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这事儿，其实老早在读史时就时不时发现。作为现代人，简单来说，感觉就是古人脑子缺根筋。
在这儿写个随笔。

首先岳珂的神论镇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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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珠、刘豫称兵七十馀万（林贵报山东二万，乌珠二部不计数；赵进报刘豫起发十万；陈香千经等报宿迁县两次见一万四千；张斌报三太子与乌珠所领共十万五千；密院所奏谍报三万；又报马安抚二千，郭观察七千，三大王军四十万；积而计之，共当七十馀万，并据堂札指挥）聚粮入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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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珂这个计算方法太过匪夷所思有没有？而且真正可怕的是，他是明目张胆把自己怎么算的给写出来了，显然他自觉没什么问题，正常得很。但在我们今人看来，会不禁怀疑作者是不是弱智。

再来是南宋史家李心传，他以喜欢考辩而著称。以下就来看他的一段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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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甡之又称官军发十海鳅船，每船有军兵数人，及谓采石丁夫踏车转战至夜，疲怠之余，安可役使？此言最为紧切。以日历所载明年五月二十九日建康府具到采石当时籍定踏车夫数考之，凡六千三百人，若尽使之踏车，则每一海鳅用夫六百三十人，是又大於马船一倍矣，况每舟止有军兵数人而用夫六百人乎？以是观之，恐不止於十海鳅，若止用十海鳅，则余夫甚多，犹不妨於掘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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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李心传批驳赵甡之中兴遗史质疑虞允文采石战功的一段文字。为便于比较，现把李心传批驳的对象——赵甡之遗史，一并列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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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役也，金人有四十舟在杨林，出江者止十七舟，官军止有海鳅十艘迎战。......采石丁夫不过有数千人，况踏车转战至夜，疲怠之余，安可役使？允文谓掘堑阔一丈五尺，深八尺，一夕之间开得数百丈，又为内堤可立官军，计其工料非疲怠之卒一夕可办者，其疏二也。愚尝经由采石寻访掘堑立堤之地，采石人皆大笑之，且曰：采石地势有高有下，有山有水，虽有连接，亦有断头，安得掘数百丈之堑，立数百丈之堤？愚熟观其地利，深以其言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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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甡之这里是在质疑虞允文的采石捷书。说采石几千民夫如果都用来踏船出战，则根本没有剩余体力挖掘滩涂防御堑壕，就是说虞允文在撒谎，并以采石实际地形来论证虞允文所奏的荒谬。
李心传以赵甡之言宋军只有十艘船参战，用来辩称不可能使用几千民夫踏船，剩余民夫仍有充足体力掘壕；而如果民夫全数上阵踏船，宋军出战就肯定不止十只船。所以无论选哪头，你赵甡之总有一头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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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李心传所论逻辑硬伤在哪了吗？
别人赵甡之自始自终没承认过有几千民夫出战啊～那是他质疑的虞允文奏书的内容，赵本人一直坚持宋军才十艘船出战，不存在大规模战役。李心传以几千民夫出战的事为前提，其实是在自立靶子打，痛批对方根本没提出过的观点。
逻辑混乱到这程度，和现今网络上磨嘴皮子打滚有得一拼。可人家不是网上闲扯，是正儿八经写在史书里的.....

王称的东都事略也是廷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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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符七年，因徙居宗哥城，以立遵為輔，有勝兵六萬，以抗徳明。.....唃厮囉命立遵率衆十八萬襲秦州生熟戸，曹瑋以兵擊之，遂居邈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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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兵“顾名思义就是能拿起武器的人，即指役龄男性。前一句还说有六万男子，后一句就说有十八万大军入侵.......
当然，王称这么记，大约是将来源不同的史料自己拼贴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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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会要：【时宗哥族立遵、唃厮囉、温逋奇等帐族甚盛，胜兵六七万，与夏州抗敌。】
隆平集：【大中祥符末，厮啰命立遵率众十八万袭秦州生熟户，知秦州曹玮以兵击之，趋走西凉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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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般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拼贴，在现代人看来很滑稽，这不是自打脸吗？不过王称看样子倒是挺淡定的。古代的传记体史书，不同列传的内容，常见因分别采不同史源而形成互相抵触矛盾。而王称他是在同一列传中这么瞎整，也算一绝。

好，顶，赞

清人毕阮的续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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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辽师至唐河北，诸将欲以诏书从事，坚壁清野勿与战，定州监军袁继忠曰：“敌骑在近，城中屯重兵而不能翦灭，令长驱深入，岂折冲御侮之用乎！我将身先士卒，死于敌矣！”辞气忼慨，众皆服。中黄门林延寿等五人犹执诏书止之，都部署李继隆曰：“阃外之事，将帅得专焉。往年河间不即死者，固将有以报国家耳。”乃与继忠出兵拒战。先是，易州静塞骑兵尤骁果，继隆取以隶麾下，留其妻子城中。继忠言于继隆曰：“此精卒，止可令守城，万一寇至，城中谁与捍敌！”继隆不从。既而辽师果至，易州遂陷，卒妻子皆为所掠。继隆欲以卒分隶诸军，继忠曰：“不可，但奏升其军额，优以廪给，使之尽节可也。”继隆从其言，众皆感悦，继隆因乞之隶麾下。至是，摧锋先入，辽师大溃。..........春正月癸巳，诏文武群臣各陈备边之策。是日，辽主谕诸军趋易州；癸卯，攻城。满城出师来援，为辽铁林军击退，指挥使被擒者五人。甲辰，辽师齐进，东京骑将夏贞显之子仙寿先登，易州遂破，刺史刘墀降于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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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毕阮所述，宋朝易州被辽军重复占领了两次，也是很感人的～实际呢？他所参考的两部原史记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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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编：
【十一月，契丹大至唐河北，將入寇。諸將欲以詔書從事，堅壁清野，勿與戰。定州監軍、判四方館事袁繼忠曰：“契丹在近，今城中屯重兵而不能剪滅，令長驅深入侵略它郡，謀自安之計可也，豈折衝禦侮之用乎！我將身先士卒，死於敵矣。”辭氣慷慨，觽皆伏。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猶執詔書止之，都部署李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專焉。往年河間不即死者，固將有以報國家耳。”乃與繼忠出兵距戰。先是，易州靜塞騎兵尤驍果，繼隆取以隸麾下，留妻子城中。繼忠言於繼隆曰：“此精卒，止可令守城，萬一寇至，城中誰與捍敵？”繼隆不從，既而敵果入寇，易州遂陷，卒之妻子皆為敵所掠。（易州陷，守將不知主名，亦不得其月日，但於此略見事跡耳，國史疏略如此，良可惜也。） 繼隆欲以卒分隸諸軍，繼忠曰：“不可，但奏陞其軍額，優以廩給，使之盡節可也。”繼隆從其言，眾皆感悅，繼忠因乞之隸麾下。至是，摧鋒先入，契丹騎大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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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
【（统和七年春正月）癸巳，谕诸军趣易州。己亥，禁部从伐民桑梓。癸卯，攻易州，宋兵出遂城来援，遣铁林军击之，擒其指挥使五人。甲辰，大军齐进，破易州，降刺史刘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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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宋辽各自的史书，双方所记的易州易手时间各不相同（不过其中宋人明言不知易州丧失的确切日期，而辽人则明言之）。结果这位清朝大史家竟然就不动脑子地将两组史料前后各翻抄了一遍了事。这与上例中宋人王称干的事如出一辙。

再看南宋李焘所撰续资治通鉴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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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潛遣先鋒田紹斌、石普等戍保州，普陰與知州楊嗣議出兵擊寇，及夜，普、嗣未還，紹斌疑其敗衄，即領眾援之。普、嗣果為賊所困，渡廉良河，頗喪師徒。及紹斌至，即合勢疾戰，斬首二千餘級，獲馬五百匹，兵仗鎧甲稱是。嗣，信之子也。癸卯，潛遣右侍禁郭均馳騎奏捷。上方宴射後苑，從臣再拜稱賀，甲辰，又相率詣崇德殿稱賀。（本紀、實錄並稱廉良路，紹斌傳稱嚴涼河，普傳稱炎涼城，嗣傳亦稱廉良，今從嗣傳及本紀、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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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看他此段叙述，似乎看不出什么问题。不过长编已属二三手史料，其内容主要是取自宋朝的会要、实录、国史等官方史料（正如本段末尾李焘自己的原注）。宋朝国史现已不存，但以其为本修成的宋史却保存了下来；实录同样已不存，但宋会要中该战的奏报仍留存着。这让我们可以一窥究竟李焘是如何采取、使用那些原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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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真宗纪：
【癸卯，幸骐骥院，赐从官马，还，宴射后苑。镇、定都部署言：败契丹兵于廉良路，杀获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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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杨嗣传：
【三年，与敌人战于廉良，斩首二千级，获战马、辎重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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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石普传：
【契丹犯边，为保州兵马钤辖北面行营押策先锋。与契丹战廉良城，又战长城口，获俘馘、器甲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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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田绍斌传：
【咸平二年，北面寇警，复命为镇、定、高阳关路押先锋，隶傅潜。潜遣与石普并戍保州。普阴与知州杨嗣议出兵击讨之，及夜，普、嗣未还，绍斌疑其败衄，即领兵援之。普、嗣果为贼所困，度严凉河，颇丧师众。及绍斌至，即合兵疾战，获一百四十余人，以劳迁邢州观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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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会要：
【真宗咸平二年九月，镇定高阳关都总管傅潜遣右侍禁郭筠驰奏：先锋田绍斌、石普与知保州杨嗣败虏众于廉良路，杀二千余人，斩首五百余级，获马五百匹，兵仗铠甲称是。从臣再拜称贺，翌日，群臣诣崇德殿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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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传称此战是斩首2000级的大胜；石普传只笼统地与长城口之战并书，说获俘馘、器甲；而田绍斌传言此战甚至算不上胜，石普、杨嗣二部损失惨重，最后不过杀获140余人，连“功”都算不上，仅能称“劳”；宋会要中的奏报则称杀敌2000，斩首500级。几种说法内容大相径庭。
很容易发现，在李焘长编这段内容中，整个战事描写取自田绍斌传，但战果数字却是取自杨嗣传与实录（很明显，会要奏报在实录中同样载有一份）。问题就出在这里，严谨的做法显然应是只采其中一说，而排除掉其他矛盾说法，焉能如此生拉硬凑，将几说直接融为一体？实际从宋史传记的史源角度考察，全取田绍斌传的内容可能才更能反映史实。

顶

古代这种事情很正常吧，理论和实践脱离，真正能做到行知合一就没多少，写书的不做事，做事的没文化，笔杆子在文人手里，想当然拍脑袋的作品比比皆是

李焘长编中记载的宋夏永乐城之战：
【徐禧、李舜举及沈括等以丙辰发延州，蕃汉十余军，所将凡八万，役夫荷粮者倍之。李浦将前军，吕真佐之；曲珍将中军，高永能佐之；王湛将後军，景思谊佐之；李稷主馈饷、治版筑；而谋画进止，禧实专决，括与同而已。（发延州日据御集，余悉据张舜民永乐客话。）】
【甲申，永樂城成。初興版築，敵數來爭，皆敗去。及是畢工，使景思誼以兵四千人守之。（思誼留兵守城，此據沈括自誌。）】
【乙酉，禧、括及舜舉以兵八千人俱還米脂。（此據司馬記聞。）】
【敵騎尋自明堂川入，駐寨城側，與夏州烽臺相對，置陣無定河西，覘望官軍。（此據沈括十四日壬辰報及括自誌。）曲珍遺馳使報禧，禧曰：“黠羌敢送死乎！”亟引兵二萬五千人往赴之，且謂括曰：“存中大帥，不可輕出，僕與李常侍上所遣，宜亟行。”舜舉初不欲，禧強之，乃同往。或謂禧曰：“被詔相城，今城已成矣，禦寇非職也。”禧不聽。（兵數據沈括自誌，餘則據禧及珍傳，並客話。）】
【戊戌，永樂城陷。初，沈括謂徐禧曰：“吾眾才三萬，賊雜集之兵數十萬，豈易當也？不如委永樂以困之。”禧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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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这几组兵力数字让人看得云里雾里。既说原先永乐城有宋兵八万，留四千守城，何以又说徐禧只领八千兵回米脂？八千加四千，总共才一万两千啊？后怎又说徐禧领兵二万五千从米脂救永乐城？一团乱啊！
怎么回事呢？幸好李焘基本交代了他的史料来源：
永乐城宋军八万的数字来源于张舜民《永乐客话》。
永乐城修成后，留四千兵守城来源于沈括《自志》。徐禧等带领返回米脂的那部分宋军为八千，这来源于司马光《涑水纪闻》。
西夏军进攻永乐城，徐禧等从米脂回援永乐城，兵力为二万五千，此数来源于沈括《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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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民《永乐客话》原本已迭。但永乐大典辑录了张舜民的《永洛故城》一文，用长编的正文和附注与其对照，可知此文就是同作者所写的《永乐客话》一文的翻版。以下就引其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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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甲子，禧、舜举及括等率番汉十余将，凡八万兵，役夫荷粮者倍之。于是李浦将前军，本路将官吕政佐之；曲珍将中军，高永能佐之；王湛将后军，景思谊佐之；李稷主运饷，治版筑。谋画进退悉决于禧，括及舜举间而已。戊辰至永洛，环兵外向，旬有二日而城立。乃留珍等诸将以守，兼护役，作制楼橹。而禧、括、舜举及其幕府官属率牙兵八万人先归，至米脂。......禧至永洛，贼兵尚遥。翌日凌晨，与诸将会于西门观贼。......日亭午，贼骑稍逼，禧令出战，于是王师七万阵于城下。......将校惟曲珍、王湛、李浦获免，逃归者数千人，千人身皆被创。......是役也，正兵及粮卒死者凡十余万人，官吏将校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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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涑水纪闻》今尚存，以下直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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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禧、舜举与鄜延经略使沈括、转运使李稷将步骑四万及诸路役兵，始修永乐。......九月乙酉，留李稷及步兵三万余人于永乐，括、禧、舜举以八千人还米脂。是日，永乐遣人走告虏骑且至。丙戌，括留屯米脂，禧、舜举复如永乐。......城遂陷，珍帅众数百人逾城走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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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以上原始史料，现在能看出李焘长编采选史料是多么随意散漫。张舜民《永乐客话》、司马光《涑水纪闻》、沈括《自志》，是三种不同的说法，明显是不兼容的。《永乐客话》描写的此战规模最大，《自志》与《涑水纪闻》描述的兵力略接近，但中间留兵守永乐城一事也是存在大分歧的。
李焘机械地将三者各采用一部分，整出了这么段稀奇古怪的记载。

我国古代这种事不少

章颖《南渡十将传》中的绍兴六年春韩世忠淮阳军之战：
【刘豫方聚兵淮阳，世忠即引兵渡淮，旁符离而北至其城下。为贼所围，奋戈一跃，溃围而出，不遗一镞。其禆将呼延通与金将牙合孛堇搏战，扼其吭而擒之，乘锐掩击，虏败去。既而围淮阳，贼坚守不下，虏为之相约曰：受围一日则举一烽。至是，六烽皆举，兀术与刘猊皆至。世忠求援于张俊，而俊以世忠有见吞意，不从。世忠勒阵向敌，遣人语虏曰：锦衣骢马立阵前者，韩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敌。虏果至，杀其引战者二人，虏遂引去。寻有诏班师，复引兵归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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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南宋史官章颖的这段战役叙述（宋史韩世忠传全部照抄），故事情节挺丰满（丰满过头了）。单从文章表面上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的，然而只要一细究其史源，立马原形毕露。以下按成书先后顺序列出章颖此段内容的几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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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世忠墓志铭：
【并符离径淮阳之宿迁。豫亟召北军四面而至，围之数重，公按甲不动，俄麾其众曰：视吾马首所向。奋戈一跃，已溃围而出，不遗一镞，按辔而旋。公曰：虏易与耳！】
韩世忠神道碑：
【攻淮扬，旦暮且下，会诏班师。王亟还，道遇伪齐帅刘猊率金国三路都统、太一孛堇、凿山水晶相公、青州五路都统、东平府总管，及兀术举兵自河间与诸道会。王结阵向敌，遣小校郝彦雄造其军大呼曰：锦袍毡笠骢马立阵前者，韩相公也！众咎王，王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敌！及虏骑至，王先以数骑挑之，杀其引战者二人，诸将乘之，大破虏众，暴尸三十里。】
北盟会编：
【韩世忠既获牙合孛堇，遂率诸军至淮阳军城下，城守甚严，城中街衢亦障合以防克敌弓矢。淮阳军举烽报急，是时金人有令，受围一日则举一炬，自夜至晓不灭，受围二日则举二炬。凡围六日，举六炬，第七日，救兵到，世忠遂回军。】
系年要录:
【世忠既围城，敌坚守不下，刘豫遣使如河间，求援于金右副元帅宗弼。先是，金伪与其守将约，受围一日则举一烽，每日益之，至是城中举六烽，刘猊与宗弼皆至。世忠之出师也，请援于江东宣抚使张俊，俊不从，世忠乃还。道遇金师，世忠勒阵向敌，遣小校郝彦雄造其军大呼曰：锦袍骢马立阵前者，韩相公也！众咎世忠，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敌！及敌至，世忠以数骑挑之，杀其引战者二人，诸将乘之，敌败去。（赵雄撰世忠碑云：攻淮阳，旦暮且下，会诏班师，王亟还。此与赵甡之遗史所书不同，按世忠实以无援而退，非得城而不取也，今从遗史。碑又云：大败敌众，暴尸三十里。恐亦不然，盖雄所撰碑第据当时功状，不参考他书故也，今不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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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种史料，再进一步剖析分解一下，其实就是三种原始史料：韩世忠墓志铭、韩世忠神道碑、赵甡之中兴遗史（会编与要录字句雷同的部分都是采的遗史）。三者所记都是同一件事：韩世忠围城不克而撤退。当然，此三说是不同的，墓志铭和神道碑把转进描绘成了大胜（还搞了个“班师诏”出来充场面，李心传在要录自注中已吐槽了），而按遗史则不过是力有不济而退罢了。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章颖南渡十将传是用以上几种材料玩了个“接龙”而已，将三种原始史料对同一件事的记述，编排成了一个前后连贯的新故事。没有辨析和取舍，史实真相对他来说估计是无所谓的，只要文章读起来够热闹、够精彩就行了。以今人对一个史家的标准来说，章颖如此作为肯定是零分了。就算是个普通人，这脑洞也属于不一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