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2]《资治通鉴》卷一八三义宁元年二月条。
[3]《旧唐书》卷五《刘武周传》。
[4]《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5]《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6]《资治通鉴》卷一八八武德三年五月条。
[7]《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8]《旧唐书》卷六O《李琛传》。
[9]《旧唐书》卷六O《李瓌传》。
[10]《册府元龟》卷九七O《外臣部•朝贡三》。
[11]《新唐书》卷九二《苑君璋传》。
[12]《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康国》。
[13]《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疏勒》。
[14]蔡鸿生先生认为,康国所献名马当可作为种马,但多达“四千匹”,则未见其他文献著录,恐怕是“四十匹”之讹。见《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文史》第31辑第100页,中华书局,1988年。
[15]《旧唐书》卷一九四下《西突厥传》。
[16]《册府元龟》卷九七O《外臣部•朝贡三》。
[17]《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四》。
[18]《旧唐书》卷六O《李神符传》。
[19]《旧唐书》卷六O《王君廓传》。
[20]《旧唐书》卷六七《李靖传》。
[21]《册府元龟》卷一OOO《外臣部•亡灭》。
[22]《昭陵碑石》第187页,《阿史那忠墓志铭》,三秦出版社,1993年。
[23]《旧唐书》卷五七《赵文恪传》。
[24]《唐会要》卷九四《吐谷浑》。
[25]《昭陵碑石》第176—177页,《斛斯政则墓志铭》,三秦出版社,1993年。
[26]《隋书》卷四O《虞庆则传》。
[27]《隋书》卷八四《突厥传》。
[28]《隋书》卷三《炀帝本纪上》。
[29]谢成侠《中国养马史》第275—276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30]Anderson,J.K.(安迪森):Ancient Greek Horsemanship(《古代希腊马术》),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61。
[31]Emel esin:The Horse ln Turkic Art(《突厥艺术中的马》),Central Asiatic Journal,Vol.X,Nos.3-4,December 1965。
[32]孙机《唐代的马具与马饰》,见《中国古典舆服论丛》第93—95页,文物出版社,1993年。
[33]王援朝、钟少异《谈昭陵六骏石雕中邱行恭佩器》《文物天地》1996年第6期。又见《弯月形弓韬的源流——西域兵器影响中原的一个事例》《文物天地》1997年第6期。
[34]《全唐文》卷一O《太宗皇帝》。昭陵六马图赞约刻于贞观十年(636),据《金石录》为欧阳询隶书。游师雄《题六骏碑》云刻于石座,张力臣《六马赞辨》云刻于马头上一隅,其石座尚在原地,没有发现字迹,细察六骏原石,也未见马头上一角似曾镌字,故原刻于何处存疑。
[35]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第151—1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36]《昭陵碑石》第151页,《许洛仁碑》,三秦出版社,1993年。
[37]《昭陵碑石》第151页,《许洛仁碑》,三秦出版社,1993年。
[38]沙畹认为勃律河即今之Gilgit河,斯坦因认为小勃律包括今之Gilgit区域。故沙畹考订俱位或商弥应是Mastoudj流域,其都城则在Yasin。见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第97页注4和第224页注51,商务印书馆,1934年。
[39]《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下》。
[40]护雅夫《古代突厥民族研究第一编》,第334—335页,日本山川出版社,1967年。
[41][42]韩儒林《突厥官号研究》,见《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上册第252页,中华书局,1987年。
[43]岑仲勉认为唐代“设”“失”之发音并无异也。见《突厥集史》上册第478页,中华书局,1958年。
[44]乙木《昭陵六骏史话》,见《唐太宗与昭陵》第119页,1985年《人文杂志》丛刊第六辑。
[45]见原田淑人《东亚古文化研究》第387页,东京座右宝刊会,1944年。我认为,代表波斯帝国西南部方言的古波斯语称“马”为asa,代表东部方言的阿维斯陀语称“马”为aspa,萨珊王朝时代已盛行钵罗婆语,故原田淑人推测恐不可靠。
[46]〔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第140页、1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7]蔡鸿生《唐代汗血马“叱拨”考》,见《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225—228页,中华书局,1998年。
[48]岑仲勉认为:突厥文bota义为幼骆驼,buta义为幼苗,(突厥文很少用p音发声之字),是否即“少汗”之意,未敢决定。见《麴氏高昌王外国语衔号之分析》《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237页,中华书局,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