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帝在西苑的一系列土木工程，大概可见端倪。西苑的范围，包括了今天中南海、北海公园、国图文津馆这些地方，金鳌玉蝀桥也在其中。既有林木荫蓊之美，又有烟波浩渺之胜，较之紫禁城，无疑显得辽阔而自由，是游猎、骑射的好场所，宣宗、英宗、宪宗、武宗，都喜欢去西苑骑射。但嘉靖皇帝对西苑的兴趣，却是不断地营建宫殿。从嘉靖十年至嘉靖二十年，西苑内陆续兴建的有永寿宫、无逸殿、清馥殿、清虚殿等殿，豳风亭、宝月亭、翠芳亭等亭，又有海神祠、雷坛、雷宫等祠坛（参考单士元先生《明代建筑大事年表》《明北京宫苑图考》）。这些建筑群，从功能上说，覆盖了办公、生活、祠祝、游览等各方面的需要，似乎可以说，嘉靖皇帝一直做着逃离紫禁城的梦想。
嘉靖帝迁入了西苑的永寿宫，随之，又兴建了大高玄殿、大光明殿、玉熙宫、神应轩等宫殿、亭台。在紫禁城外，嘉靖皇帝为自己建造了另一座城，在这座城里，他相对自由了。不可小瞧西苑与紫禁城的一步之遥，这意味着内阁与皇帝、内阁与群臣、皇帝与群臣诸种关系的变更，以及实际政治运作上的不同。对皇帝来说，首先是不用上朝，作息时间可以自己定了，也不用见那些争论个没完的廷臣；经筵日讲，高头讲章也可撇过一边；嫔妃、儿子这些人，只剩下了责任与厌倦，从此也可以不见。最重要的，在这座他自己作主的新城里，可以一意斋醮、玄修，如果在大内，不知有多少祖制、规训在等着，可能永远不得清静。
入城的代价（粗略示意图）
对嘉靖皇帝的这座新城来说，“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出去”，是否也适用呢？永寿宫在今国图文津馆向南的位置，内阁票本处在左掖门东，西苑当值的阁臣，少不了一番奔波之苦。比如严讷，兼着吏部尚书的职，每天要先去处理部事，再骑马去往西苑当值，晚上又要撰写青词，“小心谨畏，至成疾久不愈”（《明史》），入城的代价是用健康来换。
又比如另一位首辅夏言，嘉靖帝下令当值官员只许乘马，但夏言偏要乘一座小腰舆（简易轿子），这引起嘉靖的不快，要知道，严嵩也是八十之后，才得到乘轿的优待。进入西苑斋宫当值，不仅要头戴花环，还要换上轻便柔软的皮帛鞋子，以便祷告跪拜。但夏言认为这不符合臣子的装束，不愿换。城内的人想出去，说的就是这种无法改变自己，又不愿妥协吧。但这等于违反了约定，也失去了入城的意义，夏言因此被严嵩排挤下去，并被愤怒的嘉靖皇帝下令诛杀了。
另一个从城内逃走的人是高拱。他是因为还没有子嗣，又要在西苑当值，所以就在附近租了房子，将一名妾侍接了住在里面，当值的日子，也可以时时抽空回趟家。他的入城，是在与徐阶关系融洽时，由徐阶引进的，但由于他性格耿直，这耿直有时不免转为鲁莽和愚戆，以致后来与徐阶不能相容。隆庆皇帝登基后，立刻有徐阶的同乡给事中胡应嘉上告，说在嘉靖帝病重时，高拱立刻卷起值班用品，以及本不属于他的一些物品，逃离了西苑值班室。对一位内阁高级成员，这样的描述简直令人难堪与难以置信，但奏疏具在，也为《明史》所采信，真是入城难，出城也难。
在这座城内，以非凡的意志坚持下来的，只有严嵩与徐阶。严嵩算得上是最精勤的一位，据说他所住西苑值班处为板房，甚是简陋，连续多天当值也不回家更衣沐浴，简直比下乡调研的县干部还要艰苦。加之他的青词也写得好，嘉靖皇帝多年来对他非常满意，下令在他的值班处种植花木，又赐御膳、法酒，尽力改善他的环境与伙食。但他并没有在这座城里笑到最后，因为在外面的权力寻租太过了，终究超过了皇帝所能容忍的底线。这算是一位被驱逐出城的昔日猛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