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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的巫与史官
丁波
〔提要〕
史官源于巫。在商代，巫、史是宗教神职职官。在宗教文明的演进过程中，随着仪式、仪规的日渐繁琐，巫逐渐被专业化的史官群体所替代。商代巫与史的交替，是宗教祭祀日益程序化和经验化的必然结果�

史源于巫，这是关于史官起源最普遍的认识。源于巫的史，是怎样取代巫并最终成为一个单独自立的群体，即巫与史的交替是怎样完成的，值得探讨。本文试图将史作为一个单独自立群体提出来，分析由巫到史的转变过程。

 在目前的古史研究中，学者们对夏王朝的是否存在已不再有太多的怀疑，而关于夏王朝及其以前的历史，还有待于考古研究。

 在商代，史官已经出现，这是学术界较为认可的看法，陈梦家根据甲骨卜辞总结商代职官为3大类：臣正、武官和史官。其中，史官类包括：尹、多尹、又尹、某尹；乍册；卜某、多卜工、多工、我工；史、北史、卿史、御史、朕御史、我御史、北御史、某御史；吏、大吏、我吏、上吏、东吏、西吏。①在史官中，陈梦家是分为尹、卜、工、史及吏5类。史官在商代社会已算得上是十分兴盛了，且其中许多职官(如尹、作册等)的地位已很高。但需要注意的是，陈梦家对商代史官的描述，是建立在对卜辞的解读上，在先秦文献中，关于商代的“史”出现得很少。这就是说，甲骨卜辞与文献所反映出来的商代史官，是有差异的。这是因为商代巫与史的交替尚未完成，巫、史共同存在于殷商的宗教祭祀中，故在不同的文献中，史与巫出现的频率也就不同。

 就人类文明的普遍规律而言，巫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宗教神职人员，之后出现的其他宗教神职人员，都与巫有着种种渊源关系。在商代，除巫之外，宗教神职系统中也出现了史官群体。西周初年，巫已退出了宗教神职的上层，史官群体代之而起，成为宗教神职系统的主要职官)巫、史演变表现为这样一种链条：巫→巫、史并列→史。当然，巫与史的交替并不意味着巫的消失，就商朝情况看，巫与史的交替表面上是围统着权力的转移而展开的，它反映的却是宗教政治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即宗教神职职官分工愈来愈细和宗教祭祀程序更加复杂化和专业化。

一、商代的巫史交替

 在人类学中，巫是一种能降神、事神的神职人员。在商代，王室官吏大多具有巫的本事，而他们并不是巫，巫是指专门从事请神、降神的神职人员。“可能商代专职的巫才称巫，而王室官吏虽有巫的本事却不称巫”。所以，商代有名的大巫，大多同时也是商王朝的高官。那些专职的巫，地位要低于王室的官吏，他们是商代巫的主体。商代专职的巫已分化为：巫、祝、卜、史，文献中巫、祝、卜、史4种名称是全的。祝、卜、史，都脱胎于巫，他们是巫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巫在商代地位很高，“殷商时代不但有巫，而且巫师在当时的社会里占有很崇高的地位”。《尚书》中就提到了商代几位著名的大巫：“君爽!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阶、臣息，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冻，保又有殷，故殷礼险配天，多历年所。天维纯佑命，则商实百姓王人。周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咸奔走。惟兹惟德称，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盆周不是孚。”巫、咸和贤与著名的伊尹列在一起，他在王室中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大巫，他们上能“格于皇天”、“格于上帝”，下能“又王家”、“保又有殷”，是位极人臣的人物，所以后世称他们为相。古文献中所载的几位辅佐大臣，伊尹的事迹在卜辞中得到证明，甲骨文中有不少祭祀他的卜辞。《说文解字》巫部：“古者巫咸初作巫.。”《太平御览》卷X90云：“昔殷帝太戊使戊咸祷于山河。”作为大巫的巫咸，控制着国家的祭祀权，但这些大巫，往往一代只有数人，商代的大巫，据文献中所谓九巫的说法，是寥寥可数的，他们在商代处于半人半神的领袖地位，在卜辞中他们和殷先王一同受祭祀，而且对他们的祭祀礼仪是常用礼仪中等级最高的筛礼。这样的尊崇只有巫咸、巫贤等才能享受。

商代中前期，大巫位高职尊，他们可与商王比肩，在祭祀程序中，他们是仅次于商王的领导者；在现实政治结构中，他们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统治者。这对商王王权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为了打击大巫的政治势力，商王身兼大巫之职，直接控制宗教祭祀。尤其是晚商，从甲骨卜辞看，商王权力膨胀，大小政令，多由己出，巫在宗教祭祀中的领导地位，逐渐为政治领袖同时身兼大巫的商王所取代。

商王亲自主持祭祀，往往就兼有了巫师的职能，成为群巫之长

“事实上，古代的巫术，往往操纵在国王手里，国王也就是群巫之长”。“而甲骨卜辞之中，王贞、王卜、王占之辞，更是屡见不鲜。如果国王不懂巫术，如何能作这些工作”。“求雨之时的舞，有时臣僚实行，有时国王亲自操作”�

中缺一段，敏感，不让发�

商王朝的开国君主汤也曾主持过祭祀。“昔者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商王不仅亲自主持祭祀和祷告，还亲自占卜。商王直接作为贞卜的一员进行占卜在甲骨文中表现为“王贞”，王贞在武丁以后的甲骨文中更为普遍。与王贞相应，从康丁以后的甲骨卜辞中，贞人署名的卜辞大为减少，贞人减少以及甲骨文中多数已不署贞人名，突出了商王在占卜中的地位。因此，徐复观先生在《周初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跳动》中指出：“但是中国事神的主体，从可知道的殷代有关的材料看，已经是政治的领导者而不是巫。因之，中国历史上，早没有像其它民族中保有自立性的僧侣阶级。” “殷商王室的人可能都是巫，或至少都有巫的本事。”将商王比作巫，这主要是强调了王在祭祀过程中的作用，准确地说是商王都有巫的本事。商王掌握着国家的祭祀。

商朝的祖先祭祀十分繁琐，商人祭祀先公、先王、先姚采用单祭、合祭、特祭、周祭四种祭祀形式。单祭是对某一位先王或先姚单独进行祭祀。合祭是同时对多位先祖进行祭祀，合祭又分顺祀和逆祀两种：顺祀是按祖先的世次由远至近祭祀，逆祀是按祖先世次由近及远依次祭祀。特祭是商人对近世祖先举行多种特殊祭祀。周祭最为复杂，它是商王及王室贵族用翌、祭、乡等祀典对其先祖周而复始地进行的祭祀。商王“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主持如此繁琐复杂的祭祀，一人之力很难胜任，必然有一个专供他祭祀驱使的臣僚集团，从甲骨卜辞和文献记载看，这个供商王驱使的臣僚集团就是大巫之外的小巫群体。

商代的大巫多与政治结合紧密，但其人数不多。在群巫中，主体是些地位不高的小巫：巫、祝、卜、史等。巫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神职人员，由巫而分为巫、祝、卜史，是宗教神职领域职官分工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商代祖先祭祀程序的日益繁琐，必然对仪式与仪规有更高的要求，祭祀程序也必然日趋专业化，由巫分化为巫、祝、卜、史，也推动了祭祀程序向着更加严密的方向发展。在祭祀中，原始的感性因素也逐渐被日趋理性化的仪规所取代。在群巫中，史因为掌握文字、典法，在祭祀程序中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和知识，在日益重视仪式和仪规的宗教祭祀中的地位日渐重要，而且，史官最初多为商王身边的臣仆，没有大巫那样特殊的政治地位，商王可以直接控制他们，所以，他们很快就成为宗教神职中地位最高、职能最广的一个群体。

二、商代的史官

 在卜辞中，商代的史官主要有：史、大史、四方之史和作册等。大史参加商王举行的祭祀，并主持其中的某一祭祀，也负责占卜和记载天时星历。卜辞中也有御史，御史也掌部分祭祀。此外，商代最基层的史官是“史”，这些史官的地位近似吏，负责处理政治和宗教中的具体事务。在甲骨卜辞中，史作“事”，有作为祭祀词的用法，孟世凯解释“史”：“祭祀词，即事字。《左传·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庙。杜预注：‘有事，祭也。’有事，即祭祀之事。卜辞有：‘戊辰卜，于卜贞：今岁有事。’……‘于七月有事’。”这表明史官与宗教祭祀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史有负责占卜的，“殷太戊时，有桑谷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请卜之汤庙，太戊从之”，占卜也是商代宗教祭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材料看，史官在国家祭祀中的地位虽然没有巫那样高，但他们普遍存在于祭祀领域，所以观射父在提到绝地天通的时候，强调的是“家为巫史”，这种说法与商代情况相符。

 商代的金文中有关于作册的记载。“作册”即史官，也就是内史。关干“作册”，武丁甲骨中已提到。周人讲“淮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也多提到典册，这些典册当是出自作册官员之手，故可知作册是制作典册、奉行王命的重要官员。甲骨文中屡言某某“称册”，祭祀中也常以册祷告神灵，册文的制作者即是作册。商代青铜器中作册更为常见，商代金文中有“作册友史”，友史当是作册的僚属。

在商代，受甲骨卜辞数量的限制，能看到的材料十分有限，而到了西周，可资参考的材料相对丰富。西周官制，多承袭商。武王克商后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将东土俊杰迁到关中，以强干弱枝，使东土人才为周所用。在这些迁移过来的商族俊杰中，史官也很多。“史官的工作，不论其宗教的功能或记录的功能，都代表传统的知识与掌握知识的能力。周代殷为中国的主人，殷代的史官以其知识，仍在王室服务，白川静认为史官是殷遗。这种工作人员不难构成一个世袭的僚属团体，属于职务，不属于个人。承袭官职，也承袭了僚属”。这就是说，在周建国时，有大量的异姓史官加人周代的官僚队伍。西周王朝之所以吸纳如此众多的异姓史官，这和史官是职业群体有关，从史官群体中内史系统的作册来看，“作册需要通晓文字和典籍，这项工作非经长期训练绝难胜任，故作册之职常由某些家族世代执掌”。另外如太史系统掌天文星历，则需要世代积累的知识，非世袭职业家族不能胜任，所以三代史官多是世袭的家族。

当然，制度的承袭也是有所变化的，孔颖访在解《曲礼》天官六大时，就认为以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生.、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盖殷制也’。表明史官系统是基本继承下来了。在先秦文献中，有关于商代太史职能的描述，如“封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封也，甚少矣。封母之生微子启与中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封。封之父、封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封故为后。用法若此，不若无法”。这和西周太史的职能有相似处。在甲骨卜辞中出现了太史寮，在《尚书·酒浩》中有“太史友”、“内史友”，在《吕氏春秋》等文献中也出现了“内史向挚”。这些机构和职官，在西周金文中大量存在。

 而且，商代的太史司天文，卜辞中也出现了司天文星历的史官。卜辞中的“帝史凤”就是一个例子。卜辞中的帝或上帝，有朝廷，有使、臣。如：于帝史凤二犬(卜通398，武丁卜辞).王宾帝史(别二，乙辛卜辞)等。帝史凤者，郭沫若说“古人盖以凤为风神……为天帝之使而祀之”。此外，帝的臣僚还有帝五臣正、帝五工臣、帝五臣等。卜辞中的帝五工臣、帝五臣正和《左传》昭公十七年郑子所述五鸟、五鸡同郑子所说的五鸟是指历正、司分、司至、司启、司闭。五鸡是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司事。前者是掌天时者，后者是掌人事者。凤鸟相当于卜辞的帝史凤，五工正相当于卜辞的帝五工臣。⑧商代上帝的天庭是模仿地上的王朝而建立的，也就是说在商王朝的现实政治生活中，也存在着掌天时的以“凤鸟”为号的“史”官。《左传》称，少昊氏以鸟名官，五鸿氏即周世之卿官。五鸿之外别有凤鸟氏，历正也，班在五鸡之上。是上代以来皆重历数，故知尧放卿官之外别命羲和掌天地。当时羲和似尊放诸卿，后世地位稍低。(周礼)：“太史掌正岁年以序事，”即古羲和之任。《左传》桓公十七年云‘旧官居卿以底日”，犹尚尊其所掌。周之卿官明是尧时重之，故特言“乃命羲和”‘⑨周代的史官很重要的一项职能就是掌天时，这可能就是商代官制遗存。

在行政方面，作为商王身边的小臣，史也被派到各地，在甲骨卜辞中有所谓东史、西史、南史、北史等，就是商王派出的使节性的官员，即四方之史(御史)，主要负责防御工作。

 与商代那些可以与君王比肩的大巫相比，史官群体的地位并不高，他们中除太史等外，多是最基层的职官，但他们已渗透到国家政治和宗教生活的各个层面，其内部职能的分化已初见端倪，初步形成了太史、内史系统。作为代巫而起的宗教神职职官，史官群体最初主要分布在宗教祭祀领域，随着国家行政事务的扩展，他们又有了一些新的职能，如掌祭祀礼仪、天文等，这些具体职能的形成，表明宗教祭祀已注重程序性和操作的经验性。

三、由巫到史的意义

 在商代，专业化的史官群体取代了专业化程度不高的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首先，商人的宗教尚属于自然宗教的形态，故商代巫的身影还时时出现在祭祀领域，与史官群体相伴随。巫、史并存，参差互进。就整个演进进程看，巫史的交替，则是由非理性阶段进人理性阶段，这具体反映在商代的祭祀形式的变化上。商代祭祀形式，有新派和旧派两大系列。武丁时代的旧派，祭祀对象极为庞杂，卜问的问题无所不包；而祖甲时代的新派，祭祀对象仅限于先王，问卜的问题则大多是例行公事，祀典只剩了简单的5种，轮流奉祀先王。这种祀典的礼仪性的增强，表明巫术成分的减少，侧重人事的态度取代了由于鬼神畏惧而起的崇拜。商代祭祀形式的变化，关乎谁是祭祀活动的操作者的问题。同时，祭祀程序的复杂化，对祭祝功能的执行者的经验也有更离的要求。史是群巫中掌握文字的职官，他们拥有长期积累的经验知识，这使他们更加适合在复杂仪式下祭祀操作，而巫则渐渐退出了祭祀文化。而且从先秦文献看，史官是宗教神职系统职官，此外，史官逐渐具备了一些神职系统之外的行政职能，与巫相比，人事色彩更重，这就决定了在行政职官日渐强化的历史时期，史官群体最终取代了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