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史记》；司马迁；小人物；卑贱者；高贵者
一部二十四史，大部是写帝王将相的。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也不例外。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司马迁的聪明才智并不能使他超脱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但是，司马迁对待历史记叙的严肃态度，他的忠实于历史事实、坚持“秉笔直书”的传统精神，却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从而使他的不朽名著成为高耸于一切封建史书上的金字塔。

司马迁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为出身“低贱”的农民起义英雄树碑立传的历史学家。这件事不仅在中国古代的史书里是破天荒的创举，而且在以后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正统”史书里，也是后无来者的。他把佣工出身的反秦农民英雄陈涉(胜)写进《世家》， 同封建诸侯并列。从现代观点来看，农民革命英雄当然要比封建诸侯伟大，但是在司马迁的时代，敢于把这样一个“犯上作乱”，而且是失败了的小人物抬上高贵《世家》的宝座，这是需要巨大勇气和卓越见识。

这是对陈涉的总评：
“粲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最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史记太史公自序》。

在这里，司马迁把陈涉同古代的圣人汤、武、孔子相提并论了。这是司马迁用自已手中的史简，在长夜难明的历史天际，点燃起的一支火炬。他简直是古代天官策府中的普罗米修士！

对干鼓刀屠狗者出身的农民起义军将领樊哙，吹鼓手出身的农民起义军将领周勃，小商贩出身的农民起义军将领灌婴，囚徒出身的农民起义军将领黥布，渔民出身的农民起义军将领彭越等等，他都用专门的章节给予了生动的描写和评述。 这是他对樊哙的描写：
沛公入豪富，宫室帷帐、狗马、量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将欲为富家翁邪？”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哙曰：令臣从入秦宫，所观宫室帷帐、珠玉、重宝、钟鼓之饰，奇物不可胜数，入其后宫，美女妇人以千数，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愿沛公急还霸上，无留宫中。《史记留侯世家》按徐广本补正。

这段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像樊哙这样的劳动者，他们所以踊跃投身于反秦农民大起义运动，其原始动机，并不都是为了当富家翁，也不是像刘邦、项羽那样是为了羡慕秦始皇和取代秦王朝，而是为了反抗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建立一个廉洁而不腐化的政府。

这些卑贱者出身的农民起义军将领在农民革命胜利之后，都逐渐蜕变为新贵族了。这是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司马迁那时不可能懂得这些原理，他不可能对这种蜕变作出科学的说明。但是，他如实地记叙了这个过程，并且对新贵族富贵以后骄奢淫侈、脱离群众的作风进行了谴责。

在封建社会里，处理政务，办理外交，制定各种政策，从来是帝王和贵族的特权。在他们看来，这些事务只有像他们那种血统高贵的人才有资格担当。小人物、卑贱者懂得什么?卑贱的小人物，不过是被治于人的消极力量而已。但是，司马迁的《史记》，却通过大最的事实，揭露了数量很大的一批(不是全部)帝王和他们的御用大臣，不过是一些不学无术、荒淫无耻的大草包；相反，许多社会地位低下的小人物和卑贱者却很聪明、有才干。他不仅在《史记》中写了许多由普通老百姓出身的政治家、外交家(如管仲、范雎、蔺相如、陈平等，)而且还从小人物和卑贱者之中，发现了一大批具有卓越政治见解或外交才干的人物。他这种发现告诉人们：聪明才智并不是以大人物和小人物、高贵者和卑贱者为分界线的。实际情况是：大人物、高贵者之中见识短浅，才干平平的人很多；小人物、卑贱者之中见识卓越、才干杰出的人不少。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句话，是现代政治家们很喜欢引用的一句含有深刻哲理的格言。司马迁却在《史记》里告诉我们，早在纪元前的十一世纪，郊野的普通老百姓，就已经熟练地运用这句话来分析政治形势了。

《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说：姜太公吕尚帮助周武王战胜殷纣王以后，被封为齐国诸侯。他带着一批人去齐国任职，路上走累了，找了一个旅店歇息。夜里，他听到旅店里的人议论他们：“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吕尚听了这话，马上把随从叫起来，穿上衣服，连夜赶路，黎明的时候，他们赶到了齐国首都。果然，当天就有东夷人发兵前来和他争国，因为他早到了一步，才得以组织力量，应付敌人。

吕尚是上古对代一个足智多谋的人物，但是在就国问题上，他的政治敏感却不及旅店里一个普通老百姓。所幸的是这个曾经“番钓于渭水之滨”的老头儿原来也是个贫贱人，他没有一般贵族那种自高自大、卑视群众的恶习，而是听了群众批评，马上就改，结果争取了主动。

《史记》里记载了一个打猎的老百姓，通过政治形势分析，帮助国君改正错误的故事。

楚怀王听信谗言，排斥屈原，放弃联合各国共同抗御秦国侵略的方针，最后上了敌人的当；被囚死于秦国。楚怀王的儿子楚不接受历史教训，反而认仇为友，继续采取亲秦的方针，一些大臣也附和他。这个没出息的楚襄王，对于国家大事糊里糊涂，对于狩猎游玩却很在行。楚国有一个打猎的老百姓发明了一种十分轻巧的弓矢，他听了很感兴趣，叫人把这个老百姓找来问话，不料这个老百姓却借用打猎的题目给楚襄王讲起政治形势来，并且希望楚用钻研打猎的心思，去研究怎样反抗秦国的侵略。末了，又用非常尖锐的刺激性语言批评楚襄王说：
“先王为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报万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是以踊跃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窃为大王弗取也。”《史记楚世家》

这个小人物震聋发聩式的批评，终于激起楚襄王尚未泯灭的一点羞耻心。使他改变了亲秦的方针，并派出使者与各国联络，共同抗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