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完了以上问题，我们再来聊聊这段文字最大的问题在哪？作者原意大概是想在《天潢玉牒》的基础上修改成他所需要的文字，而且为了表明真实性，需要把原本只是人物介绍的内容改成有画面感的孝陵祭祀，给人身临其境之感，但问题就来了，人物介绍可以笼统的说他们的生母都是皇妃，而到了祭祀就不是了，她们都是皇妃，皇贵人，皇美人，但也都是一个个独立且有名有姓的人，怎么能用一个牌位来祭祀？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中间是高皇帝高皇后，左一是李淑妃单独一个牌位，左二的这个牌位上书“皇妃”，左三上书“皇贵嫔”，左四上书“皇贵人”，左五上书“皇美人”，确定这是皇家祭祀，而不是瞎编乱造的垃圾古偶剧？那么孝陵的祭祀到底是什么样的，郑晓的《今言》中有记载【太祖陵不知祔葬几妃。今陵祭旁列四十六案，或坐或否，大抵皆妃嫔也。】，虽然郑晓也不知道孝陵祔葬几妃，但祭祀的时候是四十六案，也就是一人一案，绝对没有几人共用。而郑晓是明确当过历南京太常寺卿的人。而根据"太常续考"卷四记, 各陵从案的设置情况是: 长陵十六案(诸妃只以数目为次, 并无谥号姓氏), 献陵七案(分别为恭静贤妃李氏, 恭懿惠妃赵氏, 贞静敬妃张氏及未标谥号姓氏四妃, 五妃, 六妃, 七妃之案), 景陵八案(分别为荣思贤妃吴氏及未标谥号姓氏的二妃, 三妃, 四妃, 五妃, 六妃, 七妃之案)，这是殉葬制度废除之前各陵的祭祀情况。即便殉葬的那些嫔妃没有标明封号谥号，但她们也都有自己单独的从案。而孝陵的情况应该也是如此吧。

还有一个疑问，亲入孝陵观看的不止一人，为何他们看到的都不一样呢？
郑晓作为南京太常寺卿看到的是东西各四六案，没碽妃；钱谦益和李清看到的和南京太常寺志描写的一样，左边李淑妃，皇妃，皇贵嫔，皇贵人，皇美人五案，右边碽妃一案，就是上面那段描述的画面；而张岱在《陶庵梦忆》里也写过他亲入孝陵观看，看到的是【近阁下一座，稍前，为碽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姙，为己子，事甚秘。再下，东、西列四十六席，或坐或否。】张岱看到的基本和郑晓一样，就是在马皇后的旁边加了一个碽妃，其他四十六人还排列在东西两侧。所以他们观看的是同一个孝陵么？要知道孝陵在当时并不是山寨历史旅游景点，要经常换摆设供游客拍照，为何说是山寨历史旅游景点，因为严肃景点的摆设也不会随意变换。

碽妃如果不是成祖生的，那有什么特殊之处让她入葬孝陵？

殉葬后妃都不标明谥号，姓氏？

楼上吐槽旅游业不出于明宫闹鬼，已经忘记出处了。
另外转一下明宫闹鬼【天涯版，非实体书】，因为不讨论生母，尽量剔除相关部分。
(๑>؂<๑）
然而，大致在这一时期，达妃开始有了具体的姓氏，但仍不统一，有碽氏、洪吉喇氏及甕氏等多说。其中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影响最大。上世纪30年代，傅斯年先生作《明成祖生母记疑》一文，引发了关于明太祖诸子身世的大讨论，吸引了好几位史学大家的参与（傅先生、吴晗、朱希祖、李晋华，还包括频频提供材料的陈寅恪、孟森等先生）。多数参与者均认为（除了朱希祖先生坚持“正说”），明成祖朱棣的生母不可能是马皇后，应定为碽妃。
来历不明的碽妃，突然一下成了明成祖的生母，顿时名声大噪。朱棣为高后马氏之子，本无甚异议——“反此说之记载，大致皆原于明《南京太常寺志》”。这位碽妃就像孙悟空一样，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这颗石头便是明朝末年出现的《南京太常寺志》一书。
太常寺是掌握祭祀的衙门，南、北二京都有太常寺机构，南京太常寺负责南京内府及孝陵、懿文太子陵等数处祭祀礼仪。“志”书，是记职掌及沿革之书。《南京太常寺志》不止一部，《四库全书》载入“存目”（指存其书名而不收其书）的，是在嘉靖朝任南京太常寺卿的汪宗元所辑13卷本。一些作者误以为记载碽妃的就是这部书。其实不然，抛出成祖身世惊人内幕的，是沈若霖所著40卷本《南京太常寺志》，该书成于天启三年（1623），今已佚失。
该书在明末引起人们的重视，主要因为它记载了明成祖的生母为闻所未闻的碽妃，而定懿文太子及秦、晋二王生母为李淑妃（至关重要的周王，则阙载了），而可怜的马皇后，被剥夺了一切子嗣，变成“无出”了。——此为第3“异说”。
虽然此前民间已有成祖之母为达妃的传说，但多数人还是相信成祖为马皇后嫡出的结论，想不到《南京太常寺志》这样一部记载祀典的志书，竟然爆料说成祖生母为不知名的碽妃，甚至连懿文太子都不是马皇后所出，令人惊愕，所以该书面世后，立即引起时人的关注。如何乔远在编《名山藏》时说：“玉牒出当日史臣所纂，既无可疑，南太常职掌相沿，又未知其据，谨备载之以俟后人博考。”他说这两种书都有权威性，而记载抵牾，把这位历史学家也搞糊涂了，难以决断，便两说并存。
谈迁在清初修明史，则完全接受了《南京太常寺志》的结论。如在他编纂的《国榷》一书中，建文四年载：“成祖，母碽妃。”该书“天俪”（天俪者，天子之俪）条，亦正式列入碽妃。虚无以考的碽妃在《国榷》这部名著里已被坐实了。
谈迁的主要根据就是《南京太常寺志》所载太祖孝陵（南京孝陵）享殿内众后妃的位序。
过去宗庙配享是要排位次的（不单聚义厅要排座次，死人的位次也很重要），规矩是“左昭右穆”，即中间为祖先，其下左（东）为昭，右（西）为穆，依长幼尊卑之序排列，碽妃的地位是“穆位第一”，即位居右（西）列第一位。谈迁在所著《枣林杂俎?彤管篇》中列出了《南京太常寺志》所记明太祖孝陵享殿内神主的排列顺序及与诸王的关系，图示如下：
———————太祖、马后（居中南向）
———西列———————— 东列
碽妃（生燕王）———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晋王）
——————————皇□妃□氏（生楚、鲁、代、郢、齐、谷、唐、伊、潭王）
——————————皇贵妃□氏（生湘、肃、韩、沈王）
——————————皇贵人□氏（生辽王）
——————————皇美人□氏（生宁、安王）
享殿里，太祖朱元璋与马皇后居中南向，诸王之母皆居下东列，唯独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碽妃，独立于西列。这让脑筋里记得太子及秦晋燕周诸王都是马后嫡子的人，一眼瞧去，不禁怪诧：懿文太子原来不是马后所生，成祖也非马后亲生，马后膝下竟如此荒凉，没有一个儿子——盛亦太盛，衰亦太衰！
谈迁也不是轻信《南京太常寺志》的记载。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祀典，但孝陵享殿深密，外人不得而窥，他曾经就此请教过看守孝陵的宦官，野外调查的结果是：“孝陵阉人俱云，孝慈高皇后无子，具如志中。”看守孝陵的太监都说马皇后没有儿子，他们的说辞与《太常寺志》所记一模一样。该书内容得到孝陵太监的印证，应是极可靠的了。然而孝陵享殿的配位名单及其次序，何以与《天潢玉牒》不同？对此谈迁只是说：“享殿配位出自宸断（天子的决断），相传必有确据，而微微与玉牒牴牾，诚不知其解。”他也是好生疑惑。
当时许多人对此事都很感好奇，例如《三垣笔记》的作者李清，弘光元年（1645）元旦这一天，他和礼部尚书钱谦益一起去拜谒孝陵。钱谦益是明末大才子，素称博学，写过《明太祖实录辨证》一文，是洪武朝史事的专家；他又是礼部尚书，祀典正是其管下之事。可是，李清和他说起此事，他也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李清就建议，不如亲自去享殿查看，就知道《南京太常寺志》所记对不对了。这正中钱谦益下怀，于是两人祭毕，觑个空子，一起跑进享殿里做考证。掀开重帏一看，果然见其中的排位顺序与《南京太常寺志》的记载相同。
太祖众妃神主的排列次序，不单孝陵享殿如此，南京大内奉先殿亦是如此摆布。万历十四年（1586）出任南京太常寺卿的沈玄华曾作《敬礼南都奉先殿纪事》诗，道奉先殿里“高皇配在天，御幄神所栖。众妃位东序，一妃独在西。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沈玄华指出，碽妃一人独立于西，是“成祖重所生”的缘故。
可见，孝陵的配享状况，在万历年间便已如此了。
碽妃之事，既载于职掌志书，其祀典布置，又为多人亲眼目击，证据力非常强，所以当上世纪30年代学界重新讨论明成祖生母之谜时，多数学者都认定成祖朱棣非嫡子，其母即为碽妃，几为明史学界的定论。
在明晚期之前，已有一些关于明成祖身世的异说和传闻，但影响都不大，自《南京太常寺志》这本书面世，人们便全像粉丝一样追随碽妃而去，多数人都相信朱棣的生母实为碽妃，几乎再没人相信他是马皇后的儿子了。
“《太常寺》志为官书性质，当无诞妄，此与传说不同。”傅斯年先生认为，“在此等互相矛盾而两方面皆有有力之史料为之后盾之时，只有一解可以通者，即成祖生于碽妃，养于高后，碽氏为贱妾，故不彰也”。
朱棣生于碽妃，养于马后，故自称嫡子。这是傅先生的观点，他解释说：碽妃之所以默默无闻，是因为她出身贱妾，所以声名“不彰”。
在明成祖身世的讨论中，论者多引今已不存的《南京太常寺志》，以为可信的史料，却少有人对该志本身进行探究。其实这部书未必就是“官书性质”，其内容大有可疑。
首先该志记载的孝陵享殿的配位太奇怪了，自洪武以来，没有哪位皇帝的享殿里会安排妃子的位置（一般只有正牌皇后的神主灵位，也只有皇后才能与皇帝同穴而葬）。道理很简单，有谁在祖庙和祠堂里见过妾侍（庶母）的牌位？而恰恰在太祖陵寝的享殿里，排演了那样一场热闹的大戏，一班妻妾齐上堂，左侍右立，让后人看了，不晕也要短路。难怪如此多的知名学者讨论如此之久，至今也没有把问题完全澄清。
在定本《太祖实录》和“正说”《天潢玉牒》里，懿文太子以下5子皆马后所出，而孝陵享殿配位则完全相反，在这里他们都变成了庶子，马后则成为光杆女司令，昔日风光，一把伞似的，于此尽收。
假如南京孝陵享殿及奉天殿里所供碽妃，确实是朱棣为了私祀其生母，所刻意安排的，那么享殿里只应列三人：他爸爸朱元璋、嫡母大妈马皇后（也许还兼养母），和亲生母亲碽妃。这才合理。他何必帮对头懿文太子等人张罗，把他们的母亲也一并供起来？他如果要污蔑懿文太子等嫡兄弟，何必把这么大一桶潲水，搁在他妈妈对面，不怕臭不可闻？似绝无此理！
孝陵深邃的享殿里，其他那些妃子，好像都是多余的。
朱元璋死后，殉葬者40余人，《天潢玉牒》只记李淑妃一人，这可能与她在后宫女性中地位最高有关。但在不明就里的旁观者看来，“这里面一定大有名堂”；忽又见一种版本的《天潢玉牒》，称懿文太子和秦、晋二王都是未知名的某位“诸母”所生，而南京聚宝山下李淑妃父亲的坟墓既宏壮且伟丽，于是好事者便产生联想，将太子等人擅自拨于李淑妃名下。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从已确知的事实可以判定，《南京太常寺志》一书疑点重重，问题很大。若此书存疑，则一切关于成祖之母为碽妃的讨论都成缘木求鱼了。可是，偏偏热心的谈迁先生早去孝陵找守陵太监求证过了，李清、钱谦益两位先生还不辞劳苦地进行了实地调研，都得到肯定的印证：孝陵享殿中碽妃确有其人，且独立于西列之首。文献记载可假，深邃庄严的皇陵享殿是可以作假的么？朝廷祭祖大典，岂会胡乱请人来吃冷猪肉？
坦白的说，我行笔至此，也有那么点“望墙兴叹”了。

如果真如他所言，学界不再关注《南京太常寺志》，是因为真身沈若霖版【今已佚失】
而能找到的汪宗元版纯粹挂羊头卖狗肉。。。

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说：“中述孝慈高皇后无子，不独长陵为高丽碽妃所出，而懿文太子及秦晋二王，皆李淑妃产也。闻者争以为骇。史局初设，彝尊尝以是质诸总裁前辈，总裁谓宜仍实录之旧。【【【】】】今观天启三年《南京太常寺志》【【【【】】】】，大书‘孝陵殿宇中，设高皇帝后主，左配生子妃五人，右只碽妃一人’。事足征信。然则实录出于史臣之曲笔，不足从也。”［23］
　　[23][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44)[M].清乾隆写刻本

最后抛开这部书，我们再来看时代背景，引文好了
《明熹宗实录》之编撰和保存颇为淆乱，已有不少失真，但也可看出当时政情。被赵翼讥为“童昏”的熹宗终其在位之际，多数时候能坚持即位初所定之三、六、九日上朝并频繁参加朝讲活动，极为重视面见群臣之活动。天启二年十月，翰林院修撰文震孟上言讥讽上朝之无益，熹宗极为不满地批示：“朝仪大典，累朝成规。如何辄肆轻亵，比拟傀儡，藐视君臣如戏，文震孟好生可恶!”虽然武宗和熹宗在其视朝之后，醉心于玩乐，将大权委于刘瑾、魏忠贤等近幸，多不看章奏，此又为另一事。武宗前期刘瑾窃权、熹宗时期魏忠贤专权，反而都没有出现章奏迟滞的情形，唯武宗在位最后三四年之间因巡游无度，所以导致章奏处理大量滞后积压。若要与宪宗之前的明朝皇帝比较，则宪宗、孝宗、武宗、穆宗、熹宗等皇帝确实极少在每次上朝数刻时间和参加朝讲、郊庙等活动之外有频繁特召群臣面商政事的记录。

还有一点，孝陵的享殿并非私密之地，之前不说，嘉靖之后每年也至少有四大祭三小祭，每年参与祭祀的官员也不少，所以也并非之前有人说的那样，之前管的严进不去，到了明末没人看门了大家才纷纷组团去旅游，于是才发现了真相。

最后厘清一下上面所有资料：
一，孝陵享殿确实存在这种情况，而西侧止某妃
二，西侧某妃是否真书碽妃待考，因为你分不清是口传还是直书
(๑>؂<๑）
三，西侧某妃是成祖母亲之说则是口传。
(๑>؂<๑）
以最详细的张岱文为例【稍咳，内侍辄叱曰：“莫惊驾！”近阁下一座，稍前，为碽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妊为己子，事甚秘。再下，东西列四十六席，或坐或否。】
其实之所以【事甚秘】，而不是显而易见的，只能理解为阉人解说的。

然后所有版本里面都是没有周王的，如果按照上面某妃确无实记【生燕王】，则非常好解释————
并不像后世误传的为那样西侧某妃所生，而是暗示只有周王与燕王为马皇后所生（太子标也划归李淑妃）了。
另外，如果周王确实如传说那样为庶人所生上不得台面，则只有燕王为马皇后所出了。
(๑>؂<๑）
最后是李清版本【予阅南太常寺志载：懿文皇太子及秦、晋二王均李妃生，成祖则碽妃生，讶之。时钱宗伯谦益有博物称，亦不能决。后以弘光元旦谒孝陵，予语谦益曰：「此事与实录、玉牒左，何征？但本志所载，东侧列妃嫔二十余，而西侧止碽妃，然否？曷不启寝殿验之？」及入视，果然，乃知李碽之言有以也。惟周王不载所出，观太祖命服养母孙妃斩衰三年，疑即孙出。】
(๑>؂<๑）
另外吐槽一下，以这个为例子，明明周王从无记所出，而燕王被谣传碽妃所出，为什么但凡提及成祖生母的时候，还能奇葩的将周王燕王归为亲兄弟？
所谓证史，其实没比拍键盘高尚多少？

《天潢玉牒》最开始采用二子论的原因，我认为是朱棣想通过此法直接获得合法继承权，摆脱篡位的骂名，到不一定是后人说的为了找马皇后当亲妈来确立合法性，我记得之前说过，五子同母的情况下，他即便是马皇后所生的嫡子，也没有继承权，和别的妃子生的庶子没什么两样，因为他前面有三个哥哥，且全都有子嗣，除非三个哥哥和所有子嗣都死光才能轮到他，所以篡改成五子同母和承认自己生母当庶子并没什么区别。只有使自己成为嫡长子才能有这个合法性，所以需要把前三个哥哥改为庶子，这样的一个动机也导致了后人很容易把太子，秦王，晋王捆绑成一个妈生的。而后来重回母子同母，显然二子论是说不通的，绝大多数大臣们都是从洪武时期过来的，堵上悠悠众口是不可能的，所以要重回五子论，而五子论一直到明末甚至到了清朝编明史的时候都得到认可，显然是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