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看，东都尚书省与长安一样，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不过，东都六部之下所设的各司似不齐备，六部的具体工作也和长安官制有所区别。 
　　 
　　(一)吏部。东都吏部在洛阳的主要工作是主持在当地进行的铨选，因洛阳在长安的东面，故在洛阳进行的铨选又称之为东选。东选始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唐会要》卷75《东都选》云：“贞观元年，京师米贵，始分人于洛州置选。”《新唐书》卷45《选举志下》又载：“太宗时，以岁旱谷贵，东人选者集于洛州，谓之‘东选’。”可见这次选举之所以在洛阳举行，是因为关中岁旱米贵，为减轻长安的供给负担，才将洛阳以东的选人集中在这里，而洛阳以西的选人仍在长安铨选。这次在洛阳举行的选举虽为东选之始，却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即使后来洛阳升格为陪都，也不等于东选就一定制度化，其制度化的时间应在唐高宗末期。据《册府元龟》卷629((铨选部》记载：开耀元年“以关外诸州道里迢递，河洛之邑，天下之中，伏望诏东西二曹两都分简，留放即毕，同赴京师。”从引文看，这时东选已经制度化。东都铨选留放完毕后，铨司官员与被留放的选人还要同赴长安，如“王播为河南尹，大和二年十月以播为尚书右丞，敕吏部今年东都选事宜令播权判，待铨试毕日领官吏赴上都”，因为还要将注拟名单报送尚书省审查，再送门下省“过官”，然后奏请皇帝发给告身。开元元年(713年)十二月，“遣黄门监魏知古，黄门侍郎卢怀慎，往东都分知选事，便令拟宋璟为东都留守，摄门监过官”。由于皇帝已经派黄门省(即门下省)官员主管东都铨选，所以才令宋璟权摄门下过官，以便互相监督。这样东都铨选完毕后，就不必再赴长安送省审查和过官，这是唐代东都铨选工作的一大变革，使东选的程序更加完善。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主持东都铨选的不一定是吏部官员，皇帝往往派他官掌管此事，事罢职事即废。这是因为铨衡之任十分重要，尤其唐初，铨选之法甚简而权任甚重，所谓“吏部铨选，委任尤重，比虽守职，务在循常”。“凡初仕进者，无不仰属，选集之际，势倾天下，列曹之中，资位尤重。”何况东都远离长安，在皇帝的视线之外，所以不置常设官员，铨选时临时指派官员负责，既可防止铨曹官员长期主持选事权势过重，又可减少请托之事，目的是把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绝对控制于皇帝之手。

　　需要说明的是，东都的铨选虽然看起来不是东都尚书省主持的工作，但东都留守常以东都尚书省长官的身份主持东都铨选，从管理体制上看，东选仍属于东都尚书省的职责范围。如，“令宋璟为东都留守，摄门监过官”。宋璟就是以东都尚书省长官的身份参加东选的。东都尚书省吏部曾下设吏部、司勋和考功三司。《唐六典》卷4《尚书礼部》云：“凡内外百司皆给铜印一钮。(注云：其吏部、司勋各置二印，兵部置一印，考功、驾部、金部、尚食、尚乘局各别置一印。其文日‘某司之印’，东都即云‘东都某司之印，。)”从印文日“某司之印”语看，上述印应是六部下属的诸司之印。既然“其吏部、司勋各置二印”，吏部、司勋的各两印中当各有一印在东都吏部司和司勋司：“考功、驾部、金部、尚食、尚乘局各别置一印”，指除上述几司在西京长安设置有印信外在东都别置一印，就是说，东都考功司置有一印。《唐六典》成书于开元年间，反映的主要是唐前期的情况。所以，唐前期至少在开元年间，东都尚书省吏部当设有吏部、司勋和考功三司，且各置有一印。开元年间以前，东都的中央职官虚职相对较少，当时东都又多次举行东选，皇帝虽任命了主持工作的官员，但仍有许多具体的操作性的工作要做，东都吏部此时设这三个司，当参与其中的具体工作。

　　关于东都铨选的停止时间。据《唐会要》卷75《东都选》记载，大和三年(829年)“四月敕，东都选事宜权停”。《册府元龟》卷631《铨选部》所记略同。此后是否恢复，尚需进一步研究。

　　(二)户部。《旧唐书》卷48《食货上》记载：天宝三年，“天下籍始造四本，京师及东京尚书省、户部各贮一本，以备车驾行幸，省于载运之费焉”。可见，当时全国的户籍有四套。唐前期，东都尚书省户部与西京长安一样，各贮有一套户籍册，以备皇帝巡幸时查用，说明东都尚书省曾设有户部。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东都尚书省户部当设有户部司和金部司。东都户部司在唐后期曾置有户部郎中与户部员外郎之职。僖宗乾符三年(876年)，“以刑部郎中李蹊为户部郎中，分司东都”。宣宗时，毕诚“人为户部员外郎，分司东都”。从史书记载看，户部的有些分司官似乎仍掌管一些事务，如李蹊，“大中末，擢进士，累迁户部郎中，分司东都。劾奏内园使郝景全不法事”。内园使是内诸司使之一，户部郎中李磎劾奏郝景全当是自身职责所在。东都户部还设有金部司。从前引《唐六典》卷4《尚书礼部》可知，当时东都户部设有金部司，且置有一印。唐前期金部、仓部、司农寺、太府寺均置有木契，实行木契制度。据《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记载：“乃置木契，与应出物之司相合，以次行用，随符、牒而合之，以明出纳之慎。(注云：金部置木契一百一十只：二十只与太府寺合，十只与东都合，十只与九成宫合，十只与行从太府寺合，十只行从金部与京金部合，十只行从金部与东都合，二十只与东都太府寺合，二十只东都金部与京金部合。)”可知此时西京尚书省金部置有木契，每只木契为两半，分属不同部门。若需出财物时，则以一半相应木契及符牒到应出物之司，出物之司据符牒勘验木契后出物。从上引文看，有20只在东都金部，既然东都设立了金部，又置有木契，当有相当职事。不过，唐前期木契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京师金部、仓部为核心，西京金部为各部门的核心，而东都金部是受制于西京金部的。此外，未见东都仓部有木契设置，从李锦绣所作木契图上看，“东都金部、东都、东都太府寺也没有联系，东都官及行从官在设官分职时是有一定体系的，尚书省诸曹为诸司的政令机构。但从木契的设置看，东都行从官这种政令上的隶属关系名存实亡了，因而图A中索性免除了东都仓部木契的设置”。据此，东都当时可能并未设置仓部司。 
　　 
　　(三)礼部。礼部在东都的主要职事是掌管贡举。东都贡举的始置时间，史籍记载颇不一致。《册府元龟》卷639《贡举部》记载：“永泰元年，始置两都举，礼部侍郎官号皆以两都为名，每岁两地别放及第。”《唐摭言》卷1《两都贡举》略同。《唐会要》卷75《东都选》记载：“(永徽元年)，始置两都贡举，礼部侍郎官号皆以两都为名，每岁两地别放及第。”《旧唐书》卷11《代宗纪》记载：广德二年(764年)九月，“尚书左丞杨绾知东京选，礼部侍郎贾至知东都举，两都分举选，自此始也。”《登科记考》卷3记载：永昌元年(689年)，“进士神都六人，西京二人。”载初元年(690年)“进士神都十二人，西京四人。”从清人徐松的《登科记考》卷3所载可知，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年)与载初元年(690年)，洛阳已经开始贡举考试，所以作者才说“《摭言》以两都贡举始于永泰元年者，误”。若只是就两都贡举的始置时间而言，徐氏所论不错。不过，我们讨论的是洛阳为陪都时的分司官问题，永昌与载初时，武则天以洛阳为神都，使之成为全国的实际首都，不存在洛阳分司问题，所以这段时间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旧唐书·代宗纪》所记载的广德二年(764年)九月在东都举行的贡举考试，与《册府元龟·贡举部》及《唐摭言·两都贡举》所载的永泰元年(765年)的考试应是一回事，因每年十月举人会集于京师，次年春季开考，正是广德二年(764年)。至于《唐会要》、《册府元龟》、《唐摭言》所记基本相同，尤其是《唐会要》和《册府元龟》，除“永徽”与“永泰”一字之别外，文字完全相同，可见其资料同出一源。唐朝在显庆二年(657年)才正式以洛阳为陪都，永徽元年(650年)的洛阳还只是洛阳宫，此时是不可能和长安一起并称“两都”的，故“永徽”当是“永泰”之误。如果以上所论不误，则洛阳以陪都身份开始的贡举应始于永泰元年(765年)。


　　西京的贡举原由吏部主持，后由礼部主持。东都则由东都留守知礼部贡举。如永泰以后，据《登科记考》卷10，大历四至六年(769—771年)，均由东都留守张延赏知东都贡举。大历八年(773年)九月以“东都留守蒋琼兼知东都贡举”，大历九至十年(774—775年)，他仍以东都留守知东都贡举，只是大和元年(827年)以礼部侍郎崔偃知东都贡举。同东选一样，东都留守是以东都分司机构最高长官的身份主持贡举。

　　东都科举曾于大历十一年(776年)停止，相关记载主要有以下几条。《册府元龟》卷639((贡举部》记载：“大历十一年，停东都贡举。”《唐摭言》卷1《两都贡举》记载：“自大历十一年停东都贡举，是后不置。”《唐会要》卷75《东都选》记载：“自大历十二年，停东都举，是后不置。”所言为东都贡举事，但《唐会要》列入“东都选”条。《册府元龟》卷640《贡举部·条制二》记载：(大历)十年(775年)五月诏，“今年诸色举人并赴上都集。(注云：先是礼部侍郎贾至，以时艰岁歉，举人赴省者众，权奏两都分理，时礼部侍郎常衮以贡举人合谒见异于选人，并合上都集举旧章也，是后不置东都贡举。)”从《册府元龟》卷640《贡举部·条制二》的记载看，这次东都贡举的停止可能与大历十年(775年)礼部侍郎常衮的上疏有关。常衮认为，贡举和制举不同，应该按照旧章，谒见有司、先师和皇帝，建议取消洛阳贡举，贡士一律集中到长安考试。常衮是大历十年(775年)五月“诸色举人并赴上都集”后上疏，决定停止的应是大历十一年(776年)以后的贡举，所以《唐摭言》卷1《两都贡举》与《册府元龟》卷639((贡举部》记为大历十一年(776年)较为允当。不过，这次停止东都贡举可能只是暂时行为，此后又恢复了这一制度。据《旧唐书》卷17上《文宗纪》记载，大和元年(827年)七月，“敕今年权于东都置举”。《唐会要》卷76《贡举中》也说：“其年(大和二年)七月敕，今年宜权于东都置举，其明经、进士便在东都赴集。其上都国子监举人等，合在上都试，及节目未尽者，条流奏闻。”大历之后仍有不少人是通过东都贡举而进入仕途的。如礼部侍郎崔偃，大和初曾主持东都贡举，杜牧就是这次贡举及第的。 

　　东都礼部有祠部司和膳部司的设置。东都祠部司的主要职掌是祠祀祭享，由于鬼神崇拜和宗教有相通之处，所以僧尼道士亦归祠部。《大唐六典》卷4《尚书礼部》的“礼部郎中员外郎”条记载：“凡内外职事五品以上在两京薨、卒，及身死王事，将葬，皆祭以少牢，三品已上赠以束帛，一品加乘马。”如果职事五品以上官在东都洛阳薨、卒，及身死王事者，承担这一系列工作的当是东都的礼部。《旧唐书》卷43《职官二》记载：“凡国忌日，两京大寺各二，以散斋僧尼。文武五品以上，清官七品已上皆集，行香而退。”《唐六典》卷4《尚书礼部》记载：“凡国忌日，两京定大观、寺各二散斋，诸道士、女道士及僧、尼，皆集于斋所，京文武五品以上与清官七品已上皆集，行香以退。”两条资料一详一简，内容大体相类。国忌日时，两京各选两个大寺同时行香。可见，在唐朝礼制上，至少在国忌行香方面，两京是并重的。这两条资料均记于两书的“祠部郎中、员外郎”条下，管理这些寺观的道士、女道士及僧、尼是祠部职事，而东都的僧尼等应由东都祠部管理。 

　　东都礼部还置有膳部，主要掌管庙牲豆、酒膳之政。《唐六典》卷4《尚书礼部》记载：“膳部郎中、员外郎掌邦之牲豆、酒膳，辨其品数。凡郊祀天地、日月、星辰、岳渎，享祭宗庙、百神，在京、都者，用牛、羊、豕，涤养之数，省阅之仪，皆载于厅廪牺之职焉。”从“在京、都者”语看，东都也应置有膳部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