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一种史书编纂形式，史钞起源于战国时期，经过两汉至隋唐的发展，到宋明时期达于鼎盛。随着史钞类史籍的逐步增多，宋初编纂《龙图阁书目》，正式把史钞从杂史中分离出来，列为史部独立的类目，取得了史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史钞的编纂形式比较灵活，或在旧史体裁基础上加以改造创新，或打乱旧史体例重新分类钞纂，或不受史书体例限制，随笔杂抄，均以适合多数人阅读为归宿。史钞蕴含着丰富的史学思想，有着强烈地以史为鉴的思想，特别注重正统之争，彰显以史育人的观念，关注史论在读史中的的引导作用。史钞的社会影响很大，人们竞相镌刻、售卖和传阅，成为史学走下庙堂、走向民间的桥梁。
【关键词】：史钞 史学普及 历史编纂 史学思想

　中国古代史钞的发展源远流长，在历史知识、历史观念的传播与普及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是，由于它们不是面目严肃、体例严谨、卷帙庞大的原创性史书，故而一直不入后世史家法眼，长期以来无人问津。近几年有人开始关注史钞的起源与发展①，但承谬袭误，错误较多，很多问题需要重新梳理。至于史钞的编纂形式、史学思想、社会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几乎付诸阙如②。这与史钞在古代史学中的地位和社会中的影响很不相称，故有必要进行深入探究。

一、史钞的起源与发展
　　讨论史钞的起源与发展，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史钞作为一种史书编纂的形式产生于何时？是如何发展的？二是史钞在古代史部目录分类中作为一个独立的类目出现于何时？史部目录中史钞类目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迄今为止，对此的认识始终模糊不清，以至于谬说流传，贻害后学。
　　作为一种史书编纂形式，史钞何时出现，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史钞始于孔子删书，《四库全书总目》云：“帝魁以后，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取百篇，此史钞之祖也。”③第二，史钞产生于东汉学者抄撮旧史，《隋书·经籍志》云：“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④。第三，史钞始于东晋葛洪，章学诚说：“钞书始于葛稚川。”⑤把东晋葛洪的《史记钞》当作史钞的源头。以上三种说法中，史钞始于孔子删书的说法普遍遭到后世学者的质疑，钱穆在《国学概论》、张舜徽在《四库提要叙讲疏》、陈秉才、王锦贵在《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中都否认孔子删书为史钞之源的说法，证据充分，可以采信。既然史钞之作始于孔子的说法不能成立。那么，史钞是不是就始于东汉学者或者西晋葛洪呢？看来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探究。

　要想搞清史钞始于何时，首先要搞清史钞作为一种史书类型，具有何种特点。这个问题搞清了，史钞源于何时也就迎刃而解了。较早论述史钞特点的是西晋葛洪，他认为史钞就是“撮其精要”，使阅读者能“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烦而所见博”⑥。《隋书·经籍志》则认为史钞乃“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明确指出史钞就是在旧史的基础上抄撮而成。南宋学者高似孙在其所著《史略》中进一步归纳史钞的特点：“凡言钞者，皆撷其英，猎其奇也，可为观书之法也。”⑦在高似孙看来，史钞就是节抄史书内容，撷英猎奇，以便别人观览。清代四库馆臣在前人基础上作了更为明确的论述，认为史钞的特点是“含咀英华，删除冗赘”，“博取约存，亦资循览”⑧。可见，史钞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卷峡浩繁的史书删繁就简，取其精华，钞撮举要，以便于人们阅读记诵。

搞清了史钞的特点，我们再反观古代史籍的发展，就很自然地看出史钞起源于何时了。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史钞应该出现在战国时期。《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⑨很显然，铎椒和虞卿有感于《春秋》卷帙浩繁，不利于君王阅读，于是选取其中事关成败得失的内容，博观约取，删繁就简，抄撮成书，编成精简本，以便阅览。刘向《别录》也有“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的记载⑩。由此可见，“史钞之书源远流长，战国时期即已显其端倪”(11)，应该是正确的判断。《隋书·经籍志》认为史钞始于东汉学者抄撮旧史，倒是指出了东汉以后抄撮之风盛行的状况，但没有追溯其源头。至于章学诚认为“钞书始于葛稚川”，则完全没有梳理史钞产生的过程，纯属误判。

从两汉到隋唐，史钞之作不断出现，成为一种重要的著作方式。东汉卫飒“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12)，编为《史要》；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13)，编为《节本太史公书》；应奉“删《史记》、《汉书》及《汉纪》三百六十余年，自汉兴至其时，凡十七卷”(14)，编为《汉事》。这些都是汉代较为著名的史钞著作。另外，荀悦作《汉纪》，也是抄撮班固《汉书》而成，“(汉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15)。三国时期，桓范“尝钞撮《汉书》中诸杂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论》”(16)。东晋葛洪“钞《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17)，编成《史记钞》、《汉书钞》等。由于抄撮之作日渐增多，南朝齐梁之间甚至出现了“钞撰学士”一职，庾信、徐陵都被称为“钞撰学士”(18)。这一时期抄撰众籍成为时尚，史载庾肩吾“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钞撰众籍”(19)。庾于陵“与谢朓、宗夬钞撰群书”(20)。裴子野依据诸家《后汉书》，“钞合《后汉事》四十余卷”(21)。袁峻“钞《史记》、《汉书》各为二十卷”(22)。杜之伟“与学士刘陟等钞撰群书，各为题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伟为序”(23)。隋朝李文博读史，“若遇治政善事，即钞撰记录”(24)。唐代高峻“钞节历代史”，成《高氏小史》一书。

　由此可以看出，从战国时期铎椒、虞卿抄撮旧史开始，由两汉到隋唐，史钞作为一种撰述形式，愈来愈发展，社会影响也日渐增加。其见于《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著录的就有卫飒的《史要》、张缅的《后汉略》、《晋书钞》、王蔑的《史汉要集》、张温的《三史略》、葛洪的《汉书钞》、阮孝绪的《正史削繁》等十多部。当然，除史书外，这一时期的经、子、集书以及谱牒、医书、占卜之书等等，都有人抄撮改编。据曹之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抄撰、抄撮之作就有37类(25)。

　从宋到清，是史钞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史钞数量猛增，高质量的史钞越来越多，编纂形式更加灵活多样，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二是史钞在史部目录分类中逐渐引起人们关注，成为独立的类目。
　　从史钞数量上看，宋、明两代史钞数量激增。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代出现的史钞类史籍有74部，1324卷。另据《明史·艺文志》著录，明代出现的史钞类史籍有34部，1413卷。实际上，宋、明两代的史钞数量都远远超出这个数字。笔者曾根据多种目录学著作进行仔细统计、甄别，发现仅明朝一代的史钞类史籍就多达200余部(26)。从史钞编纂形式上来看，汉唐时期的史钞或专钞一史，或合钞众史，编纂形式还比较单一。但宋代以后，史钞的编纂形式开始灵活多样。对此，四库馆臣有比较精到的总结：“沿及宋代，又增四例。《通鉴总类》之类，则离析而编纂之。《十七史详节》之类，则简汰而刊削之。《史汉精语》之类，则采摭文句而存之。《两汉博闻》之类，则割裂词藻而次之。”(27)编纂形式的灵活多样一方面反映了史钞类史籍自身有了较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对史钞的需求愈来愈大。从抄纂质量来看，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史钞作品，如宋代杨侃的《两汉博闻》、吕祖谦的《十七史详节》和《东汉精华》、洪迈的《史记法语》和《南朝史精语》、沈枢的《通鉴总类》，明代张九韶的《元史节要》、唐顺之的《史纂左编》、梁梦龙的《史要编》、马维铭的《史书纂略》、茅坤的《史记钞》、王思义的《宋史纂要》，清代郑元庆的《廿一史约编》、杭世骏的《汉书蒙拾》等，这些史钞出自名家，“即所删节之本，而用功之深至”(28)，“采摭精华，区分事类，使考古者易于检寻”(29)，“约而不遗，驯而可诵”(30)。对后世有极大影响。

作为一种史书类型，史钞虽然出现较早，但在史部目录中成为一个独立的类目却是在宋代完成的。关于史钞最早出现于何种目录学著作，学界说法不一，错谬较多。《四库全书总目》和章学诚都认为史钞独立成目始于《宋史·艺文志》，所谓“《宋志》始自立门”(31)，“唐后史家，无专门别识，钞撮前人史籍，不能自擅名家，故《宋志》艺文史部，创为史钞一条”(32)。这一观点影响很大，当代学者承其说者较多(33)。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史钞类目成立时间的说法愈来愈多，或认为始于南宋高似孙的《史略》(34)，或认为始于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35)，或认为始于宋代的《三朝国史·艺文志》(36)。考诸目录学文献，以上说法似乎都不妥当。
　　笔者遍查汉唐间目录学文献，发现尽管这一时期史钞发展较快，但并没有一部目录学著作在著录图书时提到史钞。及至唐初修《隋书·经籍志》，史钞依然混杂于“杂史”类目之中。但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隋志》作者在论述“杂史”范畴时提到了史钞，这是迄今为止可以考见的目录学著作中对史钞类史籍最早的记载。在《隋志》作者看来，杂史包括“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各记闻见，以备遗忘”、“钞撮旧史”、记载“委巷之说”等类的史书，很明确地把史钞归到杂史类。因为这些史书都有“体制不经”、“迂怪妄诞”的特点，故谓之“杂史”(37)。也就是说，一直到唐代，人们都把史钞看做杂史。史钞真正从杂史中分离出来，是北宋初年的事情。

　据王应麟《玉海》记载，编于北宋初年的《龙图阁书目》已将史钞独立设目，《龙图阁书目》分经典、史传、子书、文集、天文、图画六阁藏书，附古贤墨迹。其中史传阁分正史、编年、杂史、史钞、故事、职官、传记、岁时、刑法、谱牒、地理、伪史共12类(38)。很显然，此时的史钞已经从杂史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目了。《龙图阁书目》为史钞独立设目，影响深远。此后，成书于天圣八年(1030年)的宋代《三朝国史·艺文志》效仿《龙图阁书目》的作法，也设立史钞类，著录史钞“二十六部，六百一十二卷”(39)，但已经晚于《龙图阁书目》30余年了。接着，宋代的《两朝国史》、《四朝国史》、《中兴国史》的艺文志都因袭了《三朝国史》而设史钞类。及至南宋，高似孙在其所著《史略》中设立史钞类，马端临在其所著《文献通考·经籍考》中设“史评史钞”类，元代修《宋史》，其《艺文志》也设立史钞类。此后，史钞作为史部的一个独立类目固化下来，《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郑堂读书记》都设史钞类目。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发展到宋元明清，史钞类史籍越来越多，学者编纂文献目录，必须把它反映出来。

需要说明的是，有宋一代对史钞类史书的性质的认识并不非常清晰。尽管《龙图阁书目》将史钞独立成目，但除了国史“艺文志”、《史略》和《文献通考》之外，《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目录学著作并没有设立史钞类目，或继续把此类史籍混于杂史类，或分散于杂史、编年、别史、史评之中。这些都说明，从唐至宋，人们对史钞类史籍的性质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归类亦无定例，史钞类史籍的价值还没有完全被人们所接受。但同时也说明了史钞正以自身顽强的生命力冲破传统史部分类，破土而出，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史钞的编纂形式
　　迄今为止，讨论史钞编纂形式最为深入的是四库馆臣，他们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专门就史钞的编纂问题进行了阐述。他们认为，宋代以前，史钞的编纂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专钞一史者”，二是“合钞众史者”。宋代以后又增加了四种形式，所谓“离析而编纂之”、“简汰而刊削之”、“采摭文句而存之”、“割裂词藻而次之”(40)。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四库馆臣对史钞编纂所做的分类标准不一，比较混乱。所谓“专钞一书”和“合钞众书”，实际上是从抄录材料的来源来划分的。专钞一书者，是把节抄的范围限定在一部史书内，诸如《史记钞》、《汉书钞》、《通鉴总类》、《元史节要》等；合钞众书者，是把节抄的范围扩展到多部史书中，诸如《十七史详节》、《史纂左编》、《廿一史约编》等。而所谓“离析”、“简汰”、“采摭文句”、“割裂词藻”则是从抄录材料的内容来划分的。“离析而简汰之”，就是把史书原来的内容打乱，重新进行分门别类地改编。这种改编即可针对一部史书，也可针对多部史书。如沈枢的《通鉴总类》就专门取材《资治通鉴》，按时间先后为次，以事标题，精简内容，分类编辑，把史实分成271门，颇便观览。唐顺之的《史纂左编》则取材历代正史所载之君臣事迹，以类相从，辑成君、相、名臣、谋臣等24门。这种离析史书内容的作法类似于编纂类书。“简汰而刊削之”，就是节选、摘抄旧史内容以成书，既可节抄一部史书，也可节抄多部史书。葛洪的《汉书钞》、茅坤的《史记钞》、王思义的《宋史纂要》属节抄一书者，吕祖谦的《十七史详节》属节抄多部史书者。“采摭文句而存之”，就是摘抄史书中的古隽文句，汇编成书，以备时用。如洪迈的《史记法语》、《南朝史精语》，凌迪知的《左国腴词》、《太史华句》等，可摘一书，也可摘众书。“割裂词藻而次之”，就是把史书中的轶闻奇事、有趣故事汇编为一书，意在猎奇，吸引读者。杨侃的《两汉博闻》、赵维寰的《读史快编》均属此类。这些新异趣事或节抄一书，或节抄多书，没有一定之规。

　由此看来，《四库全书总目》对史钞编纂所做的分类矛盾抵牾之处甚多，虽然看到了史钞类史籍编纂的灵活性和某些编纂特点，但没能揭示出史钞类史籍编纂与传统原创性史籍编纂的关系，也没有揭示出史钞类史籍的叙事风格和特点。有鉴于此，我们感到有必要深入探讨史钞类史籍在史书编纂方面的价值和贡献。
　　毋庸置疑，和面目严肃的原创性史书相比，史钞类史籍在编纂方面具有灵活多变的特点。史钞不是原创性史学著作，节抄旧史的目的或为了以史传家，或为了教育后代，或为了存史备览，或为了传播历史知识，或为了科考举业，或为了借古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但是，那些面孔严肃的原创性史书，“浩乎不可胜记”(41)，“卷帙浩繁，观者不免望洋兴叹”(42)，读之即难，也不易得。关于这一点，古代很多史钞编者都有清醒的认识。如张九韶编《元史节要》，就是因为“正史浩瀚冗繁，令人读之往往有倦心焉”，再加上“板藏内府，篇幅重大，未易可得”，担心元代历史“不能家传而诵之”，所以才以《元史》为据，“取其要者为一书，以便观览”(43)。既然史钞是为了方便让更多的人“观览”史书，满足大众对历史知识的需求，那么它们就和体裁严谨、体例规整、卷帙庞大的原创性史书不同，它们通过剪裁旧史，以较小的篇幅、灵活的编纂形式和简洁的叙事风格见长，针对不同的内容使用不同的体裁，既继承了传统的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传记、纲目等体裁形式，也有多种体裁综合运用、分类编辑、随意杂抄等形式。通过这样的方式，推动史学不断走向社会深层。

　其次，打乱旧史体例，重新分类编辑。根据节抄的内容重新组合，分类编选，是古代史钞的主要纂辑形式之一。诸多史钞编者把旧史中的历史内容彻底打乱，按类别重新分类组合，以自己的想法进行排列，以表达某种历史观念。这种分类节抄纂辑的形式特别适合那些以传播历史知识为主要目的的史钞。这类史钞编纂形式有多种类型：一是对旧史史事进行分类抄纂。如唐顺之作《史纂左编》，就是把各种史书中关乎国家治理的事例，“类而属之”(46)，分君、相、名臣等24门，门下分类目，目下选取历代史事，以垂鉴戒。张墉编《二十一史识余》，摘录二十一史中的佳事隽语，略仿《世说新语》之体，分父子、君臣、兄弟、夫妇、等59类编排，每条下皆注原史之名。所谓“言语之益，莫大于规箴；政事之变，莫危于兵策；文学之余，莫巧于艺术……各以类从”(47)。二是摘录旧史中的逸闻奇事和华丽词句，汇为一书。王涣抄编《两晋南北奇谈》，所选乃《晋书》以下八部史书中的奇闻怪谈，每卷均以所摘趣事轶闻命名，特别引人注意。如卷一的篇目有地陷二鹅出、中兴之象、七宝鞭、晋成诘庾亮、焚鸩鸟、竹简古篆、牛继马后等等，皆为奇闻逸事。所谓“史可以奇而废邪”(48)？说明王涣有着强烈的猎奇心态。凌迪知抄编《太史华句》和《左国谀词》，所选均为史书中的优美字句和华丽词藻，并分类编辑。其中《太史华句》摘取《史记》中的字句，分天文、时令、灾祥、山川等81门，以类编次。《左国谀词》则选编《左传》《国语》中的字句，左集分为40类，国集分43类，同样分类编辑，类有“岁时”、“山川”、“君道”等，类下为篇，有“八风”、“艮岳”、“涧溪”等，所录皆为相关史书中的名言警句。三是专门选录正史中的论赞以及史家论史之作。项笃寿的《全史论赞》，撮取历代正史中的论赞，以各代史书的顺序编次，以备观览。省去了人们因正史卷帙浩繁，论赞难于寻求的麻烦。同样，沈国元抄辑《二十一史论赞》，“纪、传、表、志悉各详收。其间或重出互见，稍为裁节。如论详而赞可略者，论遍举而赞隐括者，各存其一，以别异同”(49)。沈国元还在每部正史前设置小引，简评每部正史之优劣。同时旁搜后人对论赞的评论，或附以自己的简评以备观览。梁梦龙辑录《史要编》，则主要选取了历代史书的叙录、进书表、考论等内容，分正史、编年、杂史、史评四类编次。正史类抄辑历代正史中出现的或与之相关的序、表、赞、考等，编年类、杂史类、史评类所抄与正史类类似。在编者看来，这些内容“乃考索之荃蹄，献纳之关键也，或可备史学一种”(50)。类似的史钞还有茅一桂的《史汉合编题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