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6世纪初，欧洲制式佛郎机火炮被传到中国，它的结构、火力、射程，命中率诸方面，均超过了明朝的神机枪炮。明廷迫于军事上的需要，积极吸收、推广和改进此项技术，使之成为明嘉靖朝至万历朝年间最犀利的火器。但是，它的射程问题东西双方历来少有人问津，现根据古今中外有关佛郎机火炮研究的史料，对其作去伪存真的分析，推断出其有效射程为1华里左右，最大射程在3华里之内。其射程数据被虚夸实有一定的社会原因。
关键词：火炮；佛郎机火炮；射程
中图分类号：K248．3／249-256；G322．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0257-5833(2006)10-018508
作者简介：刘鸿亮，河南科技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讲师；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河南洛阳4710003 )　　

16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携带大量佛郎机滑膛炮屡次骚扰中国东南沿海，那里的军民称葡萄牙人为佛郎机，而且把他们所带来的那种后膛装填弹药的炮也叫佛郎机。佛郎机火炮原为欧洲15世纪末至16世纪前期流行的轻型火炮，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明代火器家们对其制造工艺迅速加以引进，使得该火器在国内外战争中被大规模地运用，最终促进了明中期以后军事战术，军事思想与军事制度的发展，使战争走向了以火器为“军中利器”的新阶段。但是，它的有效射程与最大射程，迄至今天，东西双方倘无令人满意的文献考证和理性分析，笔者对该时期中外火器史料做了详细耙梳，推断出了其射程的大致范围。
　　一、佛郎机火炮引入明军之前中国火炮的发展概况
　　明中期以前中国的火器技术与西方同时期火器的发展相比并不理想，中期以后火器制造已落后于西方。该时期中国火炮的缺陷有：
(1)不重视火炮各部尺寸的组合搭配，所制火炮炮身与口径之比不符合“模数”理论①，性能低劣。明初火炮生产量相当可观，铸造工艺也很高超，火炮基本上形成了细长、短粗两种类型，但从史料记载和出土实物的铭文可知，明初甚至直到清代火炮大多是以重量作为衡量其性能优劣的依据，这远远没有以炮身与口径比例搭配为主要性能参数科学合理。尽管传统中医学有“等身寸”概念，晋代裴秀把“分率”作为制图的六法之首，以及建筑设计方面宋代实行过“材分”制，但在中国古代火器制作中没有产生类似的“模数”概念②。
(2)炮管主要以铜为原料制成，显得单薄，为此，增加强箍以防止炸裂。弹药山前装，火绳点火，发射独弹和散弹。
(3)火炮的最大缺点是“重而难举，发莫能继”。如明代军事家戚继光(1528—1587)根据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指出：“旧有大将军、发贡等器，体重千余斤，身长难移，预装则日久必结，线眼粗涩，临时装则势有不及，一发之后，再不敢入药，又必直起，非数十人莫举。”①
(4)火炮发射时都有强大的后坐力，有时还会左右乱跳，或倒翻过来，严重危害炮手和人马的安全。人们为克服这个缺点，便根据不同类型的火炮，有的在炮身上钉上铁爪，有的则在炮车上安装铁锚。但此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5)从文献如《武备志》、《天工开物》等史料记载和今天出十的实物部可证明，其炮架大多是“搭木为架”的固定式，火炮没有炮耳，中期以后仿照西洋才有了炮耳和机动性好的炮架，但瞄准装置如准星、照门一直没有设置，命中率小高。

14世纪初以来，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中国两传的火器进行了研究和改进，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积累，他们终于在16世纪赶上并超过了中国。16世纪初的一些欧洲强国，如葡萄牙殖民者等出于对远方殖民掠夺的需要，他们出现于非洲、亚洲各地，西方先进火器之一的佛郎机火炮随之流入到这些地区。就中国而言，明人云：“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1517)，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为名。抚按查无《会典》旧例，不行。乃退泊东莞南头，盖房树栅，恃火铳自固。……海道副使汪鋐帅兵至，犹据险力战。商人凿舟用策，乃悉擒之，余皆逐去。”③这是我国史书中关于佛郎机火炮的最早记录。明朝嘉靖二年(1523)，葡人又率战船侵入广东新会西草湾，明军生擒42人，并缴获其“佛郎机火炮”。虎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虽然都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但战争实践也使中方认识到佛郎机火炮在火力、射程、命中率和结构诸方面，均超过了明朝的神机枪炮。明廷迫于军事上的需要，积极吸收、推广和改进此项技术，仿制成了大样、小样、中样、马上、流星炮、连珠、万胜、日出、无故大将军、铜发贡、百子等佛郎机火炮，使之成为明嘉靖(1522-1566)至万历(1573-1620)年间最犀利的火器。
　　明嘉靖年间仿制的佛郎机火炮，与原有的明军火炮相比，种类多，呈现出一定的优点：一是安有瞄准具，两侧拥有炮耳，炮身壁较厚。二是以子铳预贮弹药，不必临时装填，可加快发射速度。子铳(4-9个)实际上是一种比“母铳”身管细小一点的又一炮管，与母铳身管一起构成多重炮管。作为内重炮管，子铳可以随时从母铳拆卸下来或安装上去，因此既可事先在其中装好弹药，起到铁质药包的作用，又能使母铳的身管厚度减小却不至炸裂。三是散热快。由于后装炮前后相通，空气对流，且炮管较薄，易于散热。散热快可以使火炮增加持续射击的能力，也减少了火药自燃的可能性。该炮克服了中国传统火炮的缺陷，故它被引进和仿制后，很快就取代了明军的神机枪炮。不过，该炮也有许多缺陷：它是后装式火炮，闭气性能差，炮弹真正脱离炮管之前，不能够在炮管内积聚更多的火药气体，所以炮弹不能获得足够的推力，只能有极短的射程。此外，身管不算太长、所装弹药量少，口径也小，炮身与炮口比例不合理，杀伤破坏力有限，故在明末攻守战日益激烈时，它便显得力弱难任。鉴于此，到了明熹宗天启(1621—1627)年间，随着欧式前膛装红夷大炮流人中国后，明代的火器技术才又重新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陈仁锡撰《皇明世法录》卷82中云：“今红夷铳法，盛传中国，佛郎机又为常技矣。……大铳长二丈余，中虚如四尺车轮(注：内径若四尺车轮，当为夸张之辞)，云发此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
　　由此观之，红夷人炮身管长度达“2丈余”，最长有达4．4丈的，而佛郎机火炮的身管最长只有“8、9尺”，前者约为后者的2-5倍；佛郎机炮弹药由后装，重量有限和密闭性能差，而红夷人炮弹药由前装，重量较大，且密闭性能好，所以，其具有更远的射程和更大的威力。红夷炮重至1万乃至3万多斤的，佛郎机炮最多只有1000余斤。因此，炮体笨重是其的特点，也是其缺点所在，但射程远．威力大的优点使它能够压倒佛郎机火炮而后来居上。　　

明中期军事家茅元仪(1594—1640)于1621年写成的《武备志》中，转引明正德(1506-1521)年间在广州做佥事的顾应祥的话：
　　佛郎机国名也，非铣名也，正德丁丑(十二年，1517)予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蓦有大海船二只，直至广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其人在广久，好读佛书，其铳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入腹中放之，铳外又有木包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其一弹，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时因征海寇，通事献铣一个，并火药方，此器曾于教场中试之，止可百步，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战则无用矣。后汪诚斋鋐为兵部尚书，请于上，铸造千余，发于三边。其一种有木架而可低可昂可左可右者，中国原有此制，不出于佛郎机，每座约重二百斤，用提铳三个；每个约重三十斤，用铅子一个；每个约重十两。其机活动，可以低可以昂可以左可以右，乃城上所用者，守营门之器也。其制出于西洋蕃国，嘉靖年始得而传之，中国之人更运巧思而变化之，扩而大者以为发广，发广者，乃大佛郎机也，约而精之，以为铅锡铳，铅锡铳者，乃小佛郎机也，其制虽若不同，实由此以生生之耳。其石弹之大如升，力气小于发广，大于铅锡铳，若关隘人守坚，不可过者，以此攻之。故戚继光云：此器乃天下通有之利器，但制者多未尽精微，其妙处在母铳管得法，子铳在腹中，亦要两口得法，使火气不泄。……一号长九、八尺，口必容铅子每丸一斤，用药一斤；二号长七、六尺，口必容铅子，每丸十两，用药十一两；三号长五、四尺，口必容铅子，每丸五两，用药六两；四号长三、二尺，口必容铅子，每丸三两，用药三两半；五号长一尺，口必容铅子，每丸三钱，用药五钱。以上铣有大小，药有多寡，……可打一里有余，人马洞过。”②
　　此文中，茅元仪引用先人戚继光的话，认为西式佛郎机炮的最大射程一里有余，而其书茅又列举了中国传统火炮的发展型如“威远炮”、“叶公神铳车炮”等，其射程数据有多达20多里的。如《武备志》在论述“威远炮”身下垫木不同，射角对射程的影响时云：“威远炮，惟于装药发放著力处加厚，前后加照星、照门，千步外皆可对照，每用药八两，大铅子一枚，重三斤六两，小铅子一百，每重六钱。对准星门，垫高一寸平放，大铅子远可五、六里，小铅子远二、三里，垫高三寸，大钳子远十余里，小铅子四、五里，阔四十余步。若攻山险，如川谷各关，炮重二百斤，垫高五六寸，用车载行，大铅子重六斤，远可二十里。”③
　　西式佛郎机火炮的射程与中国传统火炮的射程相比，反差如此巨大。如果是这样的话，又怎能说佛郎机火炮比中国传统火炮火力、射程、命中率和结构诸方面优越呢?

茅元仪曾任辽东副总兵，一生活动范围在北方。但他既非兵工人员，又非直接使用火器的下级军官，短期的军戎生活，也主要是充当高级幕僚。所以此处说中国制式威远炮可发20里，恐不可信。1635年明廷大吏徐光启(1562-1633)的门生韩霖所著的《守圉全书》中即尝批评其所纂的《武备志》：“兼收不择，滥恶之器，不可枚举”，且不知“有西洋炮而诸器皆失其利”①。所以今人编的《中国军事史》特意对此作注：该书(指《中国军事史》)中所记“明代各类火炮的射程(有2、3至10余里)，均引自《武备志》等书，未经经验证实，有些数据显然大于实际。根据当时的造炮工艺水平及黑色火药作发射药，是不可能达到书中所说的许多距离的”。并认为各式佛郎机的射程，凡重70斤以上的，可达2000米②。
　　《明史·兵志》里记载：“(该炮)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最利水战。驾以蜈蚣船，所击辄糜碎。”③《明史》纂修于清朝1645－1739年间，以其编纂得体，材料翔实为史家所称道。而此则史料中，备述佛郎机炮的最大射程也就是目余丈，即1华里左右。
　　(2)佛郎机炮射程有4、5、6里者不等。《明史·佛郎机传》中又载：嘉靖九年(1530)都察院右都御史的汪鋐奏准仿造佛郎机炮，他认为：过去北方的甘肃、延绥、宁夏、大同、宣府各军事重镇，虽然驻军有6、7万人，又有墩台等防御设施，但仍不能抵御北方蒙古各部贵族的袭扰，其主要原因在于所执的火器射程不远。为此，“当今之计，当用臣所进佛郎机铳。小至二十斤以下，远可六百步者，则用之墩台。每台一铳，以三人守之。大如七十斤以上，远可五、六里者，则用之城堡。每堡三铳，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星列綦布，无有空阙，贼将无所容足，可以收不战之功”④。
　　今人对之研究后认为，汪鋐所奏的70斤重佛郎机铳的射程显然是个夸大的数字。明朝引进该炮后，仿制和改进成一系列火器，如当时融合中西技术优点创制出的最厉害的“无敌大将军炮”，其威力也不过“一发决血衢三里，草枯数年”⑤。所以，汪鋐之言在此很可能是为了邀幸皇帝，恫吓敌人，为维持影响力且避免被敌人窃得相关机密而虚夸的数目。
　　(3)佛郎机炮的射程为10数里以上的。从1622年来华的日尔曼人汤若望(1591—1666)次年与安徽人焦勖(生卒年不详)合作编著反映红夷大炮的著作《火攻挈要》(成书于1643年)里来看，此书认为“小铳狼机，用弹重半斤至一二斤止，平放可到三五百步，仰放可到二三千步。大铳狼机，用弹重三斤至五斤者，平放可到七八百步，仰放可到三四千步”⑥。即小铳狼机的有效射程是0．93-1．55华里之间，最大射程在6．22-9．3华里之间，大铳狼机的有效射程是2．17-2.48华里之间，最大射程在9．3-12．44华里之间。
　　明崇祯九年(1636)，东北军情危机，明廷命汤若望参与铸造西洋大炮事务，此时也制造丁大量佛郎机火炮。据今人法国汉学家费赖之的记载：“鞑靼势力日盛，渐有紧迫京师之势。一日朝中大臣某过访若望，与言国势颠危，及如何防守等事，若望在谈话中言及铸炮之法，甚详明，此大臣因明其铸炮。若望虽告其所知铸炮术实得之书本，未尝实行，因谢未能，然此大臣仍强其为之。盖其以为若望即知制造不少天文仪器，自应请悉铸炮术也。”⑦可以认为，包括汤若望在内的来华耶稣会士虽拥有精湛的语文互通能力，是当时中国将西方炮学知识介绍过来的关键人物，然而，这些传教士在欧洲所受的科学教育中，虽相当重视数学等科学，却并不曾直接涉及炮学的内容，他们到中国后多只能从图文并茂的兵书中自行消化和领悟。但困兵书中的叙述不大可能详细和完备，此故耶稣会士从纸上谈兵进至实战操作，着实经历了一段相当痛苦的经验积累期①。据此来看，汤在此给出的大样佛郎机火炮的射程数据最大达12．4华里，不能排除处在异国他乡的他有挟“奇技”以邀宠故意夸大射程之嫌疑。　　　　

(3)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火炮的炮身设计、铸造、弹药等落后的理论来看，其时佛郎机炮的射程应该说是很有限的。
第一，该炮是欧洲15世纪末至16世纪前期普遍采用的后膛装滑膛火炮户，所谓滑膛炮的主要缺点是射程很近和精度很差，而且球形弹丸一定要能够自由地从炮口放进去才行，这样一来，弹丸和炮膛内壁之间就有了间隙；发射时，气体很容易从间隙中漏出来。另外的缺点是球形弹丸在空中飞行的速度下降得很快，故其飞行距离不远，因此就产生了以尖头的长圆形弹丸来代替球形弹丸的要求。长圆形弹丸便于在空气中运动，其速度减低较慢，但用滑膛火炮射击，那么飞行时，弹头不会朝前而是在空中翻筋头，这样长形弹丸的一切优点就等于零①。
第二，当时炮身的机械制造技术尚无规格化，与19世纪中叶以后所用的后装线装炮相比，无论从形制上还是从制造工艺都要简单得多。
第三，其内装火药为黑火药，配制的品质和效能不够稳定，爆炸效力低。这与迄至19世纪中叶以后所用的无烟火药相比，威力上差距悬殊。黑色有烟火药是由硝石、硫磺和木炭混合而成的。炭作为燃料，硝石中含有氧气，而硫磺是用来助燃的。此外，硫磺还是一种粘固剂，它能使炭和硝石结合在一起。这种火药在爆发叫并不是全部都变成气体，有很大一部分变成坚硬的微粒(渣烬)，留在膛面上并且象一股烟似地被喷射到空气中去。因此，这种火药就叫做有烟火药。1884年后出现的无烟硝化棉火药，也和有烟药一样，含有氧气，爆发时氧气散发出来使火药燃烧。无烟药燃烧时，全部都变成气体而不发烟。硝化棉火药产生的气体较之同等数量的有烟火药要多3倍有余。鉴于以上的技术原理，决定了佛郎机火炮在射击精度及射程方面不可能有决定性的进步和提高，无论是西方的佛郎机火炮，还是明中期以后中国仿制的佛郎机火炮，都是如此。其射程达到十几里的动力机制在当时是不具备的。如英国现代军事理论家富勒(1878-1966)认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的西方火炮之最大射程只有1300码(约1190米)，而且杀伤率极低。他说，在1792年9月26日法国革命军与普鲁士军队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炮战中，双方动用百余门火炮，“都消耗子两万发以上的炮弹”，双方的死伤却极为轻微，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火炮射程太有限，只有1300码”②。此处是说欧洲16世纪中期以后的火炮——红夷火炮的有效射程一般在1400码至1500码③之间，那么，比红夷大炮历史靠前且火力逊色的佛郎机火炮的确切有效射程就可想而知了。
　　(4)从今天国人对佛郎机火炮的研究来看，它的确切射程已不断被引证，以此断之，3华里以上的说法似于有点不妥。如一些学者诸如刘旭和徐新照等，尽管他们的著述用19世纪中叶以后各类线膛火炮的射程例子作为反证，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所推出的射程数据也可以在此佐证。刘旭认为其有效射程约为1里左右，最大射程约2、3里④。徐新照认为，从嘉靖年始，明代铳炮的射程达到4、5、6、7里是值得商榷的；至于射程数十里是不可能的⑤。
　　总之，佛郎机炮的射程之所以在中国成为历史悬案，其原因应该十分复杂，但应与其被当成重要军事机密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我们根据以上分析，可大致推出佛郎机火炮的有效射程为1华里左右，最大射程在3华里之内。

(3)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火炮的炮身设计、铸造、弹药等落后的理论来看，其时佛郎机炮的射程应该说是很有限的。
第一，该炮是欧洲15世纪末至16世纪前期普遍采用的后膛装滑膛火炮户，所谓滑膛炮的主要缺点是射程很近和精度很差，而且球形弹丸一定要能够自由地从炮口放进去才行，这样一来，弹丸和炮膛内壁之间就有了间隙；发射时，气体很容易从间隙中漏出来。另外的缺点是球形弹丸在空中飞行的速度下降得很快，故其飞行距离不远，因此就产生了以尖头的长圆形弹丸来代替球形弹丸的要求。长圆形弹丸便于在空气中运动，其速度减低较慢，但用滑膛火炮射击，那么飞行时，弹头不会朝前而是在空中翻筋头，这样长形弹丸的一切优点就等于零①。
第二，当时炮身的机械制造技术尚无规格化，与19世纪中叶以后所用的后装线装炮相比，无论从形制上还是从制造工艺都要简单得多。
第三，其内装火药为黑火药，配制的品质和效能不够稳定，爆炸效力低。这与迄至19世纪中叶以后所用的无烟火药相比，威力上差距悬殊。黑色有烟火药是由硝石、硫磺和木炭混合而成的。炭作为燃料，硝石中含有氧气，而硫磺是用来助燃的。此外，硫磺还是一种粘固剂，它能使炭和硝石结合在一起。这种火药在爆发叫并不是全部都变成气体，有很大一部分变成坚硬的微粒(渣烬)，留在膛面上并且象一股烟似地被喷射到空气中去。因此，这种火药就叫做有烟火药。1884年后出现的无烟硝化棉火药，也和有烟药一样，含有氧气，爆发时氧气散发出来使火药燃烧。无烟药燃烧时，全部都变成气体而不发烟。硝化棉火药产生的气体较之同等数量的有烟火药要多3倍有余。鉴于以上的技术原理，决定了佛郎机火炮在射击精度及射程方面不可能有决定性的进步和提高，无论是西方的佛郎机火炮，还是明中期以后中国仿制的佛郎机火炮，都是如此。其射程达到十几里的动力机制在当时是不具备的。如英国现代军事理论家富勒(1878-1966)认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的西方火炮之最大射程只有1300码(约1190米)，而且杀伤率极低。他说，在1792年9月26日法国革命军与普鲁士军队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炮战中，双方动用百余门火炮，“都消耗子两万发以上的炮弹”，双方的死伤却极为轻微，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火炮射程太有限，只有1300码”②。此处是说欧洲16世纪中期以后的火炮——红夷火炮的有效射程一般在1400码至1500码③之间，那么，比红夷大炮历史靠前且火力逊色的佛郎机火炮的确切有效射程就可想而知了。
　　(4)从今天国人对佛郎机火炮的研究来看，它的确切射程已不断被引证，以此断之，3华里以上的说法似于有点不妥。如一些学者诸如刘旭和徐新照等，尽管他们的著述用19世纪中叶以后各类线膛火炮的射程例子作为反证，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所推出的射程数据也可以在此佐证。刘旭认为其有效射程约为1里左右，最大射程约2、3里④。徐新照认为，从嘉靖年始，明代铳炮的射程达到4、5、6、7里是值得商榷的；至于射程数十里是不可能的⑤。
　　总之，佛郎机炮的射程之所以在中国成为历史悬案，其原因应该十分复杂，但应与其被当成重要军事机密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我们根据以上分析，可大致推出佛郎机火炮的有效射程为1华里左右，最大射程在3华里之内。

四、佛郎机炮射程被夸大的原因分析
　　佛郎机炮的射程之所以在中国成为历史悬案，为何许多史籍上将其射程写得如此之远?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条。
　　(1)对明朝统治者以及军民而言，对佛郎机炮射程数据要么三缄其口，要么极力夸张之，这与其作为军事机密，核心数据不会随便示人关系甚大。《火攻挈要》自序中云：“至若火攻专书，称神威密旨，大德新书，安攘秘着，其中法制虽备，然多纷杂滥溢，无论可否一概刊录，种类虽多，而实效则少。如《火龙经》、《制胜录》、《无敌真诠》诸书，索奇觅异，巧立名色，徒眩耳目，罕资实用。惟赵氏(成书于1603年，详述鸟铳制造和用法的《神器谱》的作者赵士桢)藏书海外，《火攻神器图说》，祝融佐理，其中法则规制，悉皆西洋正传；然以事关军机，多有慎密，不详载，不明言者，以致不获兹器之大观，甚为折中者之所歉也。”明人焦勖在这里讲述了往昔火攻书籍的弊端和自己著述《火攻挈要》的动机，其实此书是西人汤若望和他一块完成的，也同样采取了“事关军械，多有慎密，不详载，不明言者，以致不获兹器之大观”的著述方法。如佛郎机火炮的射程数据即是明证。
　　(2)从兵器发展史角度而言，火炮与其它兵器相比，具有摧远致威的功能，素有“战争之神”的称号。迄至明代，由于其具有巨大的威力和它在军械中的绝对地位的确立，它甚至被赋予“将军”等称号和祭祀活动而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这说明了火炮的巨大威力在人们心目中引起的强烈震撼。同样也为人们进一步想象其威力的提高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人们一旦有机会，就有可能夸张其威力，如射程的描写。如中国自元代以来，火炮在战争中，一旦立有大功，官兵往往给它加上“神威”、“神远”、“火龙”、“将军”、“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等各种美称和头衔，以示对火炮的隆祟。而封建皇帝往往把火炮当作至高无上的“神”加以祭祀和顶礼膜拜。至明代，祭炮之风盛行，清代对此的神话达到了顶点，祭炮典礼年年隆重异常，一直持续到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为止。可以认为，官方祭炮的种种形式，都会为社会人士进一步夸大其威力的描写推波助澜。
(3)在敌我对峙的战争中，出于邀幸皇帝，先声夺人、虚长声势，恐吓瓦解敌人和为维持影响力且避免被敌人窃得相关机密需要，往往以一当十地夸张数据，历来就是中国军事文化的惯例。可以说，中国古代军事的对外宣传的媒介物，凡是涉及到数字的，今人对此取舍，需要持谨慎态度。
(4)好事之谈。明代后期，边事日急，上下好言兵事，更有许多人创制火器，进献朝廷，夸夸其谈。如明末科学家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中云：“火药火器，今时妄想进身博官者，人人张目而道，著书以献，未必尽由实验。然以粗载数叶，附于卷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