来说,生命并非要进入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大意义圈才获得价值。在女人的世界里,身体也许就是生命之意义的起点和归宿”。所以尽管在《生死场》中,从第七节开始发生了一种时间的变化,形成了一种结构的转折。但是这种转折却并未带来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式的两重天地的转变,所以也无光明箭头的指向。其实作品以金枝上城的经历寓示了一种苦难无法逃脱的死结。所以这“生死场”,日寇来之前如此,来之后也如此,几乎示一个永恒的“生死场”。 ——姚新勇
与鲁迅的内在气质的临近:
《生死场》既不是抗战的宣传、民族国家的寓言,也不是纯粹的女性主义所能概括的。无可否认,全书充满了有关女性身体困难的书写,就此而言是从一个女性的感受出发展开的作品。但是这种感受与其说是女性的,毋宁说是泛母性的、泛生命的。
这里的女性身体作为“生死场”的展开,指向的并不仅是男性对女性的摧残、男权对女权的控制,而含着一种生命生死交替的自然的自生自灭。也就是说,女性身体的苦难,并非是男性/女性这一对立结构的碾压,也不是无处逃遁的男性菲勒斯的先在控制,所以,对它的展开,就不是指向男/女二元对立的拆解,不是指向解放,而是对生死轮回的自然“本相”的展示。(作品中充满了对各种生命:人、动物、植物之间的生命感的沟通与流动)
正是在这里,体现出了萧红与鲁迅内在气质的临近。编辑于 201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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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的书只看过那本《呼兰河传》,确切的说是之前只看过那一章,几年后突然想起来仍然是回味无穷,就整本书都找来看,却觉得其余部分都抵不过那一章。
《呼兰河传》第三章,写的是她和她的祖父,还有那个花园。整本书,感觉就只有这一章是有颜色的,明亮得像是块砸进死水的石子。《呼兰河传》是萧红去世前两年写的,算是她对自己一生的追忆。我也无意探究那些八卦,不过简单的看看她短暂的一生,也许最明亮的也正是和她祖父在那花园里的日子。她的生活就在那个院子里,那院子就是她的世界——蝴蝶、蚂蚱、青草、被院墙围起来的蓝天白云。
「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可是白云一来了的时候,那大团的白云,好像洒了花的白银似的,从祖父的头上经过,好像要压到了祖父的草帽那么低。
「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漂泊一生的萧红,末了仍然记得那么清楚。或者她也记不清楚了,她是向往啊。 编辑于 2011-08-228622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知乎用户45 人赞同了该回答
萧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个人遭遇以及她独特遭遇所给予他对于文字的态度和把握。
《生死场》已经足够能代表她。
萧红生平:
萧红的生平或许可以用这样一个意象来概括:一个总是艰难、笨拙地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到处流浪、漂游,并在一次次临产前被人或处于被人抛弃不顾的状态。
1911年5月出生,取名“荣华”,大名张乃莹,少年缺乏父母、祖母的爱,唯祖父爱之。
1927年由家乡呼南镇转到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初中一年级。被家里许配给汪家少爷汪殿甲,东北法政大学学生(据说因汪吸食鸦片而不爱)。爱恋表哥杜宗虞。
30年毕业后,萧红与家庭决裂出走(随表哥、汪随后)北京。与汪殿甲同居。
31年与汪重返哈尔滨,住旅店、怀孕,住了半年汪溜走,被扣。
32年6月向《国际协报》副刊求助,结识萧军。
32年8月大水,被副刊主编接到斐馨园家,随即生孩子,弃婴医院中,与萧军同居,生活艰苦,列巴加盐。
33年底《国际协报》发表小说《王阿嫂的死》。一颗困苦中敏感的心——“家,没有阳光,没有温暖,没有声、没有色,寂寞的家,不生茅草荒凉的广场。”
33年10月《跋涉》出版。
1934年6月两萧离开哈尔滨上青岛。同年10月给鲁迅写信,问鲁迅可否帮助看稿(萧红的《生死场》),10月9日接到回信。青岛时期生活较有着落。
1934年11月因抗日问题被迫离开青岛往上海,到后要求见鲁迅,遭到婉言拒绝。11月30日终见。鲁迅将20元钱借给两萧,与鲁迅结成亲密关系1935年12月出版《生死场》,鲁迅作序。
36年7月因心情不好,赴日本学习,遭遇感情纠纷(新的恋爱)。
37年1月重返上海。
37年10月与萧军离开上海赴武昌,结识端木蕻良。
38年4月与萧军彻底分手。怀着萧军之子,与端木结婚(举行简单婚礼)。
39春孩子临出生前,端木去当战地记者。
40年1月与端木往香港。
40年12月完成《呼兰河传》,41年在史沬特莱的帮助下住进医院,被注射空气针,再未站立起来。
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端木又有危险时暂时弃萧红,骆宾基护理。
42年1月住院,被误诊喉瘤,开刀。19日在纸上写:“我将与蓝天碧水共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42年2月22日去世,25日骨灰葬于香港浅水湾坟地。
57年8月15日迁葬广州东区银河广州革命公墓。
————————————————————————————————————————————
《生死场》解读:《生死场》写于萧红34年在青岛时,1935年12月作为“奴隶丛书”之三出版。它被视为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一样,同为表现东北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表现在日寇铁蹄下苦难东北人民的作品。而这更进一步被引申为“民族寓言”,一部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反帝国主义作品。但是这一解读却与萧红作品自身发生了矛盾。此部作品共有17节,第十节(此节为转插节)之前,写的内容与抗日无一点关系,展示的是在一片土地上的农民们千古不变的生活。而其中又以女性身体所遭受的残酷与折磨的描写为最主要内容。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部反映日寇铁蹄下东北人民的作品却要用那样多的笔触去写不相关的内容?而这一问题,又与对萧红作品的“结构散漫”的外表联系起来,被视为是作者结构上的失败。或做其他方式的解释{《批评空间的开拓》P308,胡风的《读后记》,《萧红全集》P146虽然承认“全篇的女性纤细(?)”,但却突出了“非女性”的雄迈,从而将《生死场》与抗战、与民族国家话语相联}。但是正如《生死场》自身所不可掩盖的冲击和刘禾女士的分析:“对于萧红来说,生命并非要进入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大意义圈才获得价值。在女人的世界里,身体也许就是生命之意义的起点和归宿”。所以尽管在《生死场》中,从第七节开始发生了一种时间的变化,形成了一种结构的转折。但是这种转折却并未带来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式的两重天地的转变,所以也无光明箭头的指向。其实作品以金枝上城的经历寓示了一种苦难无法逃脱的死结。所以这“生死场”,日寇来之前如此,来之后也如此,几乎示一个永恒的“生死场”。 ——姚新勇
与鲁迅的内在气质的临近:
《生死场》既不是抗战的宣传、民族国家的寓言,也不是纯粹的女性主义所能概括的。无可否认,全书充满了有关女性身体困难的书写,就此而言是从一个女性的感受出发展开的作品。但是这种感受与其说是女性的,毋宁说是泛母性的、泛生命的。
这里的女性身体作为“生死场”的展开,指向的并不仅是男性对女性的摧残、男权对女权的控制,而含着一种生命生死交替的自然的自生自灭。也就是说,女性身体的苦难,并非是男性/女性这一对立结构的碾压,也不是无处逃遁的男性菲勒斯的先在控制,所以,对它的展开,就不是指向男/女二元对立的拆解,不是指向解放,而是对生死轮回的自然“本相”的展示。(作品中充满了对各种生命:人、动物、植物之间的生命感的沟通与流动)
正是在这里,体现出了萧红与鲁迅内在气质的临近。编辑于 2012-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