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班志所说“高祖增二十六”，只是意味着高帝年间增加了二十六个郡国的名目。班固在任何地方均未说过这些郡当时已悉归中央所有。说这些郡均为高祖所有乃是后人的曲解而已。
当然，全祖望说桂阳郡是高帝二年置也许有点牵强附会。但我们也不可遽以为桂阳、武陵就非高帝时所置。要紧的是要注意到这两郡虽然分置，但在整个吴姓长沙国时期仍归长沙国所有。所以，一直到文帝时，赵氏南越仍与“长沙接境”是不错的。《南越列传》载，高后时，赵佗“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其实这里是指桂阳郡的数县，而以长沙系之也。
退一步讲，就果如王氏所说，高帝时未分置桂阳、武陵二郡，但在吴姓长沙国期间必有分置之举，否则“长沙无南边郡”这句话就不可理解了。而且不管高帝时桂阳、武陵分置与否，高帝五年至文帝后元七年间的长沙国辖境是景帝二年的长沙国加上当时的桂阳、武陵二郡之地这个结论是不受影响的。长沙国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处年代正在长沙国的第一阶段里头，可见侯利仓当时的长沙国比《汉志》的长沙国整整大了两倍，不是仅领十三县之地了。
几个问题
一、 各阶段长沙国领县数字
县的设置与并省在二百年的过程中是经常发生的。下面是几个例子。
醴陵县,高后四年，醴陵侯越以长沙相封，至文帝四年有罪免。因此，这段时间内长沙国存在过醴陵侯国。侯国免后，或为县，或并入他县，史无明文。但到元始二年，醴陵县不复存在却是肯定的。东汉年间，醴陵县又再度出现，除隋朝一度中断外，一直相沿至今。
龁道县、观阳县，均未见于《汉志》。但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古地图却载有此二县，足证当时存在过。观阳县孙吴时又出现，沿袭至今。龁道县尚未见于任何史籍。
春陵县,历来以为是泠道县的一个乡，因分封长沙定王子而析置春陵侯国。证以古地图。其实本为县，倒是分封后迁往南阳郡，故地才并入泠道为乡。
湘乡侯国，汉哀帝建平四年封长沙孝王子刘昌，传至汉末，但《汉志》未载。
由以上数例，可见不能以为《汉志》所不载的县即不存在于有汉一代。
另一方面，亦不要以为《汉志》所载的县存在于整个西汉一代。《汉志》零陵郡的营道县就不见于古地图。不过这很容易理解，一般情况下，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县的设置也是增加的。
因此，长沙国各个阶段内实领县若干，我们无从确定。我们所知道的不过是一定时期内某些县的增减而已。本文附图上的县名也只得从《汉志》。
二、 关于县
《汉志》县地望似已成定论，各家考证，均言其在江夏郡北部。但仔细想一下，不免也有点疑问。高帝九年，义陵侯吴郢以长沙柱国侯；惠帝元年，便顷侯吴浅和高后三年的沅陵顷侯吴阳均以父长沙王功侯；高后四年，醴陵侯越以长沙相侯；此四侯均无功状，然因与长沙国有关而皆封在长沙国境内。侯利仓亦非功臣，乃以长沙相侯，何独封于长沙国外？其封在高后二年，当是时，《汉志》县的地望属淮南国所有。利仓一非功臣，二非皇亲，断无割他国之地而封之之理。也许侯始封地并不在《汉志》县，而是在当时长沙国境之内，后来才由于某种原因而迁至江夏郡。上文所述钟武侯国就是这种情况。只是钟武侯迁往江夏后，原钟武仍为县。而侯迁移后，原封地恐并入他县。联系到春陵侯迁移的情况以及《王子侯表》所载的一些远离本国的王子侯，可以想象，西汉大概有一套侯国迁移或易地之法，惜不得而知矣。倘春陵侯后裔刘秀不“贵为天子”的话，春陵侯迁移的情况也许会不见于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