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在网上读到施用勤先生的大作，题目本身就吓人一跳——《诡辩与第一手资料的对决——答杜应国先生》（以下简称《对决》）。拜读之后，只有哑然，忽而发觉当初写下《回复》一文（即《对“双重曲解”的回复——答施用勤先生》，以下简称《回复》），实在是犯了一个不该犯的“低级错误”[注]，本拟就此作罢，不再出声，又恐施先生产生误会，以为他的所谓“对决”还真管用，唬得住人。思来想去，大祸既已肇下，那就只有硬着头皮再冒犯一回。只是逐一的回复已无必要也无意义，姑就几个突出的问题简复如下。
■一、关于“诡辩”
施先生很聪明，一上来就抢占了不少“有利地形”，说什么他的文章刊出“九个月”后笔者才“决定反击”（“九个月”之说不知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但用意却很明白，是为了照应下文说的他比笔者“更快地作出了反应”。幸而拙文刊出时保留了写作时间，就算施先生不予理会，他在“九个月”乃至一年、两年之后才看到拙文，这与笔者何时“决定反击”亦即何时写出此文又有何相干？），说笔者的《回复》“不在史料的基础上”与他“过招”，而是把自己的“争论降到诡辩、玩弄文字游戏的层面上”，（1）说他看我的反驳文章，感到的是“急切的报复心理，狡辩多于说理，曲解多于对史料的客观解读，表面的气势汹汹，咄咄逼人，理直气壮，其实是虚张声势，色厉内荏。”一句话，是气急败坏，强词夺理。所以，“诡辩”二字成了施先生高频使用的关键词，如“用诡辩术在枝节问题上制造论敌‘随心所欲地改变对手的话意’……”，“不愿意在杜先生把这场论战降到的诡辩层面上进行论战”，“杜先生在此又在玩弄诡辩术”，“不会像杜先生一样继续诡辩”，“杜先生的答复除了双重曲解的陈词滥调和经不起推敲的毫无逻辑的诡辩外，没有提供一个新鲜的论据”，“杜先生确实有以诡辩制造双重围堵的逻辑陷阱之嫌”，等等，等等。总之，是气势逼人，占尽了道德与学术的制高点了。
但施先生怎么就忘了，笔者的《回复》一文，本就是针对他对笔者的歪曲性批评而作出的必要的澄清与反驳，怎么现在倒变成了歪曲有理，辩驳无门了呢？就以施先生举出强辩他没有“曲解”笔者的那个例子而言，明明是施先生歪曲性地把一句子虚乌有的话——“就更没有理由说这些措施充分暴露了托洛茨基独裁者的嘴脸，若是他在权力角逐中获胜，肯定也是斯大林式的独裁者”——强 加到笔者头上，笔者就此作了必要的说明和反驳，且不说按笔者的原话推断应有几层含义，就算如施先生所说，只有他所理解的那一个结论“肯定也是斯大林式的独裁者”，这里也还有一个理解是否符合笔者原意的问题吧？而现在，施先生却一口咬定，根据他的逻辑，只此一意，别无它解，否则你就是“诡辩”，就是“头脑混乱”。显然，是要“强制执行”，“捆绑销售”了！只不知这种“说你黑你就黑，不黑也黑”的逻辑，不叫“霸道”，不叫“诡辩”，那该叫什么？还望施先生有以教我。
另有一例，也很精采，至少可从技术层面让人对施先生所说的“诡辩”长些见识。

笔者曾针对施先生的讥诮（“自认为与国际学界共识接轨”等等），在《回复》一文中有意引了几段国外学者的话，以证所谓托洛茨基提出的工业化、集体化方针，后来由斯大林实现的说法并非某个人所独见，而是国际学界广为人知的看法（同时引的一段多伊彻的话，则是针对施先生对笔者先前所引的三段意思相同的话发出的置疑，说什么“我记得《先知三部曲》中明确地说……”云云，目的无非是提醒施先生，作为该书校译者之一，倘仍不记得，最好先去查查原书再来发表意见，而不要再说什么“我记得”之类的含糊话）。而现在，施先生却告诉我，说以上诸人之所以持此看法，是因为他们“可能都没看过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批判的文章，没有读过1923年——1927年左派反对派的政治文件，也像杜先生一样，以讹传讹，”他相信，“如果他们看到了托洛茨基的文章的话，他们会改变自己的看法的，而不会像杜先生一样继续诡辩。”云云。
如此立论不是很滑稽吗？且不说施先生凭空得出的推论和假设（“可能都没看过……”）是否成立，就算能够成立，它就能驳倒笔者？就能推翻既有的事实吗？难不成施先生的主观臆断比客观的事实还要有力？还要可靠？？再说了，一个学者或有可能没有读到施先生倚为奇货的那些托氏文章、文件，几个学者都没有读到？都是“以讹传讹”？推而广之，难道所有持此看法的人都没有读到，都是“像杜先生一样，以讹传讹”？施先生喜欢说他凭借的是“扎实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推断”，只不知似这样玄之又玄的“推断”，“扎实”在何处？“严密”又在何处？
当然，也不能忽略施先生的某种诚意。他说笔者“指责”他“没有准确地一字不差地引用”笔者的“原话”，对此他作了这样的解释和“道歉”：
“因为杜先生的文章发表在网络上，我没有打印出来，也没有把我认为值得商榷的话剪贴到拙文中，并非是我蓄意歪曲杜先生的话，只是因为我近年来一直在搞相关的研究和翻译工作，我知道杜先生的观点出自何处，虽然不能保证一字不差，但意思是不会错的。”而后很有风度地表示：“即便如此，我还是愿意向杜先生道歉，因为拙文是直接回应杜先生的，确有把别人的表述方式强加给杜先生之嫌，此外，杜先生在转述这些观点时，毕竟下了工夫，我没有逐字引用他的话，对他的劳动有失尊重。”
不能不承认这段话写得很具心思。既巧妙地为自己作了开脱，又表现了难得的君子风度，而且还要坚持自己转述的观点“意思是不会错的”，只是它们并不属于“杜先生”；唯一不妥的，是把这些他知道出处的“别人的表述方式强加给杜先生”了。至于这些“表述方式”是什么，出自何人之口等等，施先生没有说，非但不说，而且洋洋洒洒，仍旧沿着他的歪曲和新的歪曲继续与笔者“对决”。所以，面对这样的诚意，仅仅在“转述”别人的观点时“下了工夫”的我，不知是该也很有风度地接受“道歉”呢，还是该为被继续强加的“别人的表述方式”而大叫冤屈？

■五、再说“知识性错误”
这本是施先生引出的问题。他在第一篇批评文章中指责笔者犯了两条“知识性错误”，笔者据实作了回答，第一条说托洛茨基参与封杀列宁遗嘱一事根本不存在（顺便指出，施先生译出的斯、托等人在是否公布列宁遗嘱问题上表态的绝密文件，并非如他所说，只在郑异凡先生的《天鹅之歌》中摘引过，而是在郑先生的另一本集子《不惑集》中已有全文翻译）。第二条属认识问题，也并非所谓“知识性错误”；然后，反过来为施先生同样指出了两条他犯的“知识性错误”。对此，施先生在他的第二篇批评文章中避而不答，既不回答他的指责是否有误，也不承认笔者的批评是否正确，而只强调说，我对他说的“知识性错误”“十分反感”，所以“报复性”地指出他所犯的“所谓的知识性错误”；但他仍“不得不遗憾地再次指出杜先生的一个知识性错误”，那就是“杜先生只知道三驾马车，但他不知道此后还有‘五人小组’和‘七人小组’”，说尽管他的文章“已经提到这一史实，但杜先生只顾挖空心思寻找拙文的破绽，对此却视而不见，继续犯这种低级错误。”
既然施先生对“知识性错误”如此热心，那倒不能不费些口舌，先弄清楚什么叫“知识性错误”？
按照学术界通常的用法，所谓知识性错误，实则就是常识性错误，是指把一些早已成为定论的、人所共知的事实，道理，乃至人物关系等等弄错搞混；在学术界，也就是指把专业领域里人所共知的常识弄错搞混，所以，学界又称这类错误为硬伤。它的出现，或是因治学不够严谨，或是因一时的疏忽大意等等，总之，原因种种，各不相同。当然也有少数是由于不懂装懂，胡乱表态造成的。正是由于原因不同，所造成的知识性错误也存在着性质、程度的差别。若只就一般性的知识性错误而言，包括一些学术大师在内的学者，也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知识性错误”，对此，学术界大多抱一种宽容、理解的态度，一旦发现，多以善意指出或纠正（除非是对那些不懂装懂，假充内行或大师而胡乱发言者）。从这个角度讲，出现知识性错误并非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当然，一个严谨的作者，应力求避免出现不该出现的知识性错误；倘不能避免，也并非什么奇耻大辱，关键是该采取什么态度，是虚心接受，及时纠正呢，还是强词夺理，百般辩解，或者干脆就矢口否认？老实说，这也是检验一个学者为人为学是否诚实、严谨的一个側面。
那么，施先生再次为笔者指出的这一处“知识性错误”究竟算不算“知识性错误”？而且是“低级”的“知识性错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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