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文革首写大字报 放假避祸回老家
1966年6月4日早上，我来到学校以后，虽然已经打了上课铃，但李老师还没有说:“上课”,教室前面左上角的广播喇叭就响起了孙校长的声音:“同学们，根据上级指示，我校从即日起，暂时停课，开展文化大革命，大家对领导和老师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写大字报，在校园里张贴”。有一首《采桑子·春风料理家迎送》词为证：
“春风料理家迎送，常有湖山。雨里星眠，一枕相思荡玉盘。
归来修补情如水，处处流年。酬月阑珊，醉去题诗寄老天。”
听到广播以后，李老师就让大家去找毛笔、墨汁和白纸，准备写大字报。
有些同学好像事先有了准备，带来了这些东西，就开始写了起来。大多数同学却都没有带，就到处去寻找。我即没有带这些东西，也没有满处去寻找，想先到校园里去看一看，看看大家都写了点什么东西。
一节课以后，我从教室里的窗户里看到有些同学正在往校园内的墙壁上张贴自己刚刚写完的大字报，就从教室里走了出去，观看这些大字报。看了几张大字报以后，我感到很是失望，这些大字报写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么?我感到十分的迷惑不解。我想:既然《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位教师写的，我为什么不先到北京大学去看看大字报呢?看看他们究竟都写了些什么，我再写大字报，不是更好一些吗?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很早就起床了，决心要走到北京大学去看看那些大字报。
我住在崇文区，去北大要经过崇文门、台基厂、王府井、灯市口、美术馆、沙滩、故宫、北海、西安门、西四、白塔寺、阜成门、展览路、甘家口、百万庄、二里沟、白石桥、中央民族大学、魏公村、中国农业科学院、人民大学、海淀黄庄、中关村等二十多个地方，往返一趟需要走70多华里的距离。
中午12点以前，我终于进了北京大学南门。
这时候，北京各高校纷纷来到北大学习批判校党委的经验。不仅是本市的学校、机关、企业的群众，甚至连外地的一些学生和工人，也赶到北大来看大字报。校园里人山人海，每天来看大字报的人，达数万甚至更多。整个校园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一点不像一个平静的校园，倒像一个热闹的集市。
我在校园里看到，大字报铺天盖地，很难找到聂元梓的大字报究竟贴在哪里。在人丛中挤来挤去，终于看到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原文。
看完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我还看了其它一些大字报，这时已经是中午了。我又饿又渴又热，啃了几口带来的馒头，又喝了几口带来的白开水，就开始一步一步地往家走去。
在回来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思考。
我在一些大字报上学来了一些新名词，譬如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我虽然搞不懂“走资派”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朦朦胧胧地感觉像邓拓、吴晗、廖沫沙、彭真、陆平、彭佩云这些人一定就是“走资派”了，毛主席之所以支持聂元梓她们的大字报，目的应该就是想整这些“走资派”，特别是陆平、彭佩云这些人压制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更应该是毛主席要打倒的对象了。

我刚一出门，书包紧跟着被扔了出来，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我回到家中，放下书包，对妈妈说:“妈，我们放暑假了”,说完，就跑到胡同里找小伙伴玩去了。
在妈妈所生的这几个孩子里面，她最疼爱的就是我。
妈妈虽然只读过两年书，认不了几个字，也很少看书、看报，然而，凭着她40年的生活经验，她隐隐约约地预感到，现在外面的世界已经不稳定了，特别是我，更是让她揪心。现在刚6月份，还不到放暑假的时候，我的学校怎么就放假了。
我妈妈进一步想到，放了假，我就每天在外边野去，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呢?得想个办法管住我，不要让他惹事呀。
“诶，有了”,妈妈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来。
晚上，妈妈对我说:“三儿啊，把你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明天跟我回老家吧!”
“妈，你说啥?”
“我说让你明天跟我回老家去。”
“妈，我就纳了闷了，前年暑假，您带着我弟弟回老家，说什么也不带我去，为了我不跟您走，您还给我钱让我看电影，今年怎么太阳从西边出来了，非要主动带我回老家呢?”
“前年是前年，今年是今年，你也别问那么多了，明天跟我走就是了”。
北京没有直接到枣强的火车，要先坐到石家庄，转乘到德州的火车，在衡水下车，再坐长途汽车，才能到枣强县城。
第二天晚上，我和妈妈在永定门火车站坐上了到石家庄的火车。
永定门火车站其实是个临时客运站。北京最早修铁路的时候，在那里有个马家堡火车站，后来铁路延伸到前门，建了前门车站，马家堡站就被取消了。解放后，修建新北京站，为了减少运输压力，铁路部门决定在马家堡站附近建一个能用十年的临时客运站，因此才建了永定门火车站。
由于永定门站是临时站，所以它的建筑就是一片平房，并没有什么特色。
北京站建成以后，我曾经去参观过。那时，北京站站台东南有个小门，有几条铁轨延伸到前门，经常有一些火车开到那里去。我看了电影《铁道游击队》以后，想模仿刘洪，来个“飞车搞机枪”，用8号钢丝做了一把火车钥匙，等火车经过的时候，就“飞身”上车，打开车门，可惜他并没有搞到机枪，而是搞到了几个烟盒。烟盒可以用来迭三角玩，也算是大有收获吧。所以，我对火车并不生疏，然而，只有这一次，他才是真正地做了一回火车。
火车轰隆轰隆地开动了，我向窗外看去，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
火车一路上几乎是站站都停，早晨6点多到石家庄的时候，我已经把站名都背下来了：长辛店、良乡、窦店、琉璃河、涿县、松林店、高碑店、定兴、徐水、保定、完县、望都、清风店、定县、新乐、正定、石家庄。
我和妈妈在石家庄下了火车，还要过天桥，然后在站里等着转车。我看着车站里的样子，和永定门车站几乎一样。
妈妈说：“石家庄原来就是个小村，有了铁路以后就热闹起来，叫石门，解放后才改叫石家庄了。”
10点多钟，我和妈妈乘上了到德州的火车。
我往车窗外面望去，一路上都是庄稼地，有的是春天种上的庄稼，有的是是刚出苗的庄稼，有的是还没有种上的土地。列车又走了四个多小时，才到了衡水。

十七、学干活碾棚推碾 挑井水肥猪积肥
二婶把妈妈和我让进东屋，东屋靠窗户和东墙边是一盘土炕，形状像一个卧倒的L字，靠北墙有一张桌子和几个柜子，墙上还挂着几个镜框。有一首《画堂春·丹青一水月空山》词为证：
“丹青一水月空山，点明杨柳纤纤。东风寂寞桃花闲，又是春寒。
李下雾云自去，将傲骨置梅前。斜阳无语醉流年，是意悠然。”
一个胖大老太太迎了上来，我仔细观察这个老太太，只见她一头白发，长着一个大脸庞，脸上果然都是麻子。我看着这个老太太，心想，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奶奶吧。
“奶奶！”我喊了一声。
“哎!三儿来啊”，我看见奶奶的眼边有点泪花，显然很是激动。
我妈妈也走过来和奶奶说话。
这功夫，二婶已经抽工夫把饭菜摆上了桌，走进来说：“她大娘，饭熟了，先吃饭，一边吃，一边说吧。”
晚饭吃高粱米粥，黑面馒头，炒胡萝卜，饭桌旁还有几只苍蝇在表演舞蹈。
我啃了一口馒头，觉得很难吃，又夹了一口胡萝卜，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再喝一口粥，也不是个滋味。
二婶好像看出来我吃的不香，说：“三儿啊，咱老家的饭不好吃，是吧。这队里打的粮食不够吃的，得用粮本到宅城公社里买返销粮吃。返销粮就是这红高粱、山药干子，是不好吃。白面也是全面的，没有出麸子。这萝卜是棉花籽儿油炒的，咱这里就是有棉花籽油，连晚上点灯都得用它。”
“二婶子，这饭挺好吃的”，我说。
“二婶子，您吃的是什么呀”，我忽然看见二婶手里举着一块黑红黑红的饼子在吃。
“没嘛，这是夜里可剩的红高粱饼子。”
“二婶子，您给我尝尝”，我说。
“你还是吃卷子吧，这个不好吃”，二婶说。
“我就要吃”，我说着，到外边锅里拿出了一块红高粱饼子咬了一口。
我一吃，感觉这红高粱饼子真是又硬又涩，真是难吃，没想到成天种地的农民竟然吃这种玩意。
二婶看着我这尴尬的样子，笑着说：“叫你不吃，你非要吃，不好吃吧。”
吃完饭，二婶又忙着奶孩子、喂猪。
二婶喂猪回来以后，天也黑下来了。
二婶点上了那盏小棉花籽油灯，我感觉屋里还是黑乎乎的，就悄悄地溜了出去。
外边虽然也是黑乎乎的，但天上有一轮明月，还有无数个眨着眼睛的星星，把道路照的很清楚，在北京城里，他可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多颗星星。
我走到一个很大的场子里，场子中央有一个高大的草堆。我爬到了草堆上，闻到了一股新麦的芳香。“原来是一个麦秸垛。”
“谁呀”?麦秸垛上有人说话。
我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看见一个又高又壮的小伙子，在麦秸垛上躺着。
“我是大海个的孙子，你是谁呀?”
“我?人家叫我‘黑大庄’，你是北京来的吧?”

二婶往碾盘上倒了一些老玉米粒，然后让我抱着碾杆儿推了起来，一边推，三婶一边用笤帚打扫着碾盘上碾出来的的玉米面。
我抱着碾杆儿推了一个多小时，才把那些玉米粒推完。
放下碾杆儿，我觉得天旋地转，世界好像要颠倒了一样，看起来，农村人是苦，想吃个棒子面都那么不容易。
我跟着二婶回到家里，二婶把碾好的玉米面放下，说：“今儿晌午咱帖棒子面饼子吃”，说罢就进了东房。我很好奇，也跟着二婶走进了进去。
东房里面没有隔断，一个灶台连着一个小一点的土炕，屋里摆着一台古老的手摇纺车和一台古老的织布机。
这台手摇纺车是木头做的，二婶坐在纺车旁边的一个矮凳上，一只手拿着一撮和纺车连在一起的棉花团，一只手摇着手柄，纺起线来。
不一会儿的功夫，纺轮上就缠满了匀称的白线。
我看着挺有意思，就对二婶说：“二婶，我也试试吧。”
二婶点了点头，离开了矮凳。
我坐了过去，学着二婶的样子，一手拿着棉团，一首摇着手柄。可一纺起来，满不是那么回事。手柄摇慢了，或者是线抽快了，线就断了；手柄摇快了，或者是线抽慢了，棉花条就拧成了绳，线也就打成了结。一会儿棉花条拧成绳了，一会儿棉线打成结了，纺出来的线一段粗，一段细，一点都不均匀，把我急的头上冒出了汗珠。
二婶离开纺车以后，又坐在织布机跟前织起布来。
这台织布机也是木头做的，有一个机架，机架上横着、竖着缠满了棉线，二婶手脚并用，不大工夫，又织出了一块白布来。不过，这一回我再也不敢上去试了。
二婶对我说：“这个机器织出来的土布还得先浆一遍。”
我问：“什么叫浆呀?”
二婶说：“浆就是把米汤倒在盆里，再加上一点开水，把织好的布放进去泡几分钟分，再把它洗干净了，抻平凉干。”
我问二婶:“为什么还要浆呀?”
二婶说：“浆过的布实挺实，脏了好洗。浆洗完了，还可以染上一些颜色。”
我说:“这个我知道，我在家里给衣服染过色。”
我说:“我们在北京都是用布票去买机器织的洋布，这土布有什么好处呀?”
二婶说：“咱家里没有那么多布票，买不了洋布。再说，咱自己个织的土布，看起来没有洋布好看，可是用它做被里、做布衫，冬天穿上不凉，身上要是刺痒，蹭一蹭，就不刺痒了，穿着、盖着都舒坦。等我把这块布织好了，就让你娘拿走，做被里、布衫都行。”
二婶一边织着布，一边和我聊着天，不知不觉的又快中午了。她放下了手里投线用的梭子，伸了个懒腰，说:“不行，快晌午了，我得赶紧做饭去了。”
我和二婶走出了东房，一出门，我就感到外边是骄阳似火，热得了不得，可是二婶这么多活，还得做饭，我也得帮帮忙呀。
我说:“二婶子，我来烧火吧。”
二婶要烙饼，她让我到厕所外边的一个小麦秸垛上抱一捆麦秸来。
我把麦秸拿来了，抓起一把就塞进灶膛里，一点火就着了，继续往灶膛里添麦秸，没想到，麦秸添多了，火反而灭了，变成了一股一股的青烟，熏得二婶“喀喀”地咳嗽起来。

十八、在村邻里看呆傻 出村江庄观婚俗
我虽然才来老家一两天，但已经不自觉地体会到一点儿20世纪60年代中国华北地区农民生活的艰苦了。但是对于我这个12岁的孩子而言，他又不可能了解这种艰苦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来的。有一首《阮郎归·桃花流水鹤留人》词为证：
“桃花流水鹤留人，风吹野水深。消磨岁月傅粉尘，星光照乾坤。
清梦远，燕来闻，何曾落酒樽。浮沉花月似霜身，红颜一笑雯。”
然而，我当时还没有看到更悲惨的景象呢，而这种景象，过一会儿就亲自目睹到了。
当我挑完最后一挑水，倒在猪圈里以后，看见那间土坯房的门打开了，一个人，或者说是一具骷髅颤颤巍巍地在门口站住了。
那个人看样子也就是四五十岁的样子，但是很瘦很瘦，两只胳膊瘦的简直像两根柴火棍子一样。
那个人手里拄着一根破木棍，破衣烂衫，脸上惨白惨白的，没一点血色，一对小眼好像深深地陷在眼窝里，像凝固了一样。
太阳很毒，我恨不得马上跑到阴凉里凉快一会儿，那个人却扶着门框在门口站着，一副很冷的样子，不住地裹紧身上穿的破布衫。好像是在晒太阳。
过了一会儿，那个人又拄着木棍，慢慢地走回到屋里去了。
屋门没有关，我向屋里看去，只见那个人的屋里面，只有一个锅台，一盘土炕，土炕上散乱地扔着一条破被子，锅台上有两个缺了口的破瓷碗。
他是谁?
我二婶来叫我回家吃午饭来了。
我一边往家走，一边跟二婶说着自己的新发现。
“二婶子，他是谁?他家里怎么这么穷呀？”
“他叫傻大平，是个傻子，也是五保户。”
“什么是五保户呀?”
“五保户就是家里没有劳力、没人养活又干不了活的老人、残废和傻大平这样的傻子。”
“村里都管这些五保户什么?”
“说是管吃、管穿、管住、病了管看病，死了管埋，我看也就是管这口吃喝，像这麦收以后，一天给他一斤麦子，他就见天自个烙饼吃，等秋后没麦子了，一天给他一斤棒子粒，他就煮棒子粒吃，反正是吃不饱，也饿不死他们。”
“村里这样的五保户多吗?”
“得有那么几家，像傻二娥、傻二静，都是傻娘们，肚子里有了孩子，都不知道是谁的，还有碾盘东边的殿台个，家里有人，不能算五保户。她是上海人，殿台去上海做买卖，把她娶来了，后来两口子都回家了，殿台个就疯了，一天个站了门口咿咿呀呀地疯唱。”
我听二婶说傻二娥、傻二静养活孩子不知道爹是谁，觉得没啥意思，可殿台家一天价疯唱，倒是很新鲜，就想下午去她家门口看个究竟。
吃了午饭，我先到西房里睡了会儿觉，等太阳不那么毒了，就走出了家门。
我按照二婶的说法，从碾盘那往东走，没走多远，果然看见路南有个敞胸露怀的中老年妇女，大概有四五十岁，坐在朝北的后门门口，好像怀里抱着个孩子，也许是她的孙子或是孙女吧，用一口的上海口音在唱歌。

我从来没有去过比张郝村更往南的地方，更不要说上海了，因此听不懂上海话。认真听了半天，那个人好像唱的是:“踢了呀，踢了呀，真是个倒霉鬼呀，倒霉鬼……。”
我听了一会儿殿台个唱歌，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就往回走。走到自家胡同里，看到路东一个大门洞里有个小孩儿，也很奇怪。
那个小孩儿岁数不大，个子也不高，但是显得很老，特别是他的头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根黄毛，仔细看身上一根汗毛也没有。那个小孩的嘴里也只是稀稀落落地长着几颗东倒西歪的黄牙，好像一个掉了牙的老头一样。
我感到特别奇怪的是，那个小孩没有穿上衣，却披着一个毛巾，仔细看，这个毛巾不是干的，反而像刚刚用水浸过一样。他张着嘴，好像不停地在往外呼气。
我忍不住问那个个小孩:“你叫什么名字呀？”
那个小孩听了我的问话，不仅没有回答，反而反问我:“你是谁个地?咋那么切呢？”
我知道，这个“切”字是形容某个人说话有口音，是比较土的意思，可自己明明说的是普通话，那个小孩说的却是枣强地方话，明明是那个小孩“切”，他怎么还是说自己“切”呢?还有，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这个小孩长这个怪样子，而且像狗一样的呼气呢?这个问题让他十分地迷惑不解。
我回家以后，向二婶提起了那个孩子，二婶说:“他是树岩家的二小子，这小子从小就没有汗毛眼，汗出不来，天热的时候只能披个湿毛巾，张着嘴散热，像个狗似的，是一种怪病。”
听二婶说完，我似乎懂了，其实他和二婶一样，并没有真正的弄懂。因为那个孩子得的是一种遗传病，叫做“X伴性隐性遗传病”。遗传病是由于遗传物质的改变，包括染色体畸变以及在染色体水平上看不见的基因突变而导致的疾病。染色体是细胞内具有遗传性质的遗传物质深度压缩形成的聚合体，易被碱性染料染成深色，所以叫染色体。正常人的体细胞染色体数目为23对，并有一定的形态和结构。染色体在形态结构或数量上的异常被称为染色体异常，由染色体异常引起的疾病为染色体病。像那个孩子这类遗传性疾病是由位于X染色体上的隐性致病基因引起的，女子的两条X染色体上必须都有致病的等位基因才会发病。但男子因为只有一条X染色体，Y染色体很小，没有同X染色体相对应的等位基因。因此，这类遗传病对男子来说，只要X染色体上存在有致病基因就会发病。这种病患病的男子远多于女子，甚至在有些病中很难发现女患者，这是因为两条带有隐性致病基因的染色体碰在一起的机会很少所致。患病的男子与正常的女子结婚，一般不会再生有此病的子女，但女儿都是致病基因的携带者；患病的男子若与一个致病基因携带者女子结婚，可生出半数患有此病的儿子和女儿；患病的女子与正常的男子结婚，所生儿子全有病，女儿为致病基因携带者。患病的男子双亲都无病时，其致病基因肯定是从携带者的母亲遗传而来的，若女子患此病时，其父亲肯定是有病的，而其母亲可有病也可无病。患病女子在近亲结婚的后代中比非近亲结婚的后代中要多，而且通常表现为隔代遗传。
其实，我这两天也得了一种病，身上起了一些红疙瘩，非常刺痒。二婶说我得的这种病是“水土不服”，就是由于改变了地理环境发生身体不适。而我记得，以前在北京自己也出现过这种现象，去医院看病，医生说是“过敏”，就是某种物质过度敏感。当时医生开的药物叫做“苯海拉明”，吃了这种药以后就比较想睡觉。可是，在老家没有这样的条件，我只好忍着，把身上抓挠的到处都是血迹。
这天，二婶带着我到坟上给爷爷烧纸来了。

我家的坟地，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宏伟壮丽。我看到，在一块蒿草丛生的荒地上，排列着几排三三两两的低矮坟头，没有任何墓碑之类的标志。不过，仔细看起来，这些坟头的排列还是有些规律的，应该是东北、西南这样一个走向。
二婶带着我来到了最前面，也就是靠西南的两个坟头面前，放下了手里的纸钱，对我说:“靠北边的就是你爷爷的坟头，南边那个是你二爷爷的坟头，你给他们磕个头吧。”
我按照二婶的吩咐，分别给爷爷和二爷爷的坟头磕了三个头，二婶则在一边烧起了纸钱。
随着燃烧纸钱升起的缕缕青烟，爷爷那一副和蔼、慈祥的面孔也不由自主地在我眼前浮现出来。
我小的时候，有一年冬天，爷爷曾经到北京来过。在我的印象里，爷爷中等人材，瘦瘦的，下巴上有一缕像山羊一样的白胡子，头上戴着一个瓜皮帽，身上穿着一件蓝灰色的棉袍，脚上蹬着一双骆驼弯的棉鞋，手上拄着一根拐棍。爷爷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爷爷，但是，一到冬天，老家就会来信，说爷爷起不来炕了，天天都“喀喀喀”地咳嗽。于是，妈妈就会到花市西口一个叫做“一社”的商店去，用点心票给爷爷买几斤蛋糕，装在一个长方形的硬纸盒里，妈妈把这叫做“点心匣子”，然后到邮局给爷爷寄了去。老家就会再给爸爸、妈妈寄来一封信，表示已经把点心收到了。
有一天，邮递员送来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封电报,电报上说:“父已去世，速归”，爸爸看到了这封信，脸上好像强忍着泪水，不让它流出来，然后就急急忙忙回老家去了。
二婶烧完了纸，我说:“二婶子，我想听听爷爷的故事。”
二婶说:“你爷爷可是个好人，听你奶奶说，土改以后，咱家里分了地，你爷爷天天起早卖晚地伺候这些地，到秋后闹了个大丰收。那时候，上头号召多交公粮，你爷爷交了不少公粮。回来以后，你奶奶可不干了，对你爷爷说:‘你把粮食都交了公粮，咱一家老小吃吗呀’?你爷爷让你奶奶缠的没法，就出门往井上跑，一边跑，一边喊:‘我去跳井去’!你奶奶一听，吓了一跳，急忙追了出去，胡同里很多人听到了，也都跑了出来。没想到，你爷爷跑到井上以后，一屁股坐在井台上，大声说:“哈哈，我不跳了，我才不跳井呢！”
二婶清了清嗓子，接着说:“你爷爷年轻时候卖力气，到老了成了痨病腔子，可要不是吃食堂，你爷爷也死不了。自打公社吃食堂以后，什么也吃不着，你爷爷的病就越来越厉害了。你爹每年寄来的点心匣子，你爷爷舍不得吃，都长毛了，临了临了，就得算落了个饿死。那两年死的人多了，你姥爷比你爷爷先死了一年，你二爷爷比你爷爷晚死了半年，都是那会儿饿死的呀。”
说吧，二婶站起身来，指着爷爷坟头后边的坟头说:我带你认认别的坟去”。
二婶带着我来到爷爷的坟头后边，指着后边的坟头依次告诉我:“三儿啊，你看，你爷爷坟后头这个坟头，是你的老爷爷长顺，旁边这两个坟头是长顺的大哥长荣、二哥长起。长顺后边这个坟头，是你爷爷的爷爷维亨，旁边这个坟头是维亨的哥哥维元，那边那个坟头是维亨的弟弟维贞。维亨后边这个坟头是你爷爷的老爷爷鹏升，鹏升旁边这个坟头是鹏升的哥哥学升，那边那个坟头是鹏升的弟弟德升。”

二婶继续给我介绍祖先的坟头：“鹏升后边这个坟头是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守安，守安后边这个坟头是你爷爷的爷爷的老爷爷丕甫，旁边那个坟头是丕甫的哥哥丕振，尽头上那个大坟头，就是咱这支的老祖先邢先。这你可记住了，以后自己来烧纸就认识了。”
我仔细看着这些坟头，有些坟头几乎都与周围的土地一平，看不出什么来了，心里觉得有些不是滋味。看来自己家祖祖辈辈，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平头百姓，在老家过的一定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艰苦生活。自己有幸生在北京城里，还真得算是有福之人呀。
我向远方望去，忽然看见不远处有一条小河:“二婶子，那还有一条河呀。”
“那就是沙河”，二婶说。
“二婶子，我要去沙河那看看”，说罢，我也没等着二婶答应，就一溜烟向那条沙河跑去。
我跑到河边，脱了鞋，迈进河里。
这条河不大，也就是几米宽，也不深，河水刚刚没过脚面，但却是名副其实的沙河，河底全是黄澄澄的沙粒，河水清澈见底，十分凉爽。我用双手捧起一捧水来，送进嘴里，一股又凉又甜的感觉沁透在心底。
“三儿啊，快上来了吧，咱得回家了”，这时，二婶也从坟地走了过来。
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沙河，和二婶一起回家，一边走，二婶一边对我说:“明个俺娘家有个本家弟弟结婚，我得去出份子去。”
我从来没参加过农村的婚礼，听了也很感兴趣，说:“二婶子，您能带我一块去吗?”
二婶说:“你也想去，那咱就早点回家歇着，明个我带你去。”
第二天早上，二婶子蒸了一锅馒头，装在一个竹篮子里，带着我一起去江家庄参加婚礼。
张郝村离江家庄有七八里地，我和三婶走了个把钟头就走到了。
一进村，我以为一定很热闹，没想到却听不到喧天动地的锣鼓声，只看到熙熙攘攘的人流向一个人家走去。我和三婶随着进了这家，见大门口贴着一个大红喜字，院里面搭了一个很大的席棚，摆着十来张桌子和几十张条凳，院里站着的、坐着的，已经有几十个人了。
一进门，门口有一个人收下了二婶递过来的竹篮子，又把二婶的名字记在了一张大纸上。
我和二婶还没有坐定，就听见有人喊:“新娘子来了”！院里的人们又一窝蜂似的跑到院外来看新娘子。
我跟着人流来到大门外，并没有看到传说中的花轿，只见一帮人簇拥着一个1米8左右的年轻小伙子，小伙子满头大汗，推着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走了过来。车上坐着一个1米65左右的年轻姑娘。姑娘不胖不瘦，头上梳着短发，显得身体很健壮的样子。
看来，这一定就是新郎和新娘喽。
新郎、新娘进院以后就开始了结婚典礼。仪式很简单，并没有传说中的拜天地、拜父母、夫妻对拜这些过程，而是向父母鞠躬、夫妻互相鞠躬这些新形式。比较特殊的就是，当说完入洞房以后，一群半大小子蜂拥而上，有的拉胳膊、有的拽腿，把新娘举了起来，然后往地下墩了起来。
天气十分炎热，新娘被这些坏小子们一闹，满脸涨的彤红，滴滴答答地往下流着汗珠。

大哥的朋友一进门，我就认出来了，他叫雷天生，长得瘦高瘦高的，白白净净的脸，胡子刮得很净，但又显得有些发青，很有风度，原来他是大哥小时候的同学，后来人家很争气，学了医，在三零一医院工作。
雷天生来了以后，我就忙着给他沏茶倒水。他也没有寒暄，就忙着问大哥三叔的病情。
大哥说:“开始的时候，我三叔就是浑身没劲，面色苍白、心慌气短，不爱吃东西，瘦了很多，发烧，以为是感冒，也没当回事。后来手上破了个小口，就血流不止，愈合不了，这才着急了，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白血病，当时就办了住院手续，越来越厉害，再也没出来。”
雷天生听完以后，也把眉头皱了起来，说:“人体血液里有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白细胞通常也被称为免疫细胞，主要作用就是吞噬细菌、防御疾病。红细胞是人体通过血液运送氧气的最主要的媒介。血小板在止血、伤口愈合、炎症反应、血栓形成还有器官移植排斥等生理和病理过程中有重要作用。正常情况下，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在血液中有一定的比例，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白血病就是骨髓里的白细胞出了问题，像孙大圣的猴毛一样，一变十，十变百，这些增值的白细胞并没有成熟，它们非但自己没有正常的功能，还影响骨髓里红细胞、血小板的生长，这就出现了你三叔的这些病症。”
大哥说:“那我三叔得的白血病有治吗?”
雷天生说:“我只能老实地告诉你，现在医学上对白血病还没有一种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只是最近几年才开始进行骨髓移植，也就是把正常骨髓由静脉输入患者体内，以取代病变骨髓的治疗方法。但是骨髓移植首先要找好适合的供体，这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第二，骨髓移植的成功还要经过移植前化疗关、移植关、移植后免疫排异关、感染关、移植后化疗关。只有依次顺利通过以上这五关，并在半年后检查正常后才算真正成功。目前，这种骨髓移植的成功率还是很低的。”
大哥说:“除了骨髓移植，对我三叔的白血病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雷天生说:“还有一种中医疗法，叫做“以毒攻毒，就是用砒霜治疗。”
大哥说:“用砒霜能治好吗？”
雷天生说:“砒霜是一种剧毒，对人体的危害很大，据说有中医治好的病例，但是作为一名西医来讲，我是不敢保险的。”
大哥说:“这么说，我三叔是凶多吉少了。”
雷天生说:“可能是这样。”
大哥说:“难道不会有奇迹发生吗?”
雷天生说:“但愿如此吧。”
雷天生走了以后，天已经快黑了，我问大哥:“今天的晚报怎么还没有来?”
大哥说:“你不知道，晚报已经停刊了，现在就剩下两报一刊没停了。”
我问:“哪两报一刊?”
大哥说:“就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
没有了晚报，我觉得很没意思。
第二天早上，张庆科竟然推门来找我:“我，今天是返校日，你不去学校看看?”
“你去吗?”我问。
“我今天有点事，还真去不了，麻烦你有什么事回来后跟我说说。”
“好吧”，我说。

我一溜烟跑到了学校。学校里人并不多，有几间教室开了门，挂着牌子。他走进挂着“阅览室”的教室，想找本书看看。
“我，孙校长找你，”推门进来说话的是杨振娥杨老师。
我跟着杨老师进了校长室，孙凤英孙校长得意洋洋地坐在写字台后边的后面的皮椅子上。
“孙校长，您找我?”
“是呀，你终于露面了，你知道吗?你闯了大祸了!”孙校长说。
“我闯了什么祸了？”我满头的雾水。
孙校长说：“我告诉你吧，今年，高老师已经怀孕了。可是放假那天，你把她推了一个跟头，后来她就流产了。”
我有点慌了，说：“我真的不知道她已经怀孕了，如果真是这样，对不起，我给高老师道歉了，她现在怎么样了?”
孙校长说：“经过医生的抢救，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正在家里休养。”
我终于出了一口长气。
孙校长喝了一口水，接着说：“你知道吗?工作组已经宣布李欣是反革命了，现在正在写检查。你和，还有你们班的张和平、张庆科这“三张”是李欣的黑干将呀!当然了，你们是学生，要是能检举揭发出李欣的问题，就没你们什么事了。”
我说：“孙校长，我能揭发的，就是李老师写过支持我向您开火的大字报，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
孙校长说：“看来你还很顽固，好了，不说就不说吧，我可告诉你，你不揭发他，对你可没有什么好处!”
我说：“孙校长，您要是没有其它的事，我就走了。”
说罢，我转身走出了校长室。
我回家以后，张庆科又来找他“学校有什么事吗?”
“就是孙凤英找我来的,”我说。
“她找你有什么事?”张庆科继续问。
“让我揭发李欣，”我说。
“你揭发了?”张庆科问。
“屁，我才不理她呢，”我说。
“还有什么事，没提我吧?”张庆科问。
“奥，对了，孙凤英还说你、我和和平是李欣的黑干将，叫咱们‘三张’。”
“还说我什么来着?”张庆科又问。
“没有了,”我说。
“真没有了？”张庆科说。
“真没有了，”我说。
张庆科好像喘了一大口气，回家了。他是个很患得患失的人，从此以后，他就成了“逍遥派”中的一员了。
第二天，大哥一进门，就把一张报纸递给了我：“你看看，这就是今天的《人民日报》。”
我接过报纸来，见报纸的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是《毛主席畅游长江》，下面刊登了两幅照片，一幅是毛主席在长江里游泳，另一幅是穿着睡衣，在军舰上招手。
报纸的正文是：“新华社武汉二十四日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1966年7月16日，再一次乘风破浪，畅游长江。”

写的真好，可以出一本小说了，每一章我都看了，也让我产生了很多回忆，楼主比我大几岁，期待您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