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 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遂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 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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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2 年版，第5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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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恩，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恩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领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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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 页。
①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2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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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失，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 年10 月7 日

第一章 孕育诗圣的条件：时代、家庭与禀赋
一、历史奉上的桂冠：集大成的诗圣
　　对于文学家及其作品来说，时间是最公正、最具权威的评判者。在流经了二千多年的中国文学这条长河中，有许多作家曾经名动一时，灿若明星，但曾几何时，他们的光彩逐渐暗淡了。他们那些曾经使得"洛阳纸贵"的作品也成为尘封鼠啮的一堆故纸，有的甚至湮灭无遗。然而也有相反的现象，有少数作家生前不甚为文坛所重，身后的声誉却与日俱增。前一类作家有如碎石细沙，最终被不舍昼夜的流水淘尽。后一类作家则如沙中之金，愈经磨洗愈能发出灿烂的光辉。杜甫就属于后一类作家。
　　杜甫在晚年所作的《壮游》一诗中回忆说："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
　　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崔"指崔尚，武后久视元年（700）进士及第，官至祠部郎中。"魏"指魏启心，中宗神龙三年（707）举"才膺管、乐科"。当玄宗开元十三、四年（725-726）杜甫十四、五岁时，崔、魏二人都已是闲居洛阳的文坛前辈了。他们称誉少年杜甫好象班固和扬雄，可见诗人的才华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自吴越漫游归来，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没有及第，此时他的诗才却受到了当时在文坛享有盛名的李邕和王翰的赏识。①可是杜甫漫游齐赵与困居长安时，虽曾与当时的著名诗人李白、高适、王维、岑参、储光羲等人交游唱酬，然而在上述诸人的作品中，却找不到一句对杜诗的称扬之语。直到代宗宝应元年（762），杜甫五十一岁时，才有任华作《杂言寄杜拾遗》，对社诗予以高度的赞扬："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势攫虎豹，气腾蚊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①代宗大历四年（769），即杜甫去世的前一年，又有郭受作《社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说杜甫"新诗海内流传遍"，韦迢作《潭州留别社员外院长》①《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按：《新唐书·杜甫传》云：杜甫"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杜甫晚年作《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中回忆说："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东都别，朝阴改轩砌。"（临淄亭即济州历下亭，杜甫于玄宗天宝四载与李邕同游历下亭，作《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可见李邕"先往见之"之事当是在东都洛阳。王翰卜邻亦当是实有其事，而师古《杜诗详说》杜撰《唐史拾遗》载"杜华母使华与王翰卜邻"事，钱谦益《钱注杜诗·略例》中斥其"伪造故事"，甚当。今检《唐才子传》卷一王翰条亦载此事，傅璇琼先生笺云："此未详出于何书"。（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一）我们颇疑辛文房撰此书时即据师古谬说。细味上引《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涛句之语气，"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之事当发生在杜甫开元二十三年（735）下第后不久。①任华此诗首见于唐末韦庄编《又玄集》卷上。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录此诗于所附《诸家咏杜》，但于诗后注云："玩此诗起段，似杜旧友，又似社乍交。当时少陵诗名，推重海内，此篇颇做睨放恣，几乎呼大将如小儿矣。考《唐诗记》中，止载华两首，一寄太白，一寄少陵，何独拣此二大名公作诗相赠耶？又篇中语带俚俗，格调不见高雅，俱属可疑。"笔者认为此诗中称"任生与君别来已多时，何曾一日不相思。"则任华与杜甫相交甚笃，然社诗中绝无一处提及之，是为最可疑之事。因为社甫笃于友情，集中对于诸友皆反复咏及，何以独遗任华一人？待考。
　　说杜甫"大名诗独步"。（郭、韦二诗并见《唐诗纪事》卷二四）任华等三人虽然对杜诗称颂备至，但他们本人在诗坛上并无名声，他们的称颂在当时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总的说来，杜甫生前虽然不算是默默无闻，但他在诗坛上的名声不但远逊于李白、王维，而且也不如岑参、储光羲。大历四年（769），五十八岁的杜甫在《南征》诗中感慨万分地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第二年，诗人就在湘江上的一叶扁舟中寂寞地去世了。
　　杜甫去世后不久，樊晃搜集杜诗编成《杜工部小集》，他在《杜工部小集序》中痛心地说：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
　　其实杜诗在当时不仅是"不为东人之所知"，而且几乎是"不为世人之所知"。当时有几种重要的诗歌选本，如殷瑶编选的《河岳英灵集》，收诗年代起于开元二年（714），终于天宝十二载（753），又有高仲武编选的《中兴间气集》，收诗年代起于肃宗至德元载（756），终于代宗大历末年（779），这两种著名的选本所涵括的年代几乎与杜甫的一生正好重合，然而二书都没有入选杜诗。此外还有芮挺章编选的《国秀集》，主要选盛唐诗人之作，且以五律等近体为主，但竟然也不及杜诗。由此可见杜诗在当时确实没有得到诗坛的重视。
　　到了中唐，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唐诗坛上主要的两个流派--元、白诗派与韩、孟诗派尽管在诗学观点和创作倾向上都大异其趣，但是他们对杜甫却一致推崇，所不同的有两点：第一，元、白诗派推崇杜诗主要着眼于杜诗多写民生疾苦和国政时事，例如元稹《乐府古题序》（《元氏长庆集》卷二三）中赞扬"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白居易《与元九书》（《白氏长庆集》卷四五）中则说："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①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而韩、孟诗派推崇杜诗则主要着眼于其才力之雄强，例如韩愈《荐士》（《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六）诗云："勃兴得李社，万类困陵暴。"又《石鼓歌》（同上卷七）云："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第二，元、白有时颇有扬杜抑李的倾向，如上引白居易《与元九书》就认为杜"过于李"，而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氏长庆集》卷五六）中甚至说："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胜，时人谓之李社。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而韩、孟则李、杜并重，无轩轻之分，韩愈《调张籍》诗云："李社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①由此①按：《白氏长庆集》卷四五所载《与元九书》无此"李"字，此据《全唐文》卷六七五校补。①前人多认为韩愈此论乃针对元、白而发，如清人方世举即举白居易《与元九书》和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可见，在中唐诗坛上，杜甫的地位已经超过了王维等人，而与李白分庭抗礼了。
　　及至晚唐，李、杜齐名已成为诗坛的共识。杜牧诗云："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樊川文集》卷二）李商隐诗云："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漫成五章》之二，《李义山诗集》卷六）在被后人称为"小李杜"②的李商隐、杜牧看来，李白、杜甫无疑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与此同时，杜诗也开始受到选家的青睐。宣宗大中十年（856），顾陶编成《唐诗类选》二十卷，此书今已不存，但《文苑英华》卷七一四收有其序，序云："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迥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不但是唐人选本中最早入选杜诗的一种，而且把杜甫尊为有唐诗坛之第一人。自中唐以来，对李白、杜甫并称李杜，已成惯例，即使是有扬杜抑李倾向的元、白也不例外。而顾陶却改称"杜、李"，鲜明地表示了尊杜的态度。此书共收诗一千二百余首，卞孝萱先生已考出其中三十首杜诗的题目，①不难推测，杜诗在此书中是占相当大的比重的。二十四年以后，韦庄编《又玄集》，也以杜甫为第一，李自为第二，可能即受顾陶此书的影响。

　　从晚唐以来，杜甫及杜诗开始得到各种桂冠，择其要者，有下面三说：
　　（一）　　"诗史"
　　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此说得到后人广泛的认可，如北宋黄庭坚诗云："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山谷诗外集补》卷四）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杜诗详注》附编）、王彦辅《增注杜工部诗序》（同上）等也都申述此意。
　　（二）　　"集大成"
　　北宋秦观《韩愈论》（《淮海集》卷二二）云：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于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外郎杜君墓系铭》以注此诗（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九）。然而白居易《与元九书》作于元和十年（815）十二月，而韩愈此诗作于元和十一年（816），恐未必已得知白氏书信中内容，所以我们认为韩诗主要是针对元稹而发，元稹为杜甫作墓系铭事在元和八年（813）。
②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云："李商隐、杜牧之齐名晚季，咸称李杜。"清薛雪《一瓢诗话》中遂称之为"小李杜"。
①见《顾陶（唐诗类选）是第一部尊杜选本》，载卞孝萱《唐代文史论丛》。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
"集大成"之说实乃当时人之共识，苏轼云："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书唐氏六家书后一首》，《东坡集》卷二三）又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书吴道子画后》，《东坡集》卷二二）所以陈师道《后山诗活》称："子瞻谓：杜诗、韩文、颜书、左史，皆集大成者也。"也许就是从苏轼的话引申而来的。而且，早在元稹所作的杜甫墓系铭中已说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这段话虽未拈出"集大成"三字，但这层意思已经呼之欲出了。
　　（三）　　"诗圣"
　　南宋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枫《诚斋集》卷七九）云：苏、李之诗，子列子之御风也。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
　　杨万里此论，后人多予引述，①因为他首先标出一个"圣"字。但事实上这也不是杨万里的独得之秘，早在北宋，邹浩作《送裴仲孺赴官江西叙》（《道乡先生文集》卷二七）说："昔司马子长、杜子美皆放浪沅湘、窥九疑、登衡山，以搜抉天地之秘，然后发愤一鸣，声落万古，儒家仰之，几不减六经。"南北宋之际的张戒在《岁寒堂诗话》卷上中说："至于杜子美，则又不然。气吞曹刘，固无与为敌。如放归鄜州，而云'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新婚戍边，而云：'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壮游》云：'两宫各警跸，万里遥相望。'《洗兵马》云：'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凡此皆微而婉，正而有礼，孔子所谓'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者。如'刺规多谏诤，端拱自光辉。俭约前王礼，风流后代希。''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又说："然子美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起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稍晚于杨万里的敖陶孙则在《臞翁诗评》中说："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曾噩亦在《九家集注杜诗序》中说："独少陵巨编，至今数百年，乡校家塾，龆总之童，琅琅成诵，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这些推崇杜甫或杜诗的话着眼点并不相同，但都含有视杜甫为诗国圣人之意。到了明末，终生研杜的王嗣奭遂正式称杜甫为"诗圣"，他在《梦杜少陵作》诗中说："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又在《浣花草堂二首》之二中说："诗圣神交盖有年"。（二诗均见《杜诗详注》附编）
　　上述三种称号，尤其是后两种，可说是古代诗歌史上至高无上的称誉。
　　杜甫戴上这两顶神圣的桂冠，历时千年而不被认为僭越，可见他在古代诗歌史上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①如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四，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一一等。
　　那么，这位"集大成"的"诗圣"是怎样产生的呢？就象传说中的古代圣人都具有一番神奇的来历一样，相传社甫也是来历不凡。五代人冯贽《云仙杂记》卷一《文星典吏》条云：杜子美十余岁，梦人令采文于康水。觉而问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征求之。见鹅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吏，天使汝下谪，为唐世文章海。九云诰已降，可于豆垅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诗王本在陈芳国，九夜扪之麟篆熟，声振扶桑享天福。"后因佩入葱市，归而飞火满室，有声曰："邂逅秽吾，令汝文而不贵。"这个神话当然不能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认为，即使象社甫这样一位无与伦比的伟大诗人，他的产生也是可以用事实来说明的。当然，产生"诗圣"的条件决不是单一的、平常的。从多方面探索产生"诗圣"杜甫的条件，将是本章的主要内容。

看过两遍，很精彩的书，语言深刻而优美。不仅仅全面展现了杜甫的伟大人格和卓越才华，还多角度地解析了时代风云。

二、家庭传统之一：奉儒守官


　　唐睿宗太极元年（712），杜甫出生在河南巩县城东二里的瑶湾村（今河南巩县南）。①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呢？我们先看看杜氏的世系，为了说明家庭对杜甫的影响，这个世系表可以从杜甫的十五世祖杜畿开始（此表不列旁系）：十五世祖杜畿京兆社陵人，东汉建安时任河东太守。
　　十四世祖杜恕魏太和中散骑黄门侍郎，后任幽州刺史。
　　十三世祖杜预晋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封当阳县侯。
　　十二世祖杜耽晋凉州刺史。
　　十一世祖杜顾晋西海太守。
　　十世祖杜逊东晋初南迁襄阳，为襄阳社氏始祖。任魏兴太守。
　　九世祖杜灵启八世祖杜乾光齐司徒右长史。
　　七世祖杜渐梁边城太守。
　　六世祖杜叔毗北周硖州刺史。
　　五世祖杜鱼石隋获嘉县令。
　　曾祖杜依艺唐监察御史，巩县令。杜氏自此迁居巩县。
　　祖父杜审言武后圣历中任膳部员外郎，中宗神龙间任修文馆直学士。
　　父杜闲玄宗开元末任兖州司马，约于天宝五载调任奉天令。
　　尊敬祖先是儒家的一条伦理准则，《论语·学而》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所以在封建社会中，"述祖德"是士大夫的一个传统。杜甫也不例外，他对于自己的家世也是经常引以自豪的。在杜甫的祖先中，他最喜欢夸耀的是杜预和杜审言两人，他们代表着杜甫家庭中的两个传统。我们先谈第一个传统。
　　开元二十九年（741），杜甫从山东回到洛阳，在首阳山下的尸乡亭附近建了几间窑洞，即所谓的"尸乡土室"，他的远祖杜预和祖父杜审言的坟墓都在这个地方。他写了一篇《祭远祖当阳君文》，颂扬杜预说：圣人之后，世食旧德。降及武库，应乎虬精。恭闻渊深，罕得窥测，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缮甲江陵，祲清东吴。邦于南土，建侯于荆。河水活活，选舟为梁。洪涛奔汜，未始腾毒。《春秋》主解，稿隶躬亲。
　　接着又表明自己的心情：小子筑室首阳山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
　　天宝元年（742），杜甫的姑母万年县君卒于洛阳，杜甫为之作《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其中提到自己的家庭说：①此地今为"杜甫故里纪念馆"，1962 年建。在相传是杜甫诞生地的窑洞正面有碑楼一座，上书"唐工部杜甫故里"，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立。
　　远自周室，迄于圣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
　　天宝九载（750），杜甫在长安献《雕赋》，在《进雕赋表》中说：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炤耀于明时。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
　　杜甫念念不忘的远祖杜预是西晋的名臣、名儒，他曾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在灭吴战争中战功赫赫，为西晋的统一全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灭吴之后，他在江南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公私俱受其益。杜预博学多术，在政治、经济、军事、律令、历法、算术、工程诸方面均有研究，人称"杜武库"。平生对群经特好《左传》，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为现存最早、最具权威性的《左传》注本，被后人收入《十三经注疏》。在杜甫心目中，杜预可以说是儒家的理想人物了，所以社甫对他推崇备至。在今天看来，杜甫念念不忘"列之以公侯伯于男"与"守官"，似乎有歆羡功名富贵之嫌。冯至先生在《杜甫传》中说："杜甫是出生于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有田产不必纳租税，丁男也不必服兵役，在社会里享有许多封建特权。它和名门士族通婚姻，遵守儒家的礼教，专门辅助统治者，剥削人民。??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杜甫庸俗的一面，他中年时期在长安那样积极地营谋官职，不惜向任何一个当权者求援引，这和他家庭的传统是分不开的。"又说："历代祖先的'奉儒守官'不过促使杜甫热衷仕进；杜预只给他一些不能实现的事业幻想。"但是我们认为，在古代，"守官"与"奉儒"本是相依相存、不可分割的。在儒家看来，要想行大道于天下，舍作官为政外别无他途。所以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孔门的子路也说："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只要不是碰到暴虐无道的君主，儒家总是主张积极入仕的。就杜甫一生的行事来看，"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对他产生的主要影响决不是"积极地营谋官职"，而是坚信儒家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这对诗人杜甫的成长起了积极的作用。
　　唐代是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时代。在唐代，儒、道、释三种思想流派都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支持，思想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纷局面。盛唐时代的诗人思想既复杂，又活跃，王维信佛，李白好道，都是很著名的例子。杜甫则与众不同，他虽曾在青年时代往王屋山谒道士华盖君，晚年也写过"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谒文公上方》）"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之类诗句，但那仅是一时的冲动之举和兴到之言，就其思想的主要倾向而言，我们完全同意清人刘熙载的论断："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艺概》卷二）。杜甫继承了"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始终以儒家思想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今存杜诗中，共有四十四处提到"儒"字，①其中有二十处直接与他自己相关。杜甫再三地自称：① "诛儒应共饱"（《秦州见勅目薛三璩授司仪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句中的"儒"字非儒家之义，故不计。
"儒"--"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
"儒生"--"儒生老无成，臣子忧四藩。"（《客居》）
"老儒"--"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腐儒"--"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
　　这些话有时似乎是自谦自抑之词，但实质上却含有深深的自豪感，体现了诗人对自己儒者身份的珍视。当然，杜甫也曾有过"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慨叹，有过"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七）的懊恼，甚至还有过"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的牢骚，有的论者认为杜甫的这些牢骚表明他对整个儒家思想产生了怀疑，①这是被杜甫愤激的反语瞒过了。诗人们在表达极端愤激的感情时，往往出之以奇诡的反语，自阮籍《咏怀诗》之后，不乏其例。即如杜甫的《醉时歌》，王嗣爽在《杜臆》卷一中对之有很准确的理解："此篇总是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词。非真谓垂名无用，非真薄儒术，非真齐孔、跖，亦非真以酒为乐也。杜诗'沉醉聊自遣，放歌破愁绝'，即此诗之解，而他诗可以旁通。"其实，从这种愤激之同中，正可以体会到杜甫对儒术的眷恋之情。②那么，杜甫所拳拳服膺的儒术，到底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呢？或者说，杜甫对于庞大、复杂的儒家思想体系，是兼收并蓄，还是择善而从呢？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在这八派之中，影响后代甚钜的是孟轲（即"孟氏"）和苟况（即"孙氏"）两派。孟子的学说虽亦自成体系，但它在本质上与孔学比较接近，所以后人把孔学与孟学合称为"孔孟之道"，这实际上也就是早期儒家的代名词。荀子则不同，尽管他有时也被人看作大儒，但他主张性恶，强调礼治，实已具有鲜明的法家倾向，韩非、李斯出于其门，决不是偶然的。到了汉代，董仲舒由于首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在汉人心目中得到"为儒者宗"（见《汉书·五行志》）的地位，但事实上正是董仲舒把阴阳五行等思想搀入儒学，从而对儒家思想体系进行了大改造，使之变得面目全非。值得注意的是，在先唐发生的这两次对儒学的改造在杜甫身上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社甫所服膺的仅是早期的儒家思想，亦即孔孟之道，而且主要是孔孟之道中的积极因素。择其要者，有以下四端：
　　（一）以"仁"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仁"是早期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孔孟之道中的精华，杜甫对之终身服膺，须臾不离。儒家主张行"仁政"："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治天下。"（《孟子·离娄》下）杜哺则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文二十二韵》）儒家主张让人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杜甫则希望："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沦，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儒家反对不义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杜甫则讽刺唐玄宗的穷①见西北大学中文系杜诗研究小组《论杜甫的世界观》，载于《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二辑。②参看鲁迅对阮籍、嵇康与礼教关系的分析，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载《而已集》）。兵默武："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儒家谴责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杜甫则控诉那个时代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应该指出，孟子那种"民贵君轻"的可贵思想，①在杜诗中有相当深刻的体现。由于杜甫生活在封建秩序早已确立的唐代，他不可能公然谴责皇帝，但我们综合全部杜诗，却不难看出，在诗人心目中，人民的地位是占有很大比重的。他有时在诗中对君主寄予厚望，正是希望通过"明君"来改善人民的生活，而当那些君主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时，诗人就毫不迟疑地把批判的笔锋刺向封建统治的最高层。可以说，在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间，杜甫最深刻地用艺术形式体现了儒家"仁"的思想。众所周知，儒家所谓"仁"，关键在"爱人"，在有"侧隐之心"，这正是杜甫热爱亲友热爱人民乃至热爱天地间一切生命的思想基础。杜诗有云："白鱼困密网，黄鸟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他已经把"仁"心推而广之，近于宋儒所谓"民胞物与"的精神了。②社诗之所以感人肺腑，就在于它所蕴涵的感情特别深厚，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精神的熏陶。

三、家庭传统之二：诗是吾家事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字必简，高宗咸亨元年（670）进士，曾任隰城尉，累转洛阳丞。武后圣历元年（698）坐事贬吉州司户参军，为人构陷，系狱。审言子杜并年仅十六，刺杀仇人，并亦被杀。武后闻之叹异，召见审言，授著作佐郎，俄迁膳部员外郎。中宗神龙元年（705），因谄附张易之兄弟，流放峰州。不久召还，授国子监主簿，加修文馆直学士。景龙二年（708）卒。杜审言平生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人品亦不甚高，但他的文才在当时享有盛名，少时即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称"文章四友"。晚年与沈佺期、宋之间唱和，对今体诗形式之确立颇有贡献。杜甫对祖父甚为推崇，他在《进雕赋表》中说："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他并且把杜审言的诗学成就看成是家庭传统，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闰丘师兄》）又对其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前一句话当然是夸张的溢美之词，但后一句话是合乎事实的：诗歌确实是杜甫家庭的传统，杜甫的诗艺是与杜审言一脉相承的。
　　杜审言的诗今仅存一卷，但就是从这些残存的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出杜甫向他的祖父学习、摹仿的痕迹。比如在句法方面，杜甫诗中就显然有摹仿杜审言之处：绾雾青丝弱，牵风紫蔓长。
--杜审言《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五首》之二林花着雨燕支湿，水符牵风紫蔓长。
--杜甫《曲江对酒》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
--杜审言《春日京中有怀》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杜甫《曲江二首》之二而章法方面的影响，从下列两首诗的对比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登襄阳楼杜审言旅客三秋至，层城四望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冠盖非新里，章华即旧台。习池风景异，归路满尘埃。
　　登兖州城楼杜甫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故障秦碑在，荒城鲁殿余。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踌躇。
　　它们在章法上是极其相似的：首联点明登临的时间、地点，颔联写登临所见的阔大景象，颈联借历史遗迹抒兴亡之感，尾联写自己的惆怅之意。在意境的构思和意象的塑造上，杜审言也对杜甫有所影响。例如：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杜审言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暂将弓并曲，翻与扇俱团。雾濯清辉苦，风飘月影寒。罗衣此一鉴，顿使别离难。
　　月夜杜甫今夜部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两诗都是写月夜怀人的情景，清寒寂寥的意境，薄雾清辉的意象均很相似。甚至首联与颈联的韵脚都是相同的，多半不是出于巧合。当然，杜甫诗从所怀之人想起，构思更巧妙，乃是他翻新出奇之处。
　　上述情形，前人多有论及，①然而杜审言对杜甫的最大影响还不在这些方面，而在于五言律诗的形式。杜审言作诗注重近体，尤重五言律诗，今存的杜审言诗共四十三首，其中古体只有两首，而五律却有二十八首，五言排律也有七首。杜审言的五律不但声律和谐，对仗工稳，而且注重诗的整体结构和炼字设声，已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他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一诗，被明人胡应麟誉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诗薮》内编卷四）。②他对七律的形成也有首创之功。这种情形无疑与杜甫律诗的高度成就是有关系的。胡应麟指出："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创。五言则'行止皆无地'、'独有宦游人'。排律则'六位乾坤动'、'北地寒应苦'。七言则'季冬除夜'、'毘陵震泽'，皆极高华雄整。少陵继起，百代楷模，有自来矣。"（《诗薮》内编卷四）如果说这种影响体现于祖孙两人的整体创作倾向，所以只能从整体上去感受的话，那么，在下面两种情形中，这种影响却是十分清晰，可以予以条分缕析的。
　　首先是联章的五言律诗。在初唐四杰和沈宋的笔下，已经出现过形式基本成熟的五言律诗，但是他们都未写过联章的五言律诗。在这一点上，杜审言有筚路蓝缕之功，试看下面这一组诗：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五首
　　其一
　　野兴城中发，朝英物外求。情悬朱绂望，契动赤泉游。
　　海燕巢书阁，山鸡舞画楼。雨余清晚夏，共坐此岩幽。
　　其二
　　径转危峰逼，桥回缺岸妨。玉泉移酒味，石髓换粳香。
　　绾雾青丝弱，牵风紫蔓长。犹言宴乐少，别向后池塘。
　　其三
　　携琴绕碧沙，摇笔弄青霞。杜若幽庭草，芙蓉曲沼花。
　　宴游成野客，形胜得山家。往往留仙步，登攀日易斜。
　　其四
　　攒石当轩倚，悬泉度牖飞。鹿麛冲妓席，鹤子曳童衣。
　　园果尝难遍，池莲摘未稀。卷帘唯待月，应在醉中归。
　　其五
　　赏玩期他日，高深爱此时。池分八水背，峰作九山疑。
　　地静鱼偏逸，人闲鸟欲欺。青溪留别兴，更与白云期。
　　第一首写游兴之发生，且交代时节是为晚夏，天气则为雨后。第二、三首分别写山间与池畔景物之幽美与宴饮之乐，时间则有从晨至暮的变化。第四首写园内草木禽兽之盛，此时人已微醉，月将东上矣。①参见宋王得臣《麈史》卷中、宋杨万里《杜必简诗集序）（《诚斋集》卷八二）、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近人易孺《杜审言集跋）（《唐宋三大诗宗集》）等。
②此诗又作韦应物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以为韦应物逸诗），《全唐诗》则于两人名下皆收之。然宋本《杜审言集》中已收此诗，可从。
　　第五首从整体上赞美山池之深幽，且写游兴之未尽，更为后期之约。第一首的起句，"野兴城中发，朝英物外求"与第五首的尾句"青溪留别兴，更与白云期"，首尾呼应。五首之间无论是空间的转换还是时间的推移，都层次分明，脉络清晰，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在字句上也处处留意前后衔接，如第一首结句是"共坐此岩幽"，第二首就从"径转危峰逼"写起。第二首尾句点明"别向后池塘"，第三首首句即以"携琴绕碧沙"相接。虽说每一首都能独立成章，但显然诗人写作时不是想到一首写一首，然后冠以一个总的标题，而是从整体上进行构思布局，然后一气呵成的。联章律诗这种新形式的尝试，克服了律诗篇幅短小、容量有限的缺点，在当时是今体诗写作中的一个突破。杜甫对此心领神会，他早期的一些联章律诗可以说是亦步亦趋地摹仿乃祖，例如：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
　　其一
　　不识南塘路，今知第五桥。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霄。
　　谷口旧相得，濠梁同见招。平生为幽兴，未惜马蹄遥。
　　其二
　　百顷风潭上，千章夏木清。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
　　鲜鲫银丝脍，香芹碧涧羹。翻疑柁楼底，晚饭越中行。
　　其三
　　万里戎王子，何年别月支？异花开绝域，滋蔓匝清池。
　　汉使徒空到，神农竟不知。露翻兼雨打，开拆渐离披。
　　其四
　　旁舍连高竹，疏篱带晚花。碾涡深没马，藤蔓曲藏蛇。
　　词赋工无益，山林迹未赊。尽捻书籍卖，来问尔东家。
　　其五
　　剩水沧江破，残山碣石开。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
　　银甲弹筝用，金鱼换酒来。兴移无洒扫，随意坐莓苔。
　　其六
　　风硷吹阴雪，云门吼瀑泉。酒醒思卧簟，衣冷欲装绵。
　　野老来看客，河鱼不取钱。只疑淳朴处，自有-山川。
　　其七
　　棘树寒云色，茵陈春藕香。脆添生菜美，阴益食单凉。
　　野鹤清晨出，山精白日藏。石林蟠水府，百里独苍苍。
　　其八
　　忆过杨柳淆，走马定昆池。醉把青荷叶，狂遗白接。
　　刺船思郢客，解水乞吴儿。坐对秦山晚，江湖兴颇随。
　　其九
　　床上书连屋，阶前树拂云。将军不好武，稚子总能文。
　　醒酒微风入，听诗静夜分。絺衣挂萝薛，凉月白纷纷。
　　其十
　　幽意忽不惬，归期无奈何。出门流水住，回首白云多。
　　自笑灯前舞，谁怜醉后歌。只应与朋好，风雨亦来过。

　　对这一组诗，历代注家赞不绝口。元人赵汸说："凡一题而赋数首者，须首尾布置，有起有结，每章各有主意，无繁复不伦之实，乃是家数。观此十章，及后五章，可见。"（《类选杜工部五言律诗》，《杜诗详注》卷二引）明人王嗣奭说："此十诗明是一篇游记，有首有尾。中间或赋景，或写情，经纬错综，曲折变幻，用正出奇，不可方物。"（《杜臆》卷一）清人杨伦说："连章律诗，亦他人集中少见，惟杜章法整严中亦极变化，熟此可以类推。"（《杜诗镜铨》卷二）然而他们都没有注意到，这组诗其实是摹仿杜审言《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五首》的：第一首写游兴之生："平生为幽兴，未惜马蹄遥。"最后一首写游兴不尽："出门流水住，回首白云多"，以及后期之约："只应与朋好，风雨亦来过"，首尾呼应。中间八首分咏山林景物，层次分明。所不同的是，杜甫诗由五首扩为十首，增加了组诗的容量，而且杜甫诗在严整的结构中有所变化，这是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方。杜甫后来在联章律诗的写作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形式由五律扩展到七律及五七言绝句，并写出了《秋兴八首》等传诵千古的名篇，究其渊源，实出自杜审言。其次是五言排律。排律的名称兴起甚晚，但这种诗体则较早就出现了。
　　早在南北朝时，有些篇幅较长的新体诗，如谢灵运的《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庾信的《陪驾幸终南山和宇文内史》等，①除了平仄尚未完全调谐之外，已经通体象是排律了。到了初唐，这种诗体颇受诗人们欢迎，李娇、崔融、沈佺期、宋之间诸人皆写过五排，沈、宋且有一些五排佳作。然而在五排写作中取得较大成绩、对五排形式之建立作出较大贡献的诗人则首推杜审言。第一，沈、宋的五排虽已合律，但往往有单韵的，如沈诗《登瀛州南城楼寄远》（《全唐诗》卷九七），宋诗《酬李丹徒见赠之作》（《全唐诗》卷五三）皆为七韵（即十四句，以下类推）；沈诗《扈从出长安应制》（《全唐诗》卷九七）、宋诗《宿云门寺》（全唐诗》卷五一）皆为十一韵，等等。杜审言集中存五排七首，其中《春日江津游望》、《泛舟送郑卿入京》为六韵，《赠苏味道》为八韵，《扈从出长安应制》、《度石门山》为十韵，《赠崔融二十韵》为二十韵，《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为四十韵，皆为双韵，检盛唐以后的唐人诗集，凡五排皆为双韵，可见双韵为排律之正体，①也就是说杜审言的五排在格式上比同时人更为整齐、规范。第二，沈、宋等人的五排篇幅均不甚长，当时只有沈佺期的一首长达四十八韵的五排，但诗则欠佳。②而杜审言的五排既长且工，如《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一首，长达四十韵，是当时少见的五排长篇，而且典丽精工，气势宏伟，堪称佳构。清施闰章《蠖斋诗话》"五言排律"条云："杜审言排律皆双韵。《和李大夫嗣真》沈雄者健，开阖排荡，壁垒与诸家不同。子美承之，遂尔施旗整肃，开疆拓土，故是家法。"这段话指出了杜审言五排的成就，而且说明了杜甫与此的继承关系，确有见地。社甫自己就曾提到过《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一诗："例及吾家诗，旷怀归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①两诗分别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宋诗》卷三和《北周诗》卷二。前者共二十二句，内十八句对仗。后者共二十句，通首对仗。
①参见清·施闰章《蠖斋诗话》中"五言徘律"和"单韵排律"二条。
②沈佺期《答魑魅代书寄家人》（《全唐诗》卷九七），共四十八韵，但除首尾外，有五联未曾对仗（如"复此单栖鹤，衔雏愿远翔"，"由来休愤命，命也信苍苍"等），词意也较拖沓，未为佳构。严高悬，鲲鲸喷迢递。"（《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这是指他青年时代与李邕论诗的事，"慷慨嗣真作"以下四句虽为追忆李邕对此诗的赞美之词，但杜甫肯定是完全同意这个评价的。杜甫自己也十分重视五言排律的写作，而且成就卓著。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稹此论后来屡遭诘难，抛开那些关于李、杜优劣的争论不论，①如金代元好问讥之云："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壁，争奈微之识碔砆！"（《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一○，《遗山先生文集》卷一一）今人冯至先生也说："杜甫伟大的意义绝不在于排律的成功，排律在杜诗里反而属于创造性贫乏的部分。"（《杜甫传·家世与出身》）我们认为元稹的话并不错，杜诗的成就当然决非仅限于"铺陈终始，排比声韵"的排律，但排律（主要是五排）确实是杜甫特别擅长的诗体，其中多有连城之壁，而决非"碔砆"（石之似玉者）。陈贻焮先生对杜甫的五排颇有肯定，但他同时又认为："结合当时的风气和进士科对诗赋的要求看，这也不仅出于一般的对文学创作的爱好，而主要是有着为考进士作准备的世俗打算。"（《杜甫评传》第一章《"未坠素业"的家世》）
　　我们觉得这种看法不甚可信，原因有二：第一，在杜甫的时代进士科的考试科目中确实已包括诗赋，①但是唐代的试帖诗常式是五言六韵（间有八韵），不难推测，士子为了应试而在平时所作的写作练习也应以此格式为准。在今存的唐诗中不乏为了应试而拟作的试帖诗，②这些诗或径依旧题，或自拟新题，但格式则皆为五言六韵，因为不这样达不到练习的目的。可是杜甫的五排，即使是作于安史之乱之前的十七首中，也只有一首是八韵的，其余的均在十韵以上，有的甚至长达二十韵、三十韵。③很难想象这种五①我们认为在五排的写作上，确实是杜甫远胜于李白，这样说并不是在整体上扬杜抑李，正如我们认为杜甫的绝句成就不如李白并不意味着扬李抑杜一样。李、杜在总体成就上难分轩轾，但在某种诗体、某种题材的写作中是有高下之分的，正如严羽所云："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沧浪诗话·诗评》）
①唐代进士科试诗赋究竟始于何时？《唐会要》卷七六载："调露二年四月，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先时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常式。"同书卷七五载："永隆二年八月敕：??自今已后，明经每经帖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后人多以为"杂文"即诗赋，如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云："水隆后进士始先试杂文两篇，初无定名。《唐书》自不记诗赋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八"进士"条则云："永隆二年，以刘思立言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材，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此进士试诗赋之始。"而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一则云："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我们认为进士科始试诗赋不会早至高宗水隆年间（680-681），也不会迟至玄宗开元间（719-741），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始于武后朝，参看尚定《论武则天时代的"诗赋取士"》（《中国社会科学》1991 年第6 期）。
②《文苑英华》收有"省试诗"十卷，"省试诗"即"试帖诗"，其中有许多拟作，例如白行简于元和二年（807）登第，其年所作的试帖诗为《贡院楼北新栽小松诗》，但除此之外，《文苑英华》中还收有他的五首试帖诗：《春从何处来》（卷一八一）、《夫子鼓琴得其人》（卷一人四）、《归马华山》（卷一八五）、《金在镕》（卷一八六）、《李太尉重阳日得苏瞩国书》（卷一八九），而这些诗皆不见于《登科记考》所载之历年试题，当为白氏自拟之题。
③《赠翰林张四学士垍》八韵。《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等五首为二十韵，《桥排的写作与试帖诗有多少关系，换句话说，如果杜甫主要是为了提高试帖诗的水平而写五排，那他为什么不按格式只写六韵呢？至于安史之乱之后，杜甫早已断绝了参加进士考试的希望，但他在飘泊西南之际却更加用力于五排的写作，那就更与进士科举风马牛不相及了。第二，唐代试帖诗的命题是有一定的范围的，主要有歌咏宫廷生活，描写时节景物等几类，士人们自拟的题目也不出其范围。而社甫的五排却十之七八是投赠之作，虽多歌功颂德之词，也不乏叹穷嗟卑之语，在题材内容上与试帖诗差异甚大。这种五排的写作显然对写好试帖诗是起不了多少作用的。

　　那么，杜甫究竟为什么醉心于五排这种形式呢？毋庸讳言，五排这种诗体既要求声韵、对偶的整齐合律，又要求词藻、典故的富丽精工，写作的难度要超过其他诗体，同时也就最适宜于表现作者的才学。而且五排形式严整，风格也随之较为庄严雄丽，①最适宜于用来歌功颂德。所以当杜甫要想以投献诗篇的方式得到达官贵人的赏识、汲引时，长篇的五排显然是最合适的诗体。杜甫早期的五排如《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上韦左相二十韵》等就是在这种动机下写成的，所以诗中多有谀词，我们不必为贤者讳。然而这并不是杜甫爱写五排的全部原因。让我们先考察一下杜甫写作五排的过程：在安史之乱之前，杜甫所作的五排多数为投赠之作，但同时也有非投赠之作，例如作于天宝八载（749）的《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到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的整个诗歌创作倾向发生了转变，他的五排也不再以投赠为主要内容。肃宗至德二载（757），杜甫被拘于沦陷的长安，作《遣兴》以抒与家人离散思念幼子之情，作《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以写乱离中邂逅旧友悲喜交集之情景，诗人逃归凤翔后又作《得家书》写初得家书后既欣慰又惆怅的心绪，这些五排的内容都与同时所作的其他诗体无甚区别。安史乱后杜甫一共作五排一百十首，其中投赠之作只有三十多首，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其时的投赠之作也不再如早期作品那样以歌功颂德、祈求汲引为主要内容，例如《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写李白才高命蹇的悲剧及自己的思念之情，《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写对远谪的朋友之关怀，中间还映带着国家的危难等社会现实。还有一些投赠之作其实就是咏怀之作，不过写成之后寄给别人看看而已，所以诗题不是简单的"奉赠某某"之类，例如《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等。这种情况告诉我们，除了安史之乱以前的一个阶段之外，杜甫写作五排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以之为干谒权贵的工具。
　　我们认为，杜甫之所以喜爱五排这种诗体，其主要原因不应到文学之外去找。也就是说，杜甫喜爱的是五排这种诗体自身而不是它的非文学功用。排律这种诗体，除了首尾两联之外，其余均须对仗，平仄粘对之格律则一如律诗，就格律而言，排律即扩大了的律诗，五排即扩大了的五律。众所周知，律诗由于格律严整，对于诗人的表情述意有较多的束缚，有相当的写作难度，所以南宋专攻五律的赵师秀说："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野谷集序》）然而把仅有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长达三十韵。
①五代刘昭禹与人论诗曰："五言如四十个贤人，着一字如屠沽不得。"（《唐诗纪事》卷四六）此语虽系论五律，但也适用于五排。
　　八句四十字的五律与长达几十韵甚至百韵的五排相比，在难度上的差别真不可以道里计了。凡是才力不够雄劲，学识不够渊博的诗人，是无力驾驭长篇五排的。即使勉强成篇，也势必举鼎绝膑，成为堆砌呆滞、毫无生气的文字游戏。正是因为五排难写，所以杜审言能以独擅此体享誉一时，甚至当名满天下的李邕与杜甫论及杜审言的诗时，也特地对《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一诗赞不绝口。杜审言其人，恃才傲物，目空今古，陈子昂说他"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含绝唱之音，人皆寡合。"（《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陈伯玉文集》卷七）宋之问也说他"言必得俊，意常通理。??众辙同遵者摈落，群心不际者探拟。"（《祭杜学士审言序》、《全唐文》卷二四一）可见他好强争胜的性格是人所共知的。这种性格显然是他喜好五排，而且知难而进直至写出长达四十韵的长篇巨制的心理基础。杜甫在艺术上刻苦钻研、争新出奇的精神与杜审言颇为相似，他自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追求的艺术境界是："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十韵》）其结果则是："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毫无疑问，"律中鬼神惊"和"诗律细"的特点应该由律诗来体现，排律、尤其是长篇五排更是这种艺术境界最好的一种载体。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前（即四十四岁以前）作五排十七首，自安史乱起到大历元年（776）迁居夔州之前的十一年间作五排四十三首，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间竟作了六十七首五排，而且一些著名的大篇如《夔府书怀四十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等都作于这五年间。即使当诗人在一叶扁舟上奄奄一息之际，他还奋笔写成《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首名篇，以生命的最后力量为自己的五排写作画上了光辉的句号。这说明五排的写作确实是社甫一生的艺术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诗是吾家事"的家庭传统对杜甫的影响是巨大而且深远的，虽说杜甫的诗学成就绝非社审言所能比拟，但这种传统毕竟是杜甫走上漫长艰苦的艺术探索之路的原动力之一，这正是他一生中屡屡回忆乃祖的原因。

四、时代背景之一：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
　　唐帝国建立以后，有过两个被史家称为盛世的时期，前一个是唐太宗贞观时期（627-649），后一个是唐玄宗开元时期（713-741）。论政治清明，当然是贞观胜过开元，但如论经济发达，则开元堪称后来居上。因为自从贞观以来，虽然政治上也出现过比较混乱的阶段，但唐初制定的均田制和租庸调法等开明的措施却一直在促进着生产的发展，经过一百年的积聚，唐帝国在开元年间达到了隆盛的顶点。
　　唐玄宗是通过诛韦后，杀太平公主等斗争而得以登基并巩固帝位的，即位之初尚能励精图治，头脑比较清醒。开元元年（713）擢姚崇为相，姚建议禁止宦官、贵戚干预朝政，禁绝营建佛寺道观、奖励群臣劝谏，玄宗皆纳之。开元四年（716），以宋璟代姚为相，宋主张限制女宠，疏远馅臣，精简刑法，减轻苛政，严格控制边将轻动干戈，玄宗亦多听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云："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这是后代史家的评价。元稹《元昌宫词》（《元氏长庆集》卷二四）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这是后代诗人的赞颂。待到开元末、天宝初，唐帝国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之间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斜，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新唐书·食货志》）到天宝十三载（754），唐帝国的户口数达到了最高纪录："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然而就在这花团锦簇的繁荣外表下面，帝国内部所隐藏的各种矛盾在不断地孕育、滋生、激化。首先是统治阶级日益骄奢淫佚。唐玄宗经过一段时间的励精图治之后，面对着一派升平景象，骄侈淫佚之心逐渐萌发。玄宗本性喜爱奢华，开元二年（714）即"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皇帝梨园弟子'。"（《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后来更沉迷于歌舞、击毬、斗鸡等游乐，乃至建鸡坊于宫中，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专司斗鸡。①等到天宝三载（744）纳寿王妃杨氏，并于次年立为贵妃后，玄宗的骄奢之心乃如水决堤，不可收拾。为节省篇幅，我们从《资治通鉴》卷二一五、二一六中节录数段，以见当时皇室贵族奢侈淫佚之一斑：织绣之工专供贵妃院者七百人，中外争献器服珍玩。??妃欲得生荔枝，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
　　上以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
　　（杨氏兄妹）竞开第舍，极其壮丽，一堂之费，动逾千万。既成，见他人有胜己者，辄毁而改为。
①见陈鸿《东城老父传》。按：《东城老父传》虽系小说，但所记则有事实根据，李白《古风》其二十四云："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即为旁证。
　　时诸贵戚竞以进食相尚，??水陆珍羞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
　　其次是朝政日趋黑暗。开元二十二年（734），"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登上了相位，开始了以排斥贤臣，残害忠良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生涯。李林甫于开元二十四年（736）排斥了贤相张九龄，又于天宝五载（746）排斥了左相李适之，开始独揽大权。从那以后，凡是正直的、有才能的人士无不受到排斥陷害。天宝六载（747），李林甫遣人杖杀海内名士李邕、裴敦复，又迫李适之自杀。同年，李林甫把参加制举的包括杜甫、元结的举子全部黜落，造成无一人及第的局面，他反而上表贺"野无遗贤"。其他奸邪小人也纷纷占据要津，显赫一时。天宝七载（748），加宦官高力士"骠骑大将军"，赐安禄山铁券，而杨国忠竟"以聚敛骤迁，岁中领五十余使。"（《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一载（752），李林甫死，杨国忠为相，朝政黑暗如故。其三是轻启边衅，荼毒生灵。玄宗时期的边衅，始于天宝八载（749）的攻拔石堡城。石堡城本是唐的边镇（在今青海西宁西南），开元二十九年（741）陷于吐蕾。自后吐蕾以此为据点，每年麦熟时到附近的积石军（今青海贵德）抢麦，人称"吐蕾麦庄"。天宝六载（747），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部将哥舒翰在那里设伏兵击杀前来抢麦的吐善，从此吐蕾不敢再来。然而玄宗却进而派王忠嗣攻取石堡城，王忠嗣认为攻之必死伤士卒数万人，得不偿失，不肯前往，玄宗大怒。天宝八载，复命哥舒翰率军攻之，果然死伤数万人才攻克之。如果说攻取石堡还带有收复失地的意义，那么其后的征讨南诏，则纯粹是侵略性质的开边战争了。南诏原来与唐帝国的关系很好，后因唐之边吏对之凌辱征求，故而失和。天宝十载（751），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带兵八万讨伐南诏，先胜后败，士卒死者六万，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更募兵击南诏，人民不肯应募，又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同年，高仙芝将兵三万在西域与大食战，亦大败，死亡殆尽。安禄山将兵六万攻契丹，几乎全军复没。至天宝十三载（754），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全军复没。杨国忠隐其败，益发兵讨之，前后死者达二十万。
　　其四是蕾将骄纵，阴谋叛乱。唐初，边将不久任，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到开元中，因玄宗好大喜功，志在开边，所以为边将者往往十余年不换。加上李林甫欲杜绝边帅入相之路，因胡人不知书不能入相，乃奏请专用胡人为边帅。安禄山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羽翼渐丰，终萌野心的一员蕃将。安禄山本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部将，开元二十四年（736）因战败被执送京师，张九龄欲斩之，玄宗不从，而且对之日益宠信，加官晋爵，最后使之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封东平郡王，且赐铁券。玄宗对安禄山的宠信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安禄山自请为杨贵妃养子，出入宫禁，丑声外闻，玄宗亦不疑。安禄山在范阳招兵买马准备叛乱，有人上告禄山将反，玄宗反将告发者缚送范阳由安禄山处置，所以人莫敢言。而杨国忠由于与安禄山不和，屡言禄山将反，玄宗不听，杨竟想方设法激成安之叛乱，以取信于玄宗。

　　仿佛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天宝五载（746），也就是唐玄宗已经册立了杨贵妃而且日益昏愦荒淫，李林甫已经排斥了异己而独揽政事，朝政和整个社会日趋黑暗的时候，杜甫来到了唐帝国的京城长安。也仿佛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在那个以诗赋取士的时代，杜甫却偏偏科场蹭蹬。他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应进士试不第，天宝六载（747）应制举又被李林甫黜落，天宝十载（751）献《三大礼赋》，也没有得到一官半职。此时杜闲已经去世，①杜甫的经济来源断绝了。这样，诗人就在长安过了近十年"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的贫困生活。对于要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杜甫来说，那是一段多么辛酸的岁月！可是对于日后要登上古典诗歌高峰的杜甫来说，又是一段多么幸运的经历！如果杜甫科场得意，或通过其他途径而挤进了统治集团，那么，即使他能够独善其身而不同流合污，但优越的政治地位和优裕的物质生活必然会使他离帝王权贵较近而离下层人民较远。那样，他就无法看清那隐藏在花团锦簇的繁荣外表下的人民苦难与社会危机了。幸而杜甫始终被排斥在统治集团之外，他过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生活，有时还穿着粗布短衣与贫民挤在一起去买太仓的减价米，①这使他很快就从早年的浪漫幻想中清醒过来，开始冷静地观察社会。在哭声震天的咸阳桥头，诗人细细聆听着征夫的怨愤诉说。在仕女如云的曲江池畔，诗人远远地冷眼观看杨氏兄妹的奢华排场。于是，《兵车行》、《丽人行》等一系列深刻反映了唐帝国正在走下坡路这个社会现实的诗篇问世了。到安禄山叛乱的前夕，杜甫终于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惊心动魄的诗句，不仅对当时的黑暗现实发出了沉痛的控诉，而且对整个不合理的封建社会作了深刻的揭露。"诗穷而后工"，②十年长安的困顿生活，对杜甫的创作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安史之乱的爆发，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时候，李白正在江南的宣城（今安徽宣城），岑参则远在西域的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①天宝三载（744），杜甫的祖母卢氏卒，杜甫作《唐故范阳大君卢氏墓志》。钱谦益笺云："此志代其父闲作也。"又云："闲之卒，盖在天空间，而其年不可考矣。"（《钱注社诗》卷二○）朱东润先生认为社闲卒于天宝六载（747）后不久（见《杜甫叙论》第二章），我们同意朱说，因为天宝七载（748）社甫诗中已言其生活贫苦，可见此时他在经济上已没有来源（以前杜甫似乎主要是依靠社闲的俸禄生活的）。①《醉时歌》："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此诗作于夭宝十三载（754）春。按：天宝十二载秋，"京城霖雨，米贵，令出大仓米十万石，减价祟与贫人。"（《旧唐书·玄宗本纪》）此次祟米，或延至次年春日。
②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云："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见《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二。尔），都远离了战乱地区。高适虽在天宝十五载（756）亲自参加了保卫潼关的战斗，但他于同年十二月即统兵渡淮击永王李璘，后来于乾元初一度在洛阳任职，随即赴蜀中为官，而且他官位较高，并未受流离饥寒之苦。王维在天宝十五载（756）长安陷落后被叛军所询并迫受伪职，但长安收复后即免罪复官。在当时的大诗人中，只有杜甫始终与战乱、灾荒相纠结，凡是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他几乎都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了。天宝十五载（756）四月，杜甫往奉先（今陕西蒲城）携家人至白水（今陕西白水）依舅氏崔硕。六月，潼关失守，白水告急，复携家逃难，经三川（今陕西洛川）而至鄜州（今陕西富县）的羌村。八月，诗人单身赴延州（今陕西延安）投奔灵武，中途为叛军所俘，虏至长安，次年四月冒险逃归凤翔。乾元二年（759）七月，因关中饥馑，诗人弃官携家逃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复经同谷（今甘肃成县）而往成都。数年之间，诗人流离失所，受尽了战乱和灾荒的折磨。即使在诗人远离兵连祸结的中原之后，他仍然亲身经历了上元二年（761）的段子璋之乱、宝应元年（762）的徐知道之乱、永泰元年（765）的崔吁之乱、大历五年（770）的臧玠之乱等地方性战乱。"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遗山诗》、《瓯北集》卷三三），正由于杜甫在乾元二年春由洛阳返华州（今陕西华县）途中，亲耳听到了石壕村里官吏如狼似虎的咆哮和新安道上百姓肝肠欲绝的痛哭，亲眼看到了新婚夫妇的生离和垂老翁媪的死别，才写出了"三吏"、"三别"这种不朽之作。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大动乱，使原来被遮盖着的社会黑暗面毫发无遗地暴露出来，从而使杜甫观察得更深刻，更仔细，并在写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杜诗作为那样一个大变动时代的"诗史"，也就具有特别深广的意义。
　　优秀的诗人都是时代的晴雨表，而在社会急剧变动的关键时期出现的大诗人，更能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脉膊。不管他们对行将消逝的旧事物是哀悼还是诅咒，也不管他们对行将出现的新事物是欢迎还是拒斥，他们的内心都会因时代的疾风骤雨而引起巨大的波澜，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激昂慷慨、哀伤愤怨，忧来无端，长歌当哭。在杜甫之前，有行吟泽畔的屈原，在社甫之后，有悲歌"万马齐暗"的龚自珍，①他们都是时代所造就的伟大诗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之所以能成为"诗圣"，确实是受到了那万方多难的时代的玉成。
①《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之一二五："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见《定庵续集》。

五、时代背景之二：从盛唐到中唐


　　从东汉以来，历代诗人们在不断地探索、创造，五七言诗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及至盛唐，五七言诗在诗体形式、题材取向、艺术手段、风格倾向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一方面呼唤着"集大成"者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呼唤着另辟新路的创新者的出现，杜甫就是在这个关键时期登上诗坛的。
　　从建安时代开始，诗人们对五七言诗的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这种探索是沿着骄偶和声律两个方面进行的，其最终结果就是诗歌的格律化。例如在曹植的诗中，已经有许多对仗工整的诗句："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扳，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呜高枝。"（《公讌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七）②一连三联对仗，显然是着意经营的结果。曹植还有一些诗句音节和谐："孤魂翔故域，灵枢寄京师"（《赠白马王彪》之五，《魏诗》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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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之一二五："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见《定庵续集》。
【此注①和下注②本来处于原书的第48页下部；在本WORD版书籍中，本是指向上一个章节的注①的注解内容，从而被转移到上一个章节末尾。】
②后文凡引《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者皆简称作《魏诗》、《晋诗》等。
【此①②注前后的横线是杜鹃转载时所加，原书只有注①前的一条横线，下部没有横线因为已是书籍的下部边沿，况且注解内容横线前的书籍正文文字可以处于句子中的任何位置、不一定是在可理解断句的位置；但由文字转化软件转化而来的此WORD文档没有设置这前后的两条横线，给阅读和辨别留下了挑战和麻烦，请各位阅读时注意。原书的所在页内如有注标、必在该页的下部出现注解内容，并且都是从①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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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啼"（《情诗》，同上），对于后两例，明人谢榛评云："此作平厌妥帖，声调铿锵。"（《四溟诗话》卷三）说"平仄妥帖"或为过分，但这确实是诗人对诗歌声韵之美进行暗中摸索的证明。①及至齐梁，终于出现了"永明体"，即"新体"，或"新变体"，永明体虽然也是轻绮婉丽的风格等艺术特色的载体，但它在诗歌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意义显然在于，它是诗歌向格律化迈进的关键一步。诚如明人陆时雍《诗镜总论》所云，是"古之终而律之始也。"沈约、谢脁有些特别讲究声病的诗离律诗仅有一步之遥了。②永明以后的南北朝诗人继续在这方面努力，其间如何逊喜写新体诗，沈德潜说他"渐入近体"（《古诗源》卷一二），宋人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时竟误收了何逊的《闺怨》第十四首诗。再如庚信，刘熙载称其"《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艺概》卷二）到了唐代，今体诗的格律就水到渠成地建立起来了。
　　在题材内容方面，前代诗人各有不同的取向。以曹操和建安七子为主的建安诗人所用力描摹的是那个"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时序》）的大动荡时代，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呜"（曹操《蒿里行》，《魏诗》卷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三首》之一，《魏诗》卷二）、"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柱"（《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魏诗》卷三）的伤心惨目的社会画面。曹植和阮籍等人则着意刻划自己深沉的内心律动，抒发"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啼"（曹植《赠白马王彪》之五）、"自非凌风树，惟悴乌有常"（阮籍《咏怀诗》其二十一，《魏诗》卷一○）的生命感喟，和"慊慊仰无叹，愁心将何愬"（曹植《浮萍篇》，《魏诗》卷六）、"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其六十三）的忧生之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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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炎武说："囚声之论，起于永明，而定于梁、陈之间也。"（《音学五书·音论·四声之始》）在曹植的时代，人们对四声还没有明确的认识，所以也谈不上平仄之分。
②例如谢脁《离夜》："玉绳隐高树，斜汉耿层台。离堂华烛尽，别幌清琴哀。翻潮尚知恨，客恩渺难裁。山川不可尽，况乃故人杯。"除了第二、第四两联失粘外，已大体合于五言律诗的平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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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取向中，前者把观察的目光对准社会，对准诗人之外的那个大千世界，后者则收视反听，努力地披露诗人内心的同样是无比丰富、无比广阔的感情世界。从逻辑上说，这两种取向已经复盖着整个诗国的疆域。如果依具体的题材来分析，则有曹操的乐府诗、阮籍的咏怀诗、左思的咏史诗、郭璞的游仙诗、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沈约的咏物诗、江淹的拟古诗以及颇遭后人诟病的玄言诗、宫体诗等等，可以说，五七言诗的题材种类，在唐以前已经大致齐备了。
　　在诗歌艺术手段方面，唐代的诗人们也继承了丰富的遗产。除了已经凝聚在今体诗格律中的声律、对仗之外，以下两个方面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第一是比兴手法的运用。由于比兴手法的产生早于五七言诗，所以在最早的五七言诗作品中就能看到比兴手法的运用了。在《古诗十九首》中，"胡马越鸟，陵柏涧石，红芙泽兰，孤竹女萝，随手寄兴，辄增妩媚。至如'迢迢牵牛星'一章，纯借牛女作象征，没有一字实写自己的情感，而情感已活跃句下。"（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继之而起的诗人也多诸此道，且不说曹植乐府诗和阮籍咏怀诗中那些通篇皆为比兴的名作，①单是左思的"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咏史》其二，《晋诗》卷七）和陶渊明的"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饮酒》其八，《晋诗》卷一七）这两个比喻，就无数次地被后代的诗人所模仿、借鉴。第二是丽辞的熔炼。后人批评八代诗风，常常集矢于辞藻之华美，陈子昂说"齐梁间诗彩丽竞繁"（《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陈伯玉文集》卷一），李白更进而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五十九首》其一，《李太白全集》卷一）。事实上，辞藻华美本身并不是诗歌的弊病，从汉魏到陈、隋，诗人们在丽辞的熔炼上耗费了大量心血，他们的成就正是唐人继承的文学遗产之一部分。而且在八代诗人所创造的丽辞中，既有曹植、陆机、潘岳、谢灵运的繁富、浓丽，也有张协、谢肌、何逊、阴铿的清新、巧丽，后者对唐人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①当然，作为上述两种手段的补充，八代诗人在直陈其事的叙述、描写及平淡美的追求上也很有成就，前者如建安诗人，后者如陶渊明，其义自明，不用多说。
　　由于先唐的五七言诗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所以产生了许多风格各异，自具面目的诗人，为节省篇幅，让我们看看后人对他们诗风的简要评述：曹操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沈雄"（敖陶孙《臞翁诗评》）；曹植诗"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同上）；刘帧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钟嵘《诗品》卷上）；阮籍诗"遥深"（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稽康诗"清峻"（同上）；潘岳诗"烂若披锦，无处不善"（《世说新语·文学》引孙兴公语）；左思诗"错综震荡，逸气干云"（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张协诗"文体华净"（钟嵘《诗品》卷上）；郭璞诗"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同上卷中）；陶渊明诗"如绎云在霄，舒卷自如"（敖陶孙《臞翁诗评》）；谢灵运诗"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同上）；颜延之诗"如错采镂金"（钟嵘《诗品》卷中引汤惠休语）；鲍照诗"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敖陶孙《臞翁诗评》）；谢脁诗"艳而韵，如洞庭美人"（陆时雍《诗镜总论》）；何逊、阴挫诗如"微芳幽馥，时欲袭人"（同上）；吴均诗"清拔有古气"①例如曹植的《美女篇》、《浮萍篇》、《吁嗟篇》和阮籍的《咏怀诗》之五、二十一、二十六等。①例如李白对于谢跳十分倾心，"一生低首谢宣城"（王士禛《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六首》之三，《渔阳诗集》卷一四）而杜甫对何逊、阴铿相当服膺，自称"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之七）李、社所着眼的主要是谢用脁等人的清词丽句。
　　（《南史·吴均传》）；庾信诗"清新"（杜甫《春日忆李白》），真是春兰秋菊，美不胜收！即使是一些不太著名的诗人，也因其风格特征而得到很形象的品评，如范云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迟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钟嵘《诗品》卷中），等等。正是因为诗苑中已经呈现百花争艳的盛况，梁代的钟嵘才有可能写成《诗品》，对一百二十二位诗人的风格予以品评论述，并指出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事实上，这种渊源关系是一直延伸到唐代诗坛上去的。
　　上述四个方面的情况告诉我们，当唐代诗人登上诗坛时，他们面临着的是十分丰厚的文学遗产，唐诗正是在八代诗的坚实基础上建造起来的一座大厦。
　　在初唐，诗人们对他们所继承的诗歌遗产采取了两种态度。以唐太宗为核心的宫廷诗人虽然说过一些反对绮靡文风的话，①但他们的创作实践却仍是陈、隋诗风的继续。由隋入唐的虞世南、陈叔达、李百药、欧阳询等人当然不可能突然改弦易辙，稍晚的长孙无忌、上官仪等也随波逐流。当时名闻天下的上官仪提出"六对"、"八对"之法，又与许敬宗等撰《瑶山玉彩》摘录丽句，说明他们所注意的重点正是南朝诗的藻翰胼俪，并力图在这方面更进一步。武后执政时，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间等人则更加注重继承南朝诗人在回忌声病方面的成就，终于完成了五七言诗的律化。显然，这些诗人对前代诗歌的艺术手段作了较好的继承和借鉴，但在题材内容上则未能明辨良莠而得前人之精华。

　　另一种倾向则发初于"初唐四杰"，四杰对诗歌律化也有贡献，但更大的贡献则在于将诗歌题材由宫廷、台阁扩大到江山朔漠之间，对前朝遗留下来的淫靡诗风有所抵制。及至陈子昂出，乃大张旗鼓地以恢复"汉魏风骨"相号召，要求从建安、正始时代的诗歌中汲取力量以开辟唐诗的疆土。由于陈子昂的革新主张为唐诗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所以得到后人极高的赞赏，但是我们在肯定陈子昂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必须指出他对前代诗歌在艺术手段和艺术形式方面的成就显然注意不够，有时还抱有偏见。
　　到了盛唐，唐诗的鼎盛时代来临了。后人往往认为盛唐诗坛上有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两个诗人群体，这样概括不太准确，但大致上说出了当时诗坛上的两种倾向：孟浩然、王维、常建、储光羲等人的作品极为成功地描绘了美丽幽静的自然风光，借以反映其宁谧的心境，他们主要是陶渊明和大小二谢的后继者，而意境的完整和措语的精深华妙则超过前贤。高适、岑参、李颀、玉昌龄等人的边塞诗既歌颂了抵抗侵略的胜利及爱国将士的奋勇精神，也控诉了开边战争的不义及战争对人民和平生活的破坏，这些诗交织着英雄气概与儿女衷情，兼有悲凉慷慨和缠绵宛转之情。这些诗人主要是源于建安诗人和刘琨、鲍照，论内容之丰富与气概之雄大则后来者居上。程千帆师用"隐士"和"侠少"的形象来说明这两种倾向，并认为"这实质上也就反映了他们由于生活道路千差万别的曲折而形成的得意与失意、出世与入世的两种互相矛盾的思想感情。不同的生活道路与不同的生活态度，使他们或者成为高蹈的退守者，或者成为热情的进取者，或者因时变化，两者兼之。前人所谓'盛唐气象'，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富于浪漫气息的精神①详见《贞观政要》一书。即使是最善写宫体诗的虞世南也曾谏阻太宗使朝臣赓和宫体诗（见《新唐书·虞世南传》），可见这是当时的风气、面貌。"① 这种浪漫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的体现者无疑是李白。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和追求精神自由的天性，使他既能热情地沤歌壮丽的自然和社会乃至心灵中的光明面，又能对一切黑暗、丑陋的现象表示无比的轻蔑，从而使其作品内涵之丰富深邃超越了王、盂、高、岑等人。同时，李白那惊人的天才又使他能得心应手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创造出飘逸、壮丽的艺术风格，从而成为"众星罗秋"（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一）的盛唐诗坛上最为耀眼的明星。
　　然而，诗歌史上"集大成"的使命仍然有待于杜甫来完成。如上所述，五七言诗发展到盛唐已经臻于极盛，但是还没有人对之进行全面的总结。杜甫之外的盛唐诗人在某些题材取向、某种诗歌样式、某种风格倾向上各擅胜场，但往往长于此而短于彼，或者竟是能此而不能彼。即使是王维和李白也有这样的缺点。王维的艺术才能非常全面，对五七言古今体诗的各种样式都很擅长，②他在题材取向上也没有局限于山水、田园，可是他显然对当时社会的黑暗面缺乏了解，即使在安史之乱前后也没有写过什么属于揭露和批判意义的作品。内容的偏颇使他在艺术上主要继承了陶、谢肌的长处，而与其他风格的前代诗人没有多少关系。李白的视野远比王维广阔，对于唐帝国的政治日趋黑暗的现象有极敏锐的感受和深刻的揭露，但李白对南朝诗歌艺术的看法显然受到陈子昂的影响，《本事诗·高逸第三》中记载李白说："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徘优哉！"这也许是传闻失实，但他在《古风五十九首》之一中确实说过"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这与陈子昂"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之语是俘鼓相应的，这种观点肯定影响了李白对形式严整、手法工细的律诗艺术作仔细的推敲，当然他那挥洒自如的写作方式也是原因之一。
　　杜甫则不然。杜甫对前代的文学遗产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和十分虚心的态度，他有诗云："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之六）他对于从《诗经》、《楚辞》、汉魏乐府、汉代文人五言诗（即所谓"李陵"、"苏武"）、建安诗人曹植、刘帧、正始诗人阮籍、稽康、南朝诗人陶渊明、谢灵运、谢脁、鲍照、何逊、阴铿、庾信直到初唐诗人沈、宋、四杰、陈子昂等的诗歌传统都有所论述，①既能知其长，也能知其短，② 而且在创作实践中努力汲取、借鉴这些长处。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韩愈论》中则进一步指出："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
①见《唐诗的历程》，载《程千帆诗论选集》。按：本节中关于唐诗发展过程的一些观点多本于千帆师，谨此说明。
②王维的五古和七律之成就稍逊于其他各体，兹不细论。
①参看程千帆师《少陵先生文心论》（载《古诗考索》）和萧涤非、廖仲安《别裁伪体，转益多师》（载《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三辑），本书第五章中也将有进一步的论述。
②例如被陈子昂完全否定的齐梁诗，社甫一方面批判其委靡之气："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之五），另一方面又对谢脁、何逊、阴铿等人的艺术成就予以充分肯定。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上述说法，指出了杜诗与前代诗歌在艺术风格上的渊源。此外，杜甫对前人写过的题材内容也兼收并蓄，而且使它们互相渗透、融合，从而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杜诗中，从朝政国事到百姓生计，从山川云物到草木虫鱼，整个外部世界都与诗人的内心世界融合无间，并被纳入儒家的政治理想、伦理准则、审美规范的体系之中。对于前人的艺术手段，杜甫也同样地兼收并蓄，并熔铸成一种和谐的全新艺术风貌：格律严整而气势磅礴，字句烹炼而意境浑然，成语典故与口语俗字并得妙用，泼墨儒染与工笔细描同臻极致。杜甫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个人的艰苦努力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时代为他准备了丰富的诗歌遗产这个客观因素，用秦观的话来说，就是"岂非适当其时故耶？"（《韩愈论》）①杜甫所处的时代又是古典诗歌史上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代。后人在唐诗分期的问题上尽管众说纷坛，但无论是严羽《沦浪诗话·诗体》中提出的"五体"说，还是元人杨士弘《唐音》中提出的三分法，或者明人高棅《唐诗品汇》中提出的、对后代影响最大的"四唐"说，都把玄宗天宝未视为分界线，在那以前是"盛唐"，在那以后则为"大历体"或"中唐"。也就是说，天宝未是人们公认的唐诗转折点。而且这个转折点的意义还不仅仅局限于有唐一代之诗，对于整个古典诗歌发展史来说，天宝未同样是一个转折点。清人叶曼对所谓"中唐"的说法颇为不满："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② 闻一多更十分明确地把建安以后的诗歌史分成前期和后期，其分水岭就是天宝十四载（755）。③ 我们基本上同意上述观点，并认为这个转折过程的时间跨度大约是以天宝十四载（755）为中点的二十来年。
　　那么，这个转折过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或者说，那个时代对诗坛风会提出了何种转变要求呢？
　　首先，正象上面所说的，在天宝年问也即盛唐的后期，五七言诗歌的创作实绩已经有了惊人的积累，而杜甫则以集大成者的姿态对前人的诗歌遗产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从表现对象到创作手法，从诗歌体裁到修辞手段，前人在诗国中留下的丰富积累都在盛唐诗尤其是杜诗中汇总起来了。至此，古典诗歌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顶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五七言诗要想继续向前发展，就再也不能沿袭以前的轨道了。其次，随着大唐帝国鼎盛时代的消逝，以浪漫气息为主要特征的"盛唐气象"也悄然逝去了。动乱的社会、黑暗的政治和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使诗
①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杜甫登上诗坛时，五七言今体诗的各种样式在形式上都已定型。这种经前人几百年的艰苦摸索才建立起来的新诗体具有声律相间相重，文句或散或骄，既工整又有变化的形式美，从而为杜甫争奇斗妍、逞露才思提供了全新的艺术天地。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前代诗人为诗歌格律化付出的巨大努力，如果杜甫还需要自己去摸索诗歌格律，他是不可能写出那些精美绝伦的律诗来的。
②见《百家唐诗序》，刊于清席启字编《唐诗百名家全集》卷首。按：席氏此编专收中晚唐人诗集，原是因为盛唐以前之诗集多有善本行世（见该书自序），而叶燮则在序中借题发挥，以阐述他的文学进化的观点。我们大致同意叶说，但叶燮把"中唐"之始定于贞元年问，我们则认为"中唐"始于天宝末年前后。
③见郑临川述《闻一多先生说唐诗》，《社会科学辑刊》1979 年4 期。按：闻一多此说的主要依据是前期的作者成分是门阀贵族，后期的作者身分是士人，我们对此有不同看法，详见本节。人们再也唱不出高昂的充满理想光辉的歌声了。高适、玉维在安史之乱以后很少作诗，岑参亦豪气销尽，再也写不出雄奇恣肆、酣畅淋漓的七言歌行了。甚至连李白也由"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转而"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古风五十九首》之十九，《李太白全集》卷一）。这一切都说明，时代已向诗人们提出了新的要求：理想必须让位给现实，诗神也必须从云蒸霞蔚的空中降临到疮痍满目的大地上来了！
　　上述两点在创作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就是：诗歌主题要从描写理想境界转向反映社会现实，诗歌手法要从幻想、虚构和夸饰转向严格的写实，写作方式要从随意挥洒转向刻苦锻炼，艺术风格要从高华飘逸转向朴实深沉。一句活，诗歌必须从盛唐转向中唐，并进而转向晚唐与宋诗了。
　　在短短的二十来年中要使诗歌实现如此大幅度的转变，需要有一位既属于盛唐又属于中唐、既能对前一个时代的诗歌作集大成式的总结，又能为后一个时代的诗歌开辟道路的诗人。杜甫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应运而生的历史性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之所以能成为"诗圣"，又是受到了那个诗歌史上的特殊时代的玉成。

六、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学力


　　在上面几节中我们分别从家庭传统和时代背景两个角度讨论了杜甫成为"诗圣"的外部条件，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必须的，但并不是充分的。也就是说，杜甫之成为"诗圣"，还必须具备先天禀赋和后天学力等内在条件。否则的话，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诗人受到时代的"玉成"，那些人中肯定不乏具有诗礼传家的家庭背景者，然而却只有杜甫一个人赢得了"诗圣"的桂冠。
　　伟大的人格是造就伟大诗人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我们所说的"伟大的人格"，不仅包涵正直、善良的品性，而且必须包涵阔大的胸襟和弘毅的精神。诗人薛雪说得好："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謦一咳、一挥一洒，必有过人处。"（《一瓢诗话》）对于身处乱离之世的诗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否则的话，即使是一个正直、善良的灵魂，也难免要为乱世的精神重负所压倒、摧毁，除了沉重的叹息之外，不能给诗坛留下任何东西。《箧中集》诗人就是一个例证。乾元三年（760），元结编《箧中集》，收录沈千运、盂云卿等七位诗人的作品，元结在《箧中集序》（《元次山集》卷七）中说："风雅不兴，几及千载，溺于时者，世无人哉！呜呼，有名位不显，年寿不将，独无知音，不见称显，死而已矣，谁云无之！??吴兴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穷老不惑。凡所为文，皆与时异。故朋友后生，稍见师效，能似类者，有五六人。于戏！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沈千运等人也许确如元结所言，有"正直"、"忠信"、"仁让"的美德，但他们的诗作则大多表现个人坎坷失意及亲友生离死别等内容，情调十分低沉。即使是元结誉为"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的沈千运，诗中所写的也无非是"栖隐无别事，所愿离风尘。??如何巢与由，天子不得臣？"（《山中作》，《箧中集》）"人生各有命，在余胡不淑，一生但区区，五十无寸禄。"（《中言怀》、《箧中集》）之类的句子，既没有反映那个时代的民生疾苦等广阔的社会现实，又缺乏理想的光辉，事实上根本没有达到元结所说的上继"风雅"的高度，这显然是由于沈千运等人缺乏伟大弘毅的人格精神而造成的结果。杜甫则不然，正象我们在第二节中所说，杜甫具有以儒家精神为底蕴的伟大人格和丈夫气概，他对自己的理想抱有坚定的信念，任何挫折和打击都不能使他完全放弃自己的信念。杜甫的一生，可以说是穷愁潦倒之极，但他"忧在天下，而不为一己失得"（黄彻《A 溪诗话》卷一○），他主动地承担起人间的一切苦难和忧患。他遭遇到"入门闻号陶，幼子饿已卒"的惨痛不幸时的反应是"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在"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困苦处境中希望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是何等的胸襟！在杜甫笔下出现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蜀相》）的贤臣，"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前出塞九首》之三）的战士，乃至"下愍百鸟在罗网"（《朱风行》）的朱凤和"急难心炯然"（《义鹘行》）的"义鹘"，其实都是诗人的自我画象。这正是杜甫高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关键之处。
　　此外，杜甫性格的复杂性也值得注意。杜甫的性格中有狂做的一面，《新唐书·杜甫传》载严武欲杀杜甫事：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中。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日："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怦，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粹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此事出于唐人范掳所作《云溪友议》卷上，而《云溪友议》作于唐傅宗时（874-888）或稍后，距杜甫之卒已有百余年，书中又多传闻失实之处，故后人多以为此事不可信。① 我们认为诗人与严武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他对严武始终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这在杜诗中有大量的证据，所以严武曾经"欲杀甫"的事肯定是小说家言。但是说杜甫说过"严挺之乃有此儿"的话，虽无实据，却并非完全不合情理。杜甫《奉酬严公寄题亭之作》云："谢安不倦登临赏，阮籍焉知礼法疏。"严武《巴岭答杜二见忆》（《全唐诗》卷二六一）则云："可但步兵偏爱酒，也知光禄最能诗。"杜甫以阮籍自比，严武亦以阮籍比杜，"礼法疏"的阮籍在醉后说一句失礼的话，并不是太奇怪的事。①事实上，杜甫在狂做方面确实颇有乃祖遗风。杜审言曾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菱之北面！"（《唐才子传》卷一）杜甫在"放荡齐赵问，裘马颇清狂"的少时就在文学上自视甚高："气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壮游》）在"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的困顿生活中也仍然气冲斗牛："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因为他狂傲，所以少时就树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的抱负，并且有勇气去攀登古典诗歌的高峰。
　　然而杜甫的性格中又有谨慎的一面。这不仅体现在他在政治生活中"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净姿，恐君有遗失"（《北征》）以及"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晚出左掖》）的小心翼翼，而且体现在他在诗歌创作中对前代乃至当代的诗人都采取虚心学习的态度（见本章第五节）。正因为他谨慎，所以他能踏踏实实地完成集诗歌之大成的历史使命。狂傲而又谨慎，这也许正是造物赋予社甫的最佳性格。
　　人们在比较李、杜之异同时，总是强调李白的天才和杜甫的学力。其实，这两位诗人都是既才高八斗又学富五车的。
　　杜甫具有非凡的天赋。开元五年（717），年方六岁的杜甫观看了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五十年以后，诗人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生动、细致地回忆了公孙大娘的舞姿：" 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骏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一个六岁的儿童就能欣赏"浏漓顿挫"的舞蹈艺术且把鲜明的印象保留五十年，可见诗人是早慧且强记的。他在《壮游》一诗中说自己"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更可证明他诗才的早熟。一部杜诗，无异是一座诗歌艺术的宝库，没有过人的天才的话，是不①杜甫《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誉严武云："开口取将相，小心事友生。"《杜诗详注》卷一六引《社臆》云："观'小心事友生'句，知武无欲杀公事。"甚当。按：今本《杜臆》无此语。① "严挺之乃有此儿！"其实是一句赞叹之辞，其失礼之处在于犯了对方的父讳且以长辈自居。杜甫虽比严武年长十口岁，但他人蜀后屡得严武之照顾，且曾入其幕为僚佐，于礼是不该以长辈自居的。可能以一人之力建造这样一座宝库的。换句话说，社诗本身的艺术造诣就是诗人天才的最好证明。
　　当然，杜甫更为人们称道的是他的学力。杜甫读书广博精深："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丈二十二韵》）是他的自负之言，"群书万卷常暗诵"（《可叹》）虽是他对友人的称扬，其实也可看作他的夫子自道。读破万卷使诗人对前代的文学和学术有深刻的理解，是他全面借鉴前代文学遗产的前提，而更直接的结果则体现于成语典故的熟练运用。宋人号称读书广博，但他们对杜诗的用典则叹为观止。孙觉说："杜子美诗无两字无来处。"（见林希逸《竹溪虏斋十一稿》续集卷三○）黄庭坚进而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王琪则叹息说："子美博闻稽古，其用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杜工部集后记》，见《杜诗详注》附编）这些说法虽然稍嫌夸张，而且忽视了杜诗也善于运用俚语俗字的一面，但确实说出了人们读杜诗时的一种感受。中唐刘禹锡"尝讶社员外'巨颡拆老拳'，疑'老拳'无据。及览《石勒传》；'卿能遭孤老拳，孤亦饱卿毒手。'岂虚言哉！"（见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然而杜甫用典绝不是仅仅以多取胜，他在用典的具体方法上有许多独到之处。首先，杜甫善于熔铸成语以为己辞。宋人郭思云："老杜诗学，世以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观其诗，大率宗法《文选》，掖其华髓，旁罗曲采，咀嚼为我语。"（《瑶谿集》"熟精文选理"条）清人沈德潜更指出："杜少陵经史并用。"（《说诗晬语》卷上）例如《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两句，借用《论语·述而》篇中"不知老之将至"与"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成句，又如《画鹰》中"毛血洒平芜"句借用班固《两都赋》中"风毛雨血，洒野蔽天"之语，都做到了妥帖自然，语如己出。其次，杜甫用典确切。由于诗人腹贮极富，所以他总是能选择最确切的典故，毫无凑合之感。例如《别房太尉墓》："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上句用谢安好弈比方房琯好琴，房因宠爱琴客董庭兰而颇遭物议，故杜甫用此典暗示宰臣嗜好艺术无可非议，诚如仇兆鳌注云："语出回护，而不失大体。"下句用春秋时吴季札挂剑徐君墓树之典，更切合别墓之题。最后，杜甫用典的手法灵活多变。所以尽管杜诗中用典很多，却没有呆板烦冗之弊。宋人林希逸指出，杜诗中"事则或专用，或借用，或直用，或翻用，或用其意，不在字语中。于专用之外，又有展用，有倒用，有抽摘渗合而用。"（《竹溪虏斋十一稿》续集卷三○）虽然分类稍嫌繁琐，但说出了杜甫用典手法多变的特点。这些手法中最为后人称道的是"或用其意，不在字语中"之法，宋人李颀《古今诗话》"用事如水中着盐"条云：作者用事要如水中着盐，饮食乃知盐味，此说诗家秘密藏也。杜少陵诗如："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人徒见凌辄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祢衡传》："渔阳掺声悲壮。"《汉武故事》："星辰影动摇，东方朔谓：'民劳之应。'"则善用故事者，如系风捕影，岂有迹耶？
　　其他如宋蔡絛《西清诗话》"老杜用事"条、清施补华《岘佣说诗》论"死典活用"条也分析了杜诗用典的这种手法。清人薛雪云："杜浣花炼字蕴藉，用事天然，若不经意，粗心读之，了不可得，所以独超千古。"（《一瓢诗话》）显然，深厚的学力是杜诗艺术造诣的重要成因之一。
　　如果说社甫是诗国中的风凰的话，那么非凡的天赋与惊人的学力就是凤凰的一对翅膀。
　　斯人生于斯世，就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诗歌史上的"集大成"的使命。在后面的两章里，我们将看到杜甫为完成这个使命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看到他在攀登古典诗歌顶峰的途中留下的一串串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