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公元1955年11月18日，所发生的一切，宛如一场奇异的梦。此时，若非房间角落里的长形壁灯亮着，若非风裹着深夜的凉意，从微开启的金属框窗户，吹进来纽约城沸腾不息的喧嚣声，我的确会以为，此时此刻我所要叙述的一切，不过是一场奇异的梦。
我们去拜访了《牛虻》的作者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现在，我尽量把这次会见的情景，以及这以前所有有关的情况详细地描述出来……
大约在我12岁的时候，有一次，我母亲给了我一本书，我记得，那是一本带黄色硬皮封面的书。
她说：“你读一读吧，这是你父亲心爱的书。”
这在我们家来说，是衡量一本书有无文学价值的惟一标准。记得，当时我的举动有点儿孩子气，不大情愿地坐下来，捧起了那本书。可是，读了几页以后，就接连两天不忍释手。从那时起，勇敢、高尚、无情的牛虻便成了我终生的朋友。甚至在我上六年级的时候，刚刚给《特维尔真理报》写一些短文，就署上了“鲍·牛虻”的笔名。后来，我一遍一遍地重读了这本书，不止一次地看了根据这本书改编摄制的黑白或彩色电影，还在剧院看了根据这本书改编排演的戏剧。每一次，都使我产生一些新的体会。这是一本多么难得的书，令人百读不厌。随着你年龄、阅历和心情的变化，每读一次都能从中汲取一些新的教益。在我的想象中，这本书的作者一定是个浪漫十足的男子汉，是拜伦与克拉甫钦斯基(斯吉普涅雅克是他的笔名)这"两个人物的混合体。
出乎我意料的是，苏联评论家叶夫根尼娅·塔拉图塔在《星火》杂志上发表文章写道：艾·伏尼契就是那个早年在俄国侨居并参加过俄国革命知识分子斗争的英国姑娘—一艾捷尔·丽莲·蒲尔。她曾是民粹主义者谢·克拉甫钦斯基的朋友，是另一个民粹主义者米·伏尼契的妻子。《星火》杂志还刊登了一张照片，显然是根据旧照片翻印的，照片上面是一位姑娘，有着一张可爱而又勇敢坚毅的脸庞。
这篇文章，我们读得津津有味。飞抵纽约后，我们突然从苏联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彼得·帕夫洛维奇·鲍里索夫那里得知了一个实在令人惊奇的消息：丽莲还健在，而且就住在纽约。鲍里索夫还曾经到她家去过。
从那天起，在整个旅美期间，我们一直没忘记寻找机会去拜访她——《牛虻》的作者丽莲·伏尼契。
今天早晨7时，彼·帕·鲍里索夫敲开了我的房门。我们本来约好8时半去丽莲·伏尼契家，但他提前来了，想对我讲讲他是怎么发现伏尼契的。
他早就会讲英语。但是，他想充分利用自己在此任职的机会，更深入地钻研一下英语。恰好英国驻联合国使团一名官员的妻子——一位可敬的夫人，想要学学俄语。于是，他们讲好两人一起互教互学，按照对等的原则，轮流用两种语言来进行阅读和对话。有一次上课，彼得·帕夫洛维奇带来了一期《星火》杂志，上面刊登着一篇评论《牛虻》作者的文章。这堂课就从阅读这篇文章开始了。文章一开头就迷住了这位英国女士。她想一口气把它读完。结果，那一天英语没有学成，全用来阅读那篇俄文文章和谈沦丽莲·伏尼契的命运了。
“如果她婚前的姓是蒲尔，如果她确实是一位大数学家的女儿，确实是著名的埃弗雷斯特上校(在西方，喜马拉雅山最高峰以其名命名)的侄女的话，那么，我听说过这个人。”这位英国女人若有所思地说道，“此外，她现在好像就住在美国的某个地方，很可能就在纽约。莫非她的作品在你们那儿很受欢迎?要知道，我们那儿对她的作品几乎是一无所闻。” ．
这位夫人看起来是一个颇有魄力的人。
“您知道吗，我对这一切很感兴趣，我一定要找到她。”临分手时，她说道。
她找了侦探局，也找了私人侦探。在下一次来上课的时候，她交给彼得·帕夫洛维奇一个地址：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纽约西450区24号街F-17号公寓。
“……第二天，我登上了这栋陈旧简陋公寓的17层，”彼得·帕夫洛维奇讲道，“我手颤抖着敲响了门。恩·尼尔小姐打开了门。她一直和伏尼契相依为伴，现在在一家图书馆工作。她们两人全靠她一点儿微薄的工资生活。我对尼尔小姐进行了自我介绍，说明了来意。当她得知她女伴的书那么受欢迎时，也不胜惊讶。她甚至请求我不要将这一切立即告诉伏尼契，免得她过分激动。”
从此，彼得·帕夫洛维奇便成了17层这套小房间的常客。伏尼契已有91岁高龄，但她显得精神矍铄，记忆力很好。不过，同她这种年纪的人，不可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令人惊奇的是，这位年逾九旬的老作家依然记得并热爱着俄国。她不仅内心还保持着对俄罗斯人民的敬仰之情，而且还保留着有关俄语的知识和对俄罗斯文化的兴趣。
近期的一次拜访，彼得·帕夫洛维奇是携带妻子和女儿伊琳娜一同前往的。女作家为此很受感动。她久久端详着坐在旧沙发上双颊绯红腼腆的小姑娘，并赠给她一本书，扉页上事先已经写上了题词：
亲爱的伊琳娜!你是我遇见的惟一的苏联儿童，这使你陪同父母一起来看望我的这个日子变得更加愉快和令人难忘。多年前我曾经访问过你们的国家，祝愿你们国家所有的孩子生活在世界和平之中。
艾·伏尼契1955年10月22日
彼得·帕夫洛维奇随身带来了这本书，他拿出来给我们看。笔迹匀称遒劲，其中某些字母写的是旧体。这时，我的那些旅伴(六位苏联记者)全都聚到我的房间里来了，他们一个个异乎寻常地庄严肃穆，默默地传看着带有伏尼契题词的书。
我们坐出租汽车行驶了好久。
浓妆艳抹的纽约市区和它那些宛如衣冠楚楚翩翩少年的摩天大厦被远远地抛在后面，一条条阴沉沉熏黑的大街和马路从车旁掠过，街道两旁的房屋并不太高，但却被熏得非常黑，显得分外凄凉。看来，此地已经无人关心清洁和建筑问题了。凛冽的寒风在人行道上追逐着片片废纸，并撕扯着我们身上风雨衣的下摆，大街上几乎看不见汽车的影子，急着去上班的行人，脖子上都裹着围巾，竖起衣领，徒步急跑着。
时间还早，因而我们成了一家小花店这天的第一批顾客。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日用小百货和医药卫生用品。可供选择的品种不多，但鲜花却非常好看，似乎刚刚从花圃摘来，上面还挂着一层冰凉的露珠。
我们挑选了一束娇嫩的玫瑰红菊花，便沿着那上班高峰期人流蜂拥一时，此刻变得空旷的街道向前匆匆走去。我们之所以着急，是因为恩·尼尔女士马上要到图书馆去上班了。据她说，她去上班的时候，不得不把年迈的女友锁在屋里，以免有人无意中闯进去打扰她。
噢，24号街到了，这是一条狭长而破旧的街道，冷冷清清。这就是那幢公寓——一座火柴盒形状的大楼，被烟熏得像个锅炉房。电梯哼哼唧唧、吱吱扭扭地把我们送到17层。我们摁响门铃，一位上了年纪、戴着眼镜、行动敏捷的小个子女人给我们开了门。
“恩·尼尔”，她认真地自我介绍，并伸出一只坚硬而冰凉的手。
“请进，请进，我们正等着你们。伏尼契夫人一会儿就出来。请到这儿来。”
房间不大，家具陈旧而破烂。惟一的装饰品是花。这些花，由于勤浇水，长得很好，在窗旁呈现出盎然生机。向窗外望去，对面那栋楼房熏黑的墙壁一目了然，它的正面装了许多锈迹斑斑的消防梯。房间里，沙发上方挂着一幅水粉画，画的是一位面孔刚毅的老太太。对面墙上挂着一幅肖像，上面是一个头戴丝绒无檐软帽站立着的少年，他的胳膊肘不经心地靠在一堵墙上。肖像的背景是朦朦胧胧的意大利风光。背景和少年那双手不过是寥寥几笔。然而，少年那张清秀的脸庞却非常引人注目，它流露出禁欲主义气质以及深思、刚毅和忧郁的神情。这是一张狂热献身于自己事业者的脸。
“那上面画的是伏尼契夫人，”尼尔小姐指着水粉画说，“至于这张上面……不，关于这张画，你们最好问问她本人吧。”
尼尔小姐微笑着看着我们。看得出来，这位娇小的女人想在我们这七个外国记者面前卖一下关于。
“伏尼契夫人的小说在你们国家，真像我们的朋友鲍里索夫先生说的那样非常受欢迎吗?”她眼睛向里屋的房门张望着，悄声问道。“这对于她来说，是太突然了。要知道，已经多少年了，没有一个人，根本没有一个人……”
幸亏她余下的话还没说出口。门开了，一位身穿宽大浅色长裙，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出现在门口。尽管她手拄拐棍，步履迟缓，但身躯笔直。她那双枯瘦的手仿佛蒙上了一层羊皮纸。但是脸，特别是那双眼睛，还保持着活力。倘若仅凭这些来判断，你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位老妇人，就是《牛虻》的作者伏尼契。
“你们好，先生们，”她用俄语说道。她的俄语说得很地道；显然，鲍里索夫并未夸张，她不仅懂得、而且还牢记着我们的语言。“你们好……请坐……看见你们……我非常……高兴，”
她一面说话，一面好像在倾听着自己的声音，仿佛她如此准确地吐出的几句话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传来的。
在自己所喜爱的位置——桌旁沙发一角坐下，亲切地看着彼得·帕夫洛维奇。
“他告诉我……俄国的……记者们……想见见我……我个知道该相信还是不相信……真是太意外了……俄国人竟然还记得我……太意外了。”
我们像一窝受了惊的蜜蜂，七嘴八舌地说：怎能会不记得《牛虻》的作者呢?!……您的书在我们那儿是最令人喜爱的书籍之一……我国的革命家都读过《牛虻》!……它出版90次，被译成苏联49种民族语言。拍了两部影片……剧本也搬上舞台好几年了……还写成了音乐!
找们观察着这位女作家的表情，弄不清她究竟听没听见我说的那些话，也不明白她究竟是相信了我们呢，还是琢磨她眼前这些奇怪的家伙呢。这些家伙莫名其妙地对地讲些听之入耳但全然不足为信的东西。
“俄国……现在……怎么样了?……”
尼尔小姐拿来了——本书，封面是我熟悉的黄颜色。上面印着这样一些字：普及版，莫斯科——圣·彼得堡利益印书馆·广1912年。女作家接过这本书，带着若有所思的笑容瞧着它；
“这是……俄国出版的……别的我就不晓得了。”
竟然有这等奇事!身为在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世界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印数达千百万册小说的作者，却对此一无所知!你以为你早巳被人们忘却，你以为文坛的盛誉，就如你住俄国曾经度过的那浪漫的年代，就如那已牺牲了的俄国革命者的音容笑貌，就如你那早巳逝去了的青春，离你那么遥远，…，要知道，这一切本身就是创作一部新小说的题材!……她在世界的另一端享有崇高的荣誉，她年轻时代的朋友们的后人正在那创建某种勇敢豪迈、闻所未闻、史无前例，她知之甚少的事业。在她年愈九十之际，这荣誉却突然闯入了纽约这座冷冷清清楼房的陋室中。

大家传看着一些旧时的照片、书信、文件。这些资料很有价值，应该把它们放到博物馆的橱窗里去。瞧这张发黄的照片，上面是一个前额突出、一脸大胡子的人。这是那个在长篇小说《安德烈·科茹霍夫》中叙述了自己风风雨雨一生的人——谢·克拉甫钦斯基。我们知道，他在青年时代，刚刚开始自己的革命生涯之时，就成了神甫出卖的牺牲品。一个虔减的青年忏悔的秘密报告被报告了第三厅。接着便是坐牢、流放、逃亡、从事地下工作。尔后，投炸弹，再逃亡，充满抗争的漂泊生活。最后，流亡国外，又重新开始斗争。
克拉甫钦斯基把这张照片赠送给女作家，并在背面题了词：“丽丽·蒲尔留念，1890年12月19日。”
这里保存着他当年写的一封信。那时克拉甫钦斯基以斯古阵涅雅克为笔名发表小说，已驰名俄国，他在信中对这个英国姑娘的文学前途作了预言：“……哎，丽丽，倘若您能知道自己对大自然的描写有多么精彩，那该多好……您务必要在写作方面试试自己的才能……”
“是不是这封信以后您才想在文学方面试试自己的能力?”
伏尼契仿佛没听见问话，她的目光凝聚在远处什么地方。也许，此时此刻她压根儿忘了我们这些和她并排坐在沙发上，或因座椅不够而干脆围在她脚边席地而坐的客人。
“……克拉甫钦斯基经常到我们家来……我和姐姐……开玩笑叫他‘监护人’……为什么……我也记不得了。大概是因为当时我们还非常年轻，而他……一脸大胡子……显得老成持重……也许是因为他经常帮助我们……给我们出主意的缘故……对我们来说……他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不见面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写信……经常写，在信坚给我们提出种种忠告……他是一个非常优秀、正直的人……看来，你们俄国人都是好样的……我爱……俄国……”
她逐个地看着我们，好像是想从我们这些来自远方的异国人的脸上，捕捉出她年轻时代朋友们的特征。她讲活困难。说话时经常停顿。我们尽量不提问题，以免使她过度疲劳。然而，克拉甫钦斯基的生平与牛虻有那么多相似之处，要叫人忍着不问个一清二楚实非易事。因此，阿纳托利·索夫罗诺夫绕着圈子问了起来：您创作这本小说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生活中有没有提示了主人公形象和整个故事情节的原型?
女作家重又深思起来。她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那是一种对那早巳消逝了的过去，对那些早已不在人世的人们，对那些仅存于记忆之中的话语的神往的微笑。
“这……很难说……小说是怎样产生的……难道你能明白……若是真的有人能解释清楚就好了……那是些奇妙的人，无数的印象……”
她的脸转向悬挂画像的方向，转向那个刚毅双唇上有着略呈悲哀的褶皱，头戴一顶黑色无檐软帽的中世纪青年。她长时间地望着他。
“当我是个年轻姑娘的时候，去过巴黎……卢浮宫美术馆……这张意大利画家弗朗恰毕卓的画像……16世纪的作品……我一眼就喜欢上了……我买了一幅复制品，挂在床头。你们瞧，就在那儿……已经七十多年了……你们看，面孔刚毅而悲哀……这就是亚瑟……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就看着他……要说清楚这个形象如何产生的……是非常困难的……”
片刻的沉默。我们纹丝不动，鸦雀无声地望着，等她稍事休息，好重新集中思绪。
我们了解到她生平的一些新细节。她是英国大数学家乔治·蒲尔的女儿，著名学者、旅行家、喜马拉雅山最高峰的发现者埃弗雷斯特上校的侄女。她在柏林音乐学院深造过，毕业时还完成了大学斯拉夫语专业的学业。当“民粹党”被粉碎后，革命青年力图在那里重新集结自己力量的时候，她听从自己心灵的召唤，背井离乡，投奔俄国。她不是作为一个英国知名人士的女儿，而作为一个愿与俄国青年同命运的普通家庭女教师，动身前往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在彼得堡，她担任了一个颇有名望的沙俄将军的家庭教师，结识了一个医学院的女大学生——一个民粹主义者的妻子，加入了一个俄国革命青年小组，并在他们位于彼得堡城郊的一间小屋里兴高采烈地度过了她近乎全部的业余时间。
“克鲁泡特金先生……我也见过……当他锒铛入狱后，我通过女主人——将军的老婆获准去……监狱……探视过。当时，他病了……狱中的伙食非常差……我给他带去别人转交的食品……刑事犯和政治犯关在一起……有时，我不得不等上整整一小时……”
女作家从我手里拿过采访本，在上面画了一个示意图：监狱走廊的走向，通常她等待同被捕的人会见的位置，以及关押刑事犯的地方。
可以感觉到，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在她看来非常珍贵，她认为让我们想象一下这座监狱的情况是非常必要的。
“不过，那里有一个很好的……老头儿……是个狱卒……他挺同情我，不准刑事犯欺侮我。他们都是一些……不幸的……人。不久，他们慢慢地也跟我混熟了……我同他们交谈……他们为我唱歌……”
久远的年代，遥远的往事。仿佛有人在一页一页地翻动那陈年旧事……
青年时期，丽莲醉心于斯拉夫语言，她翻译过莱蒙托夫、普希金和谢甫琴科的作品。她还打算翻译密茨凯维奇的作品，为了提高波兰文水平，她只身来到华沙。在这里，用她的话说，对一个后来成了她丈夫的人，她心里萌发了第一颗爱情的种子。一个星期天，她正在华沙大街上走，发现人们急急忙忙往某个地方赶去。
“押送一批囚犯到西伯利亚去!”一个妇女一边跑，一边说。
年轻的英国姑娘也向那个方向走去。囚犯已被带出监狱，他们站在监狱大门前的马路中间，冻得瑟瑟发抖，在阳光下微微眯着眼睛。镣铐发出揪心的叮当声。呼出的气，在囚犯们的胡子上和布制囚帽上结成了白霜。这时，她看到这群囚犯中有一个戴着眼镜，相当年轻的高个青年。他唇上的髭须以及稀疏的连鬓胡子在脸上显得格外的黑，苍白的脸色与灰色的粗呢囚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个青年的脸是那么清新、洁净、英俊，年轻的英国姑娘不由自主地盯着看。年轻的囚徒也望着她。他们四目相对，默默地站在那里，直到响起了押送兵们的吼叫声，直到镣铐叮当作响的队伍开始缓缓移动，迈向那漫漫长路的时候。
真是无巧不成书，丽莲·蒲尔在彼得堡时的莫逆之交——一对民粹主义者夫妇也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并在那里认识了波兰青年米·伏尼契，他正在准备逃跑。由于沙皇俄国掌握了他不少材料并对他进行特别密切的监视，他决定逃出流放地后，先越过蒙古边界，然后再设法进入英国到伦敦。那对被流放的彼得堡夫妇知道丽莲已经返回祖国，便交给准备逃跑的波兰青年一封写给她的信。信中请她在最初阶段帮助他在那个异国都城安顿下来。
逃跑成功了。逃亡者顺利地越过国境，进入蒙古，然后绕道抵达伦敦。他毫不费力地就找到了在这座都城相当有名的蒲尔家寓所。到了地方，当他认出收信人正是他曾经在华沙街头见到过的那个姑娘时，不由得大吃一惊。丽莲也认出他就是那个身穿囚服的大胡子青年。他们万分惊讶地相互打量着。从这次相见起，他们的友谊开始了。后来，丽莲·蒲尔变成了丽莲·伏尼契，也就是一个积极参与俄国流亡者革命活动人土的妻子。
久远的历史，遥远的往事。
“要知道，我参加过……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葬礼。”女主人俨如在一页一页翻动回忆录，说道：“真的，先生们，我参加了……许多人为他……送葬。有一个作家作了演讲……还没说上几句话，就在墓旁被逮捕了。当时，所有参加葬礼的人立即进行游行示威。我也……参加了……天啊……俄国真的还有人读我的书?”
我们再次激动地七嘴八舌地告诉她，她的书在我们国家享有多么大的荣誉，受到何种程度的喜爱。她听着，默默无言地摇着头。她的视线集中到窗户上，窗外是潮湿的红墙和一角屋顶。显然她累了。然而，在告别时，她还是拄着拐棍站了起来。
“再见……你们那儿还讲‘再见’、‘谢谢’吗?或者还像以前那样，用法语说再会?”我们静静地出来，下楼，在门口台阶上停了停。天真冷。秋风在人行道上追逐着垃圾，把不知哪家门檐上行将脱落的破铁皮吹得哗啦啦直响。
全部过程就是这样。真难以相信这次会面的真实性。尽管它将永存我的记忆之中。

……三年后，我又一次乘老掉牙的电梯，登上了纽约那一幢寒碜的楼房的17层，来到《牛虻》作者所居住的地方。我前往拜访的人在世上已度过了近95个春秋，三年对她来说算得了什么!然而，毕竟正是这几年从根本上改变了她的生活。苏联读者得知了艾捷尔·丽莲·伏尼契另外两本小说的内容。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关于她的文章。有关她的许多情况，我是从她寄到莫斯科为数不多的信中获悉的。这些信通常都是由她口授，由恩·尼尔小姐用英文打字机打出来的，但是，信尾必定都有她用俄文书写的亲笔签名，字迹硕大、刚劲、浑圆。而这往往又是最有意思的几行。
如今，时逢1958年4月，当我登上17层楼房时，激动的心情依然和三年前一样。伏尼契对于我来说，仍然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这次，我的同伴均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久经沙场的老军人，都是些大嗓门的乐天派。然而，当我们走近那座熟悉的楼房时，他们也安静下来，压低了嗓音说话。惟有我们带来的玫瑰花肆无忌惮地散发着强烈的馨香，压过了充斥昏暗的走廊中那种惯有的犹如猫舍和泔水桶发出的混合味。
伏尼契出来迎接我们。她的身板依然那么笔直，尽管我觉得，她走起路来似乎已经不那么稳了。她身上仍旧穿着那件宽大的浅色长裙。她那明亮的眼睛依然闪烁着好奇的神色。总之，她的变化不大。不过，房间里的变化却是非常显著的。破烂的家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舒适的现代化设备。四壁完全被书柜遮挡住了，上面摆满了用苏联多民族文字以及捷文、中文、波文、越文等各种文字出版的伏尼契写的书。书很多，房间显得更加窄小，弗朗恰毕卓画笔下的那个少年，用他那愁苦而不安的眼光，从拥挤在一起的书柜的缝隙中望着我们。
门上用图钉钉着一张广告：苏联作曲家斯帕达韦基亚写的歌剧《牛虻》。广告上尽是演出该剧的苏联歌唱家们的手迹，这些感人肺腑的题词都是写给原著作者的。
“你们看，一下子向我涌来了……这么多荣誉……以至于现在变得……非常拥挤。”她指着自己这些财产，说道：“这里有—本书。”女作家慢慢站起来，走到书架前，拿下一本用我们—窍不通的文字写的书。“这本书……是蒙文的……它对我来说……特别珍贵……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当年，我丈夫逃出流放地以后……跑到了蒙古……他对我讲过那里的氏族社会……游牧民族……喇嘛……瞧，这就是我的那本书……”
俄语的词汇、句子被她一个个分割了开来。然而她讲的毕竞是一口纯正、漂亮的旧知识分子的俄语。
桌-产七摊着一堆新到的邮件。许多五颜六色的信封，上面贴着各种各样的邮票、盖着各种形状的邮戳，主要来自于社会主义国家。其中有些信封尚未拆开……
“这一切……简直把我和尼尔小姐淹没了……如此厚意，我们根本来不及看……请你们坐下……现在椅子够大家坐了……你们请。”
但是。我们还是像当年那样，在地毯上围着她坐成一圈，好使她说话时用不着太费劲。“我现在……成了富有的……地主…．·有了自己的庄园，自己的花园。花园里有池塘……有小鱼……一个俄国式的花园……”
实际上，是有人在紧挨窗口而立的一张圆桌上，非常精致地用小植物和苔藓为她制作了一个微型花园。小花园活灵活现，有林荫道，有灌木丛，中央还有一个由一个盛满水的蓝色瓷盘充当的“小池塘”。“池塘”里确实有许多极小的鱼在往来游动。这个坐落在圆桌上的小花园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厂·条蜿蜒曲折的林荫路横贯其中，两旁簇立着带有白色茎杆的矮小植物，颇像挺拔的白桦树干，一簇簇苔藓俯瞰水面，令人想起那婆娑多姿的垂柳。类似的景色我只是在中国的南方见过，
在摆着花园盆景的圆桌旁边，有一把非常陈旧的沙发椅，这是保留下来的惟一的一件昔日的家具。一个我非常熟悉的玩偶大大咧咧地坐在沙发靠背上，这种抱娃娃的木偶玩具在我们家往往是摆在茶桌上的装饰品。大约一年前，时逢女作家的诞辰之际，我妻子为表示祝贺寄来了这个玩偶。并在玩偶裙边上留下了友好的题词。
“早晨，窗户打开后……我就坐在这个沙发上，望着那小门桦林……回忆着俄罗斯……你们是卓越的，有才能的人民……我对你们一向非常赞赏……你们无愧于你们应得的荣誉……”
女作家在我们的搀扶下，在她心爱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这次她没讲，而只是询问。有关我们国家的一切，诸如学校、卫星、医疗卫生，如她所说的“农民问题”，妇女地位，宗 教，儿童，交通，家庭等等，她都感兴趣。 尽管我们想问而不想讲，可我们还是诚心诚意地尽量 满足了她的好奇心。那些当年她离去时尚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崭新、神秘、甚至连她也不大理解的世界之中。她对她们有兴趣是不难理解的。那是她年轻时向往的世界，到了她垂暮之年，荣誉正是从那里蓦然来到了她的身边……
这些笔记，我是在简陋的索尔格雷夫旅馆的一套家庭房间里写的。我们这个老战士代表团为了节约经费，五个人全都在一个房间里。此时，在几位旅伴此起彼伏的鼾声中，她那喑哑的声音，她那催促我们讲述苏联的话语，仍在我耳边萦绕……
“这妙极了……真是闻所未闻……请讲讲，请再讲讲……
这迫不及待的请求，满含着对俄国人民的敬意，以及对我们事业和我们时代的兴趣。由此可见，她的心灵之火并没有熄灭。在黑暗的沙俄时期，她曾经为最初一线微弱的革命曙光欢呼过，如今，她在地球的另一端，依然关心着我们，思考着并竭力理解我们事业的伟大之所在。
告别时，一位老战士，像俗话说的那样，昏头昏脑地邀请女作家去苏联访问。她认真地看了看我们，嘴唇颤抖着，
“哎，如果我能去就好了!”这句话听起来就像一声痛苦的呻唤。这样的人能承认自己无能为力是不容易的。
[点 评1
这篇人物通讯采用倒叙的手法描述作家两次拜访《牛虻》的作者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的情景，作者怀着激动的心情拜见这位具有传奇经历的传奇人物，也是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崇敬之心将两次会面的情景描绘得形象、生动，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够从文中认识和了解这位伟大的女作家。
文章语言生动、形象而且流畅，多处运用拟人手法采描写环境，如“浓妆艳抹的纽约市区”、“玫瑰花肆无忌惮”等：作者注重细节描写，与人物相关的环境摆设以及人物神态、语言、动作都被细腻地表现出来，甚至人物的每个细微的眼神，每个不经意的微笑。这样，伏尼契就活生生地浮现在读者眼前。
白庆祥主编,中外新闻名著鉴赏大辞典 （上、下卷）,新华出版社,2001年

不得不说俄国人写的东西，看上去就是一副为国家民族而自豪的味道

评论者对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在哪方面接近，对作品必然在这方面最有感觉。波列伏依对伏尼契思想受老派革命观念（19世纪末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一面非常敏感，对伏尼契受老俄国文学影响的一面更是感同身受。但他情感没有伏尼契细腻，而且对小说中主人公的负面性格一面只有模糊的感觉，这就比一度受情绪困扰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对牛虻的认识浅薄得多。他还没注意小说中伦理和宗教的部分。
刘小枫长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但《牛虻》并无性意识、压抑冲动等表达倾向，刘小枫的分析就显得生搬硬套，自说自话，尽管不是没有可取之处，但与伏尼契的思路相差甚远，尤其对小说中老式革命理念和最求社会进步的愿望基本无感。

前苏联叶·塔拉都塔在1956年《牛虻及其作者》进一步描绘了克拉甫钦斯基对伏尼契的影响。
“使用斯捷普尼亚克这个笔名的克拉甫钦斯基是当时在伦敦的俄国流亡者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是到民间去的一个开路先锋，是“土地和意志”中心小组的成员，写了很多宣传品，他在刺杀了宪兵头子梅旬佐夫之后，于1878年被迫侨居国外。斯捷普尼亚克除了在俄国积极进行革命斗争之外，还参加了黑塞哥维那的解放运动和意大利的武装起义。他在意大利的培纳文多省因手中持有武器而被捕，井被判处死刑，但后来被赦免了。他不能回到俄国，只得拿起笔杆。斯捷普尼亚克写了很多作品和论文。他最有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安德烈·柯如霍夫》。1889年，这部小说以“虚无主义者的经历”为书名在伦敦初次出版。这部作品是用英文写成的，因为作者知道它在俄国不能发表。斯捷普尼亚克是1890年在英国成立的“俄国自由之友协会”的发起人之一。这个协会出版了一种杂志“自由俄罗斯”和一本解释俄国革命的目的和协会的任务的论文集“虚无主义的真相”。这个集子没有注明出版的年代，但可以推测是在1894年。这本集子里有三篇论文是斯捷普尼亚克写的，由伏尼契把它们译成英文。小说《牛虻》的作者，最初作为俄国革命家的论文的译者而出现于出版界，是很有意思的。”
注：克拉甫钦斯基的经历和思想确实有“牛虻”的一些设定。不过，小说《牛虻》中1846年时，意大利革命者亚瑟是民粹派的信奉者，还是够“穿越”的。

最后三条是后来发的吗，怎么没什么印象呢

艾·丽·伏尼契现在已是九十一岁了。她渡过了多么漫长的一生啊，在她的青年时代，信念支持着她。伏尼契曾经到过俄国。她结识了当时俄国许多进步人物，认识了很多民意党人，并且和他们在一起工作过，他曾经和一位“土地和意志”社的著名活动家斯杰普尼亚克一克拉夫琴斯基有着友谊的关系。　　尼耳女士告诉我们伏尼契和她们在一起是怎样生活的，而且谈到她的亲爱而善良的朋友听到苏联记者代表团来到纽豹是多末兴奋和狂喜。　　——你们知道，当波立索夫同志告诉伏尼契女士说，在你们的国家里到现在还是那么熟悉和热爱她，那一天，她好久不能入睡，一再重复地和我讲：　　——我不是和你谈到过俄国吗。他们是不会停止读我的书的。　　伏尼契终于走进了房间。我们就好似受了一种什么内部的刺激，全体站立起来，默默地注视着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位身材不大，瘦小的妇人。好像凝冻了的融雪般的、银灰色的、发亮的头发，整齐地盘铺在头上。面孔很慈祥，那双闪闪发光的灰色眼睛和蔼地注视着我们。她穿着一条质朴的普通裙子和一件浅蓝的短衫。肩上披着一条黑色的织巾。她拄着一根黄色木手杖在房间里行走。看来，这根手杖并不需要；伏尼契举止很爽健。　　她靠桌子坐了下来。我们问她转达了所有爱好和珍贵她这本优美著作的人们的殷切敬意。我们逐渐地谈开了。是啊，我们所有的人都谈起来了。那些懂英文的和一点也不懂英文的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和她交谈，因为在房间里响亮着一种轻微而平静的俄语。伏尼契用俄文讲话，虽然她在六十多年前就离开了俄国！当然，偶尔伏尼契女士会忘记个别的俄文字，但不一会儿她就能想起来的。　　伏尼契指给我们看她的照片，这些都是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住在俄国时照的。根本用不着费什么力，她就能回想起而且很轻松地谈到她对那些她在俄国结识的杰出人物的敬爱。　　我们问起，亚瑟是谁的化身？　　伏尼契思索了一会儿。　　“现在，在这样简短的谈话中，我不能立即肯定地谈出来。对一个作家来说，很难讲出形象是怎样产生的，以及他是怎样写成这本书的。假如我想用几句话去解释这些，那我说的就不会是真实的了——伏尼契沉默了一会儿。”　　“我年青时在巴黎住过。有一次到来佛博物馆看到一幅十六世纪意大利青年的画像。我在它面前倚立了许久，我走开了又回转来。就在那一天，在家里我开始了写作。当然，事情不仅是在画像，——伏尼契女士撤开手，一面用那瘦长的手指扯弄肩巾上的胡子。这时我们不由自主地望到墙上的一幅这位青年的画像。瘦削的面孔，带着沉痛而又显得刚毅的眉梢，紧闭着的嘴唇，高高的前额，一对聪敏伶俐的大眼睛，简直就像亚瑟。”　　“我还得告诉你们，“伏尼契，“是谁帮助我成为作家的。你们一定会知道C·克拉夫琴斯基吧？”她微笑了一下。然后慢慢地亲切地说：　　“当时，我们青年人都叫他做监护人”。　　这时伏尼契女士请她的女伴拿来一封信。她戴上了眼镜，略看了一遍，然后指我们看一张已经因日久变黄了的，但仍有清晰字迹的纸片。　　“啊哈，丽莲，假如你知道你描写的自然景致多好，”斯·克拉夫琴斯基道，“你就应该毫无疑义地试将全部力量用到为作里去。谁能用两三行话，甚至一个字来表达自然的特征，那他也一定能够杰出地、明了地表达出人和生活现象的性格来。”　　在信中还谈到，必需是努力和勤劳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亲爱的朋友丽莲，一定能在自己的身上找到力量。”　　谈话又从小说转到另外的题目上去。伏尼契女士谈到关于她和民意党人的关系。她和卡拉乌诺夫的家庭很熟——卡拉乌诺夫是一位很有名的民意党人，她和卡拉乌诺夫的妻子住在同一间屋子里。　　“”当卡拉乌诺夫，“”伏尼契叙述着说，“从斯里塞耳布耳格斯基碉堡渡了四年的囚禁生活，被转送到了斯巴莱诺城时，是我给他送饭。可是替政治犯送饭只准隔一天一次，而卡拉乌诺夫又病得很厉害，于是我们决定每天从家里送去饭篮。这个时候我是在教一位将军夫人的英文。这位将军夫人也许有点同情我们，她就诵过她的丈夫获得了准许，于是我就有可能每天去斯巴莱诺牢狱。”　　伏尼契女士马上取出了一张纸：　　“瞧，斯巴莱诺监狱就像这个样儿。这里是关政治犯的，在这里关的是刑事犯——她画着说一一假如是在探望刑事犯的日子到这个监狱里去，那我就非常害怕，因为每次等监守人有时就要等上五一七个小时，而刑事犯——在那个时候被放出来散步，就会前来纠缠。监守人是一个很和气的老头儿。他经常保护着我防避刑事犯的袭击。该怎么说呢，那时所有的人——我和其他的人——都为同志们的共同事业忍受过不少……“”　　当我们告诉伏尼契女士人们对她的杰作怀着经久不绝的浓烈兴趣时，这位老妇人的眼睛闪烁着柔和和感谢的光芒。很想和她相处得更久，更久，谈个详尽，但是伏尼契女士的高龄使我们不能那样做。觉察到她已有些倦意，我于是请求她给我们苏联的青年人篇几句话。由于手边没有纸，我就把自己的小本子给了她。伏尼契女士在里边找了一张空白纸。我们等候着。在这页小纸上她用稳健的手写下了如下的话：“祝所有苏联的孩子们在和平的世界里有着美好的未来。”下面签着：“伏尼契，十一月十七日于纽约。”　　我们告辞了，走到大街上，虽然外面仍在刮着大风，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寒风的凄厉。我们在这寂静空旷的大街上默默地步行了好几分钟。每个人的心都为一种深刻难忘的感受所温暖。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与波列伏依同行中6个代表团成员中的 阿·阿塞拜依（赫鲁晓夫女婿） ，1955年12月11日在苏联的《 共青真理报 》刊登。 锦石译，徐本炫校 ，译文发表在1955年4期《中国青年》

一个奇怪的脑洞
“你将看到的不是一位女作家，而是亚瑟的同志和朋友一琼玛”，
阿赛拜依怎么能确定他见到的不会是女版牛虻呢
“那么，你觉得这个范丽丝怎么样？”波列伏依跟阿赛拜依同坐电梯离开公寓楼时问他，”你对她有什么感想？“
“啊，鲍，也没有什么别的感想，只是一离开她就感到一阵愉快。我跟她见面不到十分钟，就感觉头痛了。她简直就是个不安静的魔鬼的化身“
(do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