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先生就认为，汉字能够成为艺术品的两个主要因素，其中之一便是——中国人 用的是毛笔。古人关于毛笔的论述颇多，如董逌《广川书跋--欧阳询帖》云：“余求前人论书，必先择笔……韦昶善书而妙于笔，故子敬称为奇绝。然书必托于笔以显，则筋骨肉理皆笔之所寄也。” 目前出土的汉代毛笔较多， 如居延、敦煌马圈湾、武威磨咀子、江陵凤凰山汉墓、尹湾汉墓、连云港西郭宝墓等地均有汉代毛笔出土。

1931年1月，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蒙古额济纳破城子发现一支汉笔——“居延笔”。马衡先生记其形制为：
笔管以木为之，析而为四，纳笔头于其本，而缠之以枲，……笔管长20.9厘米，冒首长0.9厘米，笔头（露于管外者）长1.4厘米，通长23.2厘米，圆径：本，0.65厘米，末，0.5厘米。管本缠桌两束：第一束（近笔头之处）宽0.3厘米，第二束宽0.2厘米

两束之间相距0.2厘米。1985年4月，连云港西郭宝汉墓中，出土了一支汉代毛笔，笔杆末端有残长18.9厘米，木杆直径0.75厘米，笔头部分上面冒首1.8厘米，在冒首的杆端0.3厘米处向后缠以丝麻紧固笔头，……整笔残长21.2厘米。笔毫总长3.2厘米，露 毫2.5厘米，笔毫为兔毫。

王充曾云：“知能之人，须三寸之舌，一尺之笔。”汉一尺约合23厘米余。居延、敦煌马圈湾、武威磨咀子、江陵凤凰山汉墓、尹湾汉墓、连云港西郭宝墓等地出土汉笔长度皆约为汉一尺。

据史料记载，汉代毛笔的笔柱用兔毫或鹿毫之类的硬毫，被则用羊毫之类的软毫。（笔头之中心谓之柱，其外谓之被）马衡先生断言：居延笔毫端呈白色者，必羊毫之被也。我们根据居延笔实物中笔头与圆径的比例图及其仿制 的图片可以发现其锋径与锋长的比例约为一比 二，笔肚较为饱满，且笔毫末端缠紧载入笔杆达三分之一的毫（即长毫做短锋笔）。

这样制成的毛笔锋短中实，提按顿挫不易散毫，且蓄墨量大，正适合了汉简隶书中夸张波磔大幅度提按动作的表现， 以及迅疾的简牍草书中相间的游丝和痛快沉着的大波磔、长竖的书写，使书写者在连续快捷的书写中使转自如。

此外，根据出土的毛笔实物可以证实，秦以后的毛笔，才将笔头纳入笔杆腔中，变笔头之中空为中实。 战国及其以前的毛笔笔毫是裹在笔杆的外围，以丝线捆扎，并涂漆加固。

这种毛笔笔头中空，且笔锋较长，只能以极小部分的笔尖书写，楚简墨迹中普遍存在的露锋显尖的起收笔形态和扁方的线条特征（楚简图2），就是因毛笔的性能所造成的。

汉简牍的书写材料及其特点纸未发明之前，中国文字书写所使用的材料，包括甲骨、金石、砖瓦、竹木、绢帛等。这其中以竹木使用最为广泛和普遍。它们以取材方便、易于制作、保存和书写 的优势，盛行了千余年之久，几乎贯穿了中国古代汉字字体发展演变的整个过程。

简牍的材料分为竹和木两类。《说文》曰：“简，牒也，从竹间声。”牍，从片，片是剖开的木。《说文》曰：“判木也，从半木，凡片之属皆从片。”

所以，竹质的被称之为“竹简”，木质的被称之为“木牍”。将竹木条变为书写的材料，需要经过几道工序。首先，要将片解出来的竹、木条，进行“刮削”，使其平整、划一，并将书写的一面打磨光滑。其次，要对竹、木条进 行“杀青”。

有些学者根据长度有限的竹木简牍与成熟隶书的扁方结构特征，认为:“隶书自汉武帝时开始向扁阔的结构定型，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在狭长的竹木简上要尽可能将字写得大，而一简中容字又要多，容字多就可以节省篇幅，但是字与字之间不能太挤，要 留有一定间距，以便能清楚舒服地阅览，于是将受篆书影响而保持纵势的古隶尽量压扁，下垂的波磔使其向左右伸展。”[4

]这种推测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非完全符合事实。根据秦简和汉草书简牍中长方结构的字与简册上字的多少安排，我们可以清 晰地发现，书写者并非有意要考虑在单个简牍上为容纳更多的字，而将字形压扁。

梁培先认为由篆书之纵势向隶书之横势演变的关键因素是：各类宽幅面的木牍、木简的使用解放了毛笔书写的笔势，直接催生了翻折、提按、绞转等等各种变化丰富的笔法的产 生，迫使篆书的圆弧状笔势走向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