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核与铨选、监察一起，构成古代中国官僚管理制度的主干。考核制度的基本内容可区分为两方面：考核程序与考核标准。明代由考满与考察交织成一张监控官员的大网，在监察与考核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考察架构。但是，与异常严密和繁复的考核程序适成鲜明对照的是，明代始终没有制定象唐代“四善二十七最”那样明确系统的考核标准与内容。因而，涉及明代官员考核制度的论著，往往只着眼于考核程序和类别，对考核标准和内容鲜有探讨。本文拟就这一方面提出一些初步看法，敬请方家指教。

一、依法定职掌攒造的实政册
历代开国之君很少有人像朱元璋那样殚精竭虑地试图创造一套完备的、能行之久远的典章制度，他下令并亲自主持编纂了多种文献和条例，为皇帝、文武官员、宗藩以至平民百姓都制定了行为规范。基于在民间时“尝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1]的经验和情感，朱元璋还在戎马倥偬的岁月就很注重地方官称职与否[2]。在建国前夕颁布的《大明令》中，规定了地方官员考核的具体办法[3]，以后又不断予以完善，形成一个严整的系统。不过，朱元璋对考核制度的系统化主要限于程序方面，他似乎有意识地放弃了像前代那样建构一套规整的考核标准的做法。其故缘何?

这是由于朱元璋对实政的重视。朱元璋非常厌恶虚文浮套，重视官员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强调官员的要务是了解和完成本职工作[4]。他亲自编撰的《大诰》的第三篇即是对不谙政务的官员的申斥：“朕今所任之人，不才者众，往往蹈袭胡元之弊，临政之时，袖手高坐，谋由吏出，并不周知，纵是文章之士，不异胡人。如户部侍郎张易，进以儒业，授掌钱谷，凡诸行移，谋出吏，已于公廨袖手若尸。人奏钱粮，概知矣，朕询明白，茫然无知，惟四顾而已。”[5]在谈到地方官员考核时，他曾明确指出：“元以六事责守令，徒具虚文。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也，若江南则无此旷土流民矣。”[6]因此，他不主张用笼统模糊的标准要求官员，而再三告诫官员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政务活动的轻重缓急，踏踏实实地把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做好。在这种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考核制度，既重视官员的日常行政过程，又重视官员的最终行政结果，依法定职掌攒造的实政册自然成为最主要的考核依据，具有较强的务实精神。

后来，又专门制定了一份规范性文件，这就是《到任须知》。它详细列举了地方官应办理的事务，包括三十一款，内容如下：
（1）祀神有几；
（2）养济院孤老若干；
（3）见在狱囚若干，已、未完；
（4）入版籍官军田地若干，官粮民粮若干；
（5）节次圣旨制书及奉旨榜文谕官民者若干；
（6）本衙门吏典若干；
（7）各房吏典不许那移管事，违者处斩；
（8）承行事务已完若干，已施行未完若干，未施行若干；
（9）在城印信衙门若干；
（10）仓库若干；
（11）所属境内仓场库务若干；
（12）系官头匹若干；
（13）会计粮储，每岁所收官民税粮若干，支用若干；
（14）各色课程若干；
（15）鱼湖几处，岁课若干，备开各湖多少；
（16）金银场分若干，坐落何山川，所在若干；
（17）窑冶各开是何使器及砖瓦名色；
（18）近海郡邑煮海场分若干；
（19）公廨间数及公用器皿裀褥之类若干；
（20）邑内及乡村系官房舍，有正有厢若干；
（21）书生员数若干；
（22）耆宿几何，贤否若干；
（23）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境内若干，各开；
（24）境内士君子在朝为官者几户；
（25）境内有学无学，儒者若干；
（26）境内把持公私，起词讼者有几，明注姓氏；
（27）好闲不务生理、异先贤之教者有几；
（28）本衙门及所属该设祗禁弓兵人等若干，各报数目；
（29）境内士人在朝为官，作非犯法，黜罢在闲者几人，至死罪者几人；
（30）境内民人犯法被诛者几户；
（31）境内警迹人若干。

在朱元璋看来，他所列举的一切都是“为官之要机”，属于纲领性的事务，为官者只要照章施行，就会成为一个事完政成的良吏，否则即使具备才智，也难免政事废弛：“若提此纲领，举是大意以推之，诸事无有不知办与不办；若人懒于观是纲领，官为之事，亦不能成。”这份文件颁布后，并未立刻发挥朱元璋所期望的作用，当时“所用布政司、府州县、按察司官，多系民间超取秀才、人材、孝廉，各人受任到职之后，略不以《到任须知》为重，公事不谋，体统不行”，所以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三年制定的《责任条例》中特别申明：“布政司治理亲临属府，岁月稽求所行事务，要察举勤惰，辨其廉能，细举《到任须知》内事目，一一务必施行。”[14]从此，《须知文册》不仅成为季考、岁考的基本依据，也是考满和考察时必须呈交的材料，攒造功业册也以《须知文册》确定的职守为据。完不成《须知文册》规定的任务，官员要受到一定的处罚。曲阜知县孔希文作为至圣先师的裔孙，朱元璋几次宥免了他的过错，但最终却“坐《须知》不完罢为民”[15]。建文时期，曾对考核文册加以简化，“止令造进功业文册一本”，靖难之变后，朱棣命令恢复洪武旧制[16]，仍是功业、功绩等文册与须知文册并行，考满以前者为主，考察以后者为主。从景泰时期开始，朝觐考察大概只攒造《须知文册》就可以了，其证据是从这时起各地因战乱、灾异等缘由请免朝觐时，总是只提“将《须知文册》送部以凭考究”，而从未再提及其他文册[17]。

2.京官的实政考核依据——《诸司职掌》
与外官相比，由于京官居于辇毂之下，皇帝易于了解并随时予以黜陟，对他们的考核开始得稍迟一些。洪武五年制定了六部职掌，规定每年终据此考课京官，“以行黜陟”[18]。洪武二十六年，京官考满之法与外官一起得到系统整理和规定，其后又有一些增改。其制度大要是：在京堂上正、佐考满，“不停俸，在任给由，不考核，不拘员数，引至御前复职”，九年任满，“黜陟取自上裁”；在京各衙门属官考满，由本衙门正官考核，正官要“察其行能，验其勤惰，从公考核明白”，拟出称职、平常或不称职词语，连同记录行过事迹文册赍送河南道监察御史考核，再由吏部覆考；南京官员的考满方法基本与北京相同，只是俸满之日要“停俸赴京给由”[19]。专门考察京官的京察制度出现更晚，直到弘治时期才最后形成。弘治元年南京河南道御史曾要求严立岁考之法，“在京诸司堂上掌印官，每遇年终，各将本衙门官员廉贪、能否、勤惰、得失缘由斟酌的确考语，造册三本，一本奏缴，一本送吏部，一本送都察院查照”[20]，但这项建议未被采纳。弘治十七年正式确定京察六年举行一次[21]，凡遇京察，四品以上京官上疏自陈功过，由皇帝裁决，五品以下京官，包括见任、住俸、公差、丁忧、养病、侍亲、给假及行查未报并六年内升任未经考察等项官员，都由本衙门正官“备开脚色”送交吏部，最后由吏部会同都察院和各衙门正官“从公考察”[22]。所谓“脚色”，除介绍该官员履历外，主要包括贤否事迹和考语两部分，贤否事迹应是对官员行政状况和功过的如实纪录。

考满时的行过事迹文册和考察时的贤否事迹文册的攒造的依据，是规定诸司职权范围和主要政务的行政法典。《明史》卷7l《选举》谓考满“依职掌事例考核升降”，实际上考察亦然。在中央政府各部门中，最先制定的是适用于御史台的宪纲，由朱元璋“亲加删定”[23]，接着又规定了“六部职掌，岁终考绩，以行黜陟”[24]，这可视为明代以规定的各部门职掌作为考核的常规标准的做法的开始。不过本次规定的各部职掌的具体内容没有明文记载，到洪武十三年“定六部官制”，详细列举了各部的组成人员数及职掌[25]，其内容当和五年的规定无大差别。后来，朱元璋命令吏部和翰林院在已修定的职掌的基础上，“仿《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诸司，凡其设官分职之务，类编为书”，至洪武二十六年最后完成，“名曰《诸司职掌》，诏刊行，颁布中外”[26]。到了弘治十年，阁臣徐溥等人又奉敕在《诸司职掌》的基础上纂修成《大明会典》，随着各司题准的新例不断增加，《大明会典》又分别在嘉靖、万历时期两次重修[27]。《诸司职掌》或《大明会典》作为一部完备的行政法典规定了关于官员的各类事务，并非专为考核之用，但它详细规定了中央主要部门的职责，既是这些部门进行工作的法律依据，也是检验各部门官员的工作情况的法定标准。

二、考语：对官员素质的品鉴
所谓考语（也称揭贴，但揭贴应用于许多方面，考核官员只是其中一类），就是用简明的语言对该考官员作出的个人鉴定。东汉后期兴起清议之风，名士们往往以简短的言辞品题人物，获得士名者往往通过察举进入仕途。魏晋时期建立了九品中正制，反映清议的中正的品题不但决定能否入仕，还决定着已入仕者的升降黜陟。唐代考核制度趋于规整严密，考核时要在查勘文档簿册的基础上编造“考状”，内容除记载官员的功绩事迹外，还要拟定一份简洁对偶的评语，称为“考辞”。明代继承了唐代的这一做法，而且随着考核类别和程序的繁复，考语使用范围更广泛，作用更大。

明制规定，凡官员考满，除在京堂上正佐官例不考核外，其他官员一律都由本管上司开写考语，并按规定程序层层覆考。京官考察，四品以上自陈，五品以下堂上官直接由吏部和都察院考核，其余各衙门属官都由堂上掌印官开注考语；朝觐考察开始由布、按二司考合属，抚、按考方面官，弘治以后则皆先期行文抚、按，命他们将三年内所属大小官员都一一开注考语，最后由吏部、都察院在覆核这些考语的基础上做出留职抑或黜降的决定，请旨批准。嘉靖时期开始，又规定了“每年开报考语”之制：“每遇年终，各府州县将佐贰、首领、属官并卫所首领官，守巡道将本道属官，布按二司掌印官将各佐贰、首领并堂上官、州县正官，填注贤否考语揭贴，印封送本布政司类齐，严限送部查考。”此外，“巡按任满，巡抚年终，将所属大小官填注考语揭贴送部，其考语俱要自行体访”。[28]

在初期，考语本身并不能作为考核的唯一依据，它必须与《须知文册》等记载官员实政的文件相配合。换句话说，它实际上是在全面了解官员实际政务的基础上用最简明的词语作一总括性结论，相对于实政册来说，处于附属地位。由于官僚体制所不可避免的文牍主义的蔓衍，攒造实政册所需清查查勘的案牍越来越多，还在洪武时期就出现了“案牍填委往往淹积不行”的局面，朱元璋颁布“案牍减繁式”[29]，在各部设司务，在布政司、按察司和府设照磨检校官，专门督察案牍[30]，这虽在一段时期内收到“事多完集”的功效，但不久便故态复萌，案牍壅滞混乱成为各衙门的通病，屡次申诫终无成效。在考核时，由于天下官员数多而负责考核工作的人少，很难真正查核须知文册、纪功册一类的实政册，总括性的考语的作用越来越大。比如天顺四年外察，直到察典结束后半年多吏部才上奏查出的某些布政司、按察司并直隶府州县呈交的《须知文册》“其中钱粮、户口数目多错异”[31]，可见考察过程中未能真正查核《须知文册》并以之为据，那么只能以考语为凭了。至成化年间，“因为选调积滞，设法以疏通之，辄凭巡按御史开具揭贴（考语）以进退天下庶僚，不复稽其实迹”[32]。此种情况日趋严重，到弘治时，左都御史戴珊对“吏部只欲凭巡按考语黜退”表示不满，吏部只以一句“我不能担怨”的回答便使戴珊无言以对[33]，可见当时人已视为固然。至于“天下所造《须知文册》，止是空文，部、院虽或行查，亦不过虚应故事”[34]。考语反客为主，考核唯考语是依。
但是，考语的形式本身决定了它无法详细列举官员的政绩和失误，它往往侧重于一方面的素质品行，或者是学识，或者是德性，或者是才智，极易以偏概全，以点代面。一旦与实政册脱离，它便显得模糊不清了，以此为考核官员的依据，也就使朱元璋苦心建立的重视实政的原则彻底崩溃了。

明人自认为“弘正间考语犹不失先辈遗风，课一布政日‘志愿自励，宁亦足观’”，希望“将成、弘、正年间考语汇成一册，颁布各省，如《举业正式》之类”[35]。其实此时考语只能说在浮夸方面还稍有节制，内容基本上也都是虚言空语。如河南巡抚王恕对四名知县的考语分别是：“处事公勤，持身廉介，耄倪感德，远近知名”；“不刚不柔，无私无伪，令行禁止，事妥民安”；“操持端谨，政令公平，庶事康哉，群黎乐只”；“外无浮华，中则纯确，令严政善，吏畏民怀”[36]。）读过之后，人们依然难于真切了解这几名知县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越往后来，考语越难据信。突出的弊端有二：
一是浮华成风，黑白颠倒。“阅其所署之考，推官知县以上，考语皆是大圣大贤，川岳风云、冰玉麟凤字面，何关实事”[37]。“每荐牍出，抽黄对白，骈四骊六，荐者以非极揄扬不足结彼之铭感，被荐者以非蒙重语不足为己之深知。日‘才与诚合，光风霁月’，是周、和诸贤复生矣，察其人，仕路之奸雄也；日‘守遵四知，琴鹤相随’，是赵抃、杨震挺生矣，察其人，捆载归乡里也；日‘才堪八面，北门琐钥’，是孔明、寇准杰出矣，察其人，一筹不能寸展也。圭璋瑚琏，如金如玉，麒麟凤凰，如松如柏，古人所以颂圣贤者，今以之誉凡夫矣”[38]。
一是模棱两可，贤否莫辨。“所谓考语者，大抵骈四俪六，两可难辨之词”[39]，“摹拟无能曰长厚，摹拟衰迈曰老成，夫长厚老成，岂所以为贬辞哉，而令人读之如射覆然”[40]。

除考语外，考察（特别是京察）时的依据还有“访单”。所谓“访单者，吏部当察时，咨公论以定贤否，廷臣因得书所闻以投掌察者”[48]。陆光祖曾指出：“今部、院所据以考察者有二，日考语，日咨访。为重考语之说者曰：抚、按日与群有司相习，其才品耳而目之，甚核也，一夫之颊不可为凭矣；为重咨访之说者曰：抚、按之势尊，而下饬貌以为工，故名实易淆也，非集思广益，其道靡由矣。”[49]可见，有人主张以考语为主要凭据，有人主张以访单为主要凭据，存有争议。不过实际上，访单远不如考语作用大，且并非法定程序，非用不可。《明史》卷216《王图传》云：“适将京察，恶东林及李三才、王元翰者，设词惑（孙）丕扬，令发单咨是非，将阴为钩党计。图急言于丕扬，止之，群小大恨。”观此则是否发放访单之权握于主察者之手。

三、计过而不计功的察例
明代考察名义上是在实政册和考语、访单等的基础上对被考官吏作出全面鉴定，既要计过，也要论功，但实际上，考察带有深刻的监察色彩，每次考察除极少数“卓异”官员受到褒奖、赐衣、赐钞一类的荣誉性奖励外，大多数官员虽然合格，但既不会得到奖励，更不会因此得到迁升。与检查官员例行政务的考满不同，考察的主要目的是检查官员是否犯有过错和失误。这一点从作为考察的重要标准和内容的察例可以明显看出。
《明史》卷71《选举三》谓：“考察，通天下内外官计之，其目有八：日贪、日酷、日浮躁、日不及、日老、日病、日罢、日不谨。”其中浮躁、不及、罢、不谨是浮躁浅露、才力不及、罢软、素行不谨的简称。对挂此八项察例的官员的处分分四种：贪、酷为民；不谨、罢软冠带闲住；老、疾致仕；不及、浮躁降调。所谓冠带闲住，就是“但有冠带无品级，一应服色仪仗皆不得用”[52]。

但是，与这些察例一起出现的还有奸懒、不谙文理、法律不通、事体生疏、存心偷薄、荒于政事、酗酒等名目，都是根据实际情况临时下的断语。负责考察的官员都是先考察该考官员的政务是否称职，再检查是否有各种过错和缺陷。考察中使用固定察例的趋势始于正统四年，此后每次考察都依照老、病、阘茸、贪污、酷刑这些常规察例检查官员。景泰七年，监察御史张琛劾奏福建官员，将阘茸与罢软并列[64]，可见二者含义不尽相同，但自此以后，包括天顺四年的朝觐考察都将罢软作为察例，而阘茸一词则很少出现了。成化二年朝觐考察，素行不谨作为一项察例正式开始使用[65]。才力不及的设立是在成化二十三年，事部尚书李裕感到“人才质不同，偏执类醅，迟钝类软”，请求设立“才力不及一途，以寓爱惜人才之意”[66]，得到宪宗批准。最后一项察例浮躁浅露前此未见出现，弘治元年吏部尚书王恕在覆议南京河南道御史吴泰要求考察两京五品以下官员的奏疏时，提出命吏部、都察院会同各衙门堂上掌印官将五品以下“从公逐一考察，除廉干公勤，才行超卓者遇有内外相应员缺另行具奏擢用，职业颇修、操履不失者存留办事外，其贪淫、酷暴、罢软、老、疾、素行不谨、浮躁浅露者开具职名，奏请定夺”[67]，从此京察中就增加了浮躁一项，而且在很长时期内它也仅用于京察，直到万历二十九年似乎才首次在朝觐考察中使用[68]。另外，考察中有时区分出年老、有疾与老疾三类，则有疾是指年不及规定界限而患病者，处分与年老和老疾（既老又病）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