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节选自山东大学考古及博物馆学专业博士论文：《清前期皇室及贵族服饰研究》 第一章内容

摘要：
服饰不仅具有保暖的实用功能,同时也承载着政治、经济、文化、审美、习俗等方面的诸多意义,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综合表征。作为一种外在物,服饰本身具有一定的形式,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作为外在表征符号,服饰通过与身体的亲密关系强化穿戴者的观念,穿戴者之间又利用彼此的服饰语言符号,通过制度、约定俗成的观念等进行无声的交流,起到传播信息的作用。本文正是从服饰的这两个基本特质出发,在对清前期服饰形态的时代特征进行梳理考证的同时,通过多视角来还原它们在清前期社会中的存在方式,以期全面地呈现清前期服饰形成、演变的原因和方式。由于清前期服饰的形态比较复杂,服饰制度从初步建立到发展成熟、服饰形态从混乱无章到尊卑有制均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如清入关后男子从满俗、女子则满汉异俗、汉族品妇从满俗而平民从汉俗,因此本文以典章制度、服饰形态继承性比较强的皇室及贵族的服饰为研宄的主要对象。

研究历史与现状
关于服饰的研宄,从历史上来看,一直以来不是研宄的重点。古人的服饰制度,主要记载于各种典章中,后世所修前朝的《舆服志》往往将各代服饰制度进行详细的记载,主要涉及贵族及官僚成员。清代有关社会日常服饰的研究,往往存于各代笔记杂文中,有名物考,也有服饰审美研宄,其中清代记录中有关服饰的笔记杂文有《宁古塔纪略》、《黑龙江外纪》、《池北偶谈》、《扬州画舫录》、《龙沙纪略》、《清稗类钞》、《嘛亭杂录》等。名物考有江永的《深衣考误》、焦廷號的《晃服考》、宋绵初的《释服》、任大椿的《深衣释例》及《弁服释例》以及清代著名经学家黄宗羲的《深衣考》等,涉及服饰审美的有《闲情偶寄》等。清人雷蹲所做的《古经服祎》是少数专门研宄服饰的书籍,详细描述了历代服制。笔记杂谈类的文章,所描写的装扮多可用来研究当时的服饰穿戴,但有一些文章所描述的时代离作者所处时代有一段时间,内容有些来自民间流传,缺乏考据,有一些是不足为证的。（注：因内容较多，具体阐述内容省略）

天命、天聪年间,女真统治者对服饰的生产极为关注,早期在纺织品的积累方面投入了较多的精力。至中后期伴随着服饰原材料的相对充裕和族群的发展,开始逐渐重视服饰制度的建立。但这个时期由于社会结构的部落性质,服饰制度主要体现在对组织结构中军队成员的穿衣规范要求上,而且违制在天命年早期还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服饰制度中所规定的款式基本保持了女真族传统的特色。

表三：天命年间服饰制度演进表

天聪六年十二月,权力日趋稳固的皇太极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服制的规章制度,“自我以下八旗诸贝勒,凡在屯街行走,冬夏俱服朝衣,不许服袍。出野外行走,方许服袍。冬月入朝,许戴元狐大帽、燕居时戴菊花顶紹帽及紹皮圆链帽。春秋入朝,许戴菊花顶紹帽。夏月许戴缀缕玉草凉帽。锻与癖锻,视其所得服之,勿服黄锻及缝有五爪龙等服,若系汗所赐者,方许服用。至锻靴,不得随地穿用。夏月入朝许服无扇肩朝衣。至八家诸福晋居家服色,前业已下旨。今若出外,冬夏俱服裡摺女朝褂及桓措女朝衣。冬月许戴菊花顶紹帽,夏月戴菊花顶玉草凉帽。又诸福晋等,美衣不服,存!)￡於柜,欲死後携之去耶?其生前不服之衣,欲死时服之耶?岂在九泉之下得配丈夫较现世所配贝勒之上耶?其华美之物生前不服用,徒投於火,化为灰诉何为也?尔诸福晋等详思之,若趁年少修饰,及时服用,则为善矣,年少时不修饰,年迈时勿追悔,生前不服用,死时勿叹惜。以上禁令,自十二月二十日始察之③”。
“国中满洲、汉人、蒙古,自领旗大人以下,带子章京、护军及牛录下,闲散富人等以上,冬夏在屯街俱服披领,不许服袍。至极贫之人,可服无开襟袍。其有无披领、由各固山额真视别之。倘在外时,俱许服袍。又汗、诸贝勒下闲散富人、侍卫、带子章京、护军以上,其有缎者许服锻衣;上述人员以下者,均不得服锻衣,许用佛头青布。所以令众人用布者,非为锻疋专供上用也。计其价值,一缎之价,可得佛头青布十。一锻可制一衣,十佛头青布可成十衣,锻价昂且希少,佛头青布价廉且丰足,想此有益於众贫民,故约束之。凡妇人服锻与佛头青布,各随其夫。至於戴帽,冬月许戴缀缨圆链帽,夏月有玉草凉帽者,许戴之,无则可戴笠帽。准许服锻者,不拘缎与蟒缎,视其所得服之。惟黄及金黄色不许用,勿用五爪龙服,若系上所赐者,则服之。至黑狐大帽,凡系属大臣等自制者,均不许戴,令禁止之。惟上赐者许戴。至锻靴,不许平人穿用,应服锻者,入朝与宴时方许穿用,不得随地穿用。又在街衝不许戴黄狐大帽,出外寒冷时方许戴之。其钉菊花顶帽及杂色皮棉帽、概不许戴。又宽带及皮绵无袖齐肩短褂,在屯街不许服,外出许服束”。

“国中蒙古诸贝勒之妻及蒙古妇女,冬夏俱服捏措女朝褂及桓措女朝衣。冬月戴钉菊花顶紹帽,夏月戴菊花顶凉帽。其缀缕皮帽、棉帽及缀缕矮凉帽,概不许戴。所以禁止戴缀缨帽及凉帽者,因尔蒙古妇女专尚缀缨乃恐一疋大锻费於一缨之用,故禁止之。以上禁令,自十二月二十日始察之?”。从规定来看,对朝服中披肩领的规定依然并不严谨,但是关于服饰与穿着场合的关联规定更加细致,成为比天命年间服饰制度更进一步的方面。从规定中可
以看出朝服重于袍服,在盛京居住的人,只要在外行走、办公,都必须穿着规定的朝服,上朝时的穿戴更应合乎制度。野外行走或在家不出门的时候,可以穿袍及宽带及皮绵无袖齐肩短褂。贵族若要穿着锻靴,则只能在入宴之时。钉菊花顶帽及杂色皮棉帽等传统服饰,在规范服饰体制时被摒弃掉了。记载中对钉菊花顶帽这种帽式的形制并没有具体的描述,但从其与菊花顶相区别来看,形制应该略有不同。在清朝的传世错甲中可见其帽顶竖起一金属短棍,上缀大团的丝绒线,结合蒙古族女性有高顶帽的习俗,或与其形制相似。或许因为其与战服帽顶相似,故逐渐被新建的服制所摒弃。无开襟袍只有极贫之人才穿着,可见此时开始,满足幵襟以多为贵。
在制定服饰制度时,谕旨的口气是比较委婉的,比如在福晋服制中,劝其言甚为和气,是站在福晋的立场上进行劝服的;在护军以下不得服锻衣的规定中,还解释了“锻价昂且希少,佛头青布价廉且丰足,想此有益於众贫民,故约束之”。这种婉转的口气与后世颁行服制法令时行文的强硬不同,想必一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减少执行的难度;二来也显示出统治者的权力尚未稳固。
值得注意的是,天命年间就已经规定的无职巴牙嗽之随侍及无职平民不能穿服绸锻,只能穿蓝布或者葛布。而此谕昭提出“准许服锻者,不拘锻与癖锻,视其所得服之”,也就是锻与癖锻在穿着上并没有区别,可以服锻就可以服癖锻。由于允许服缎的人有贝勒、带子章京、护军及牛录下,闲散富人,所以此时范围很大的人群均可穿服莽缎,并不仅限于贵族阶层。闲散富人也是平民,这一规定显然是天命年规定的反复,或由于天命年间的规定很难实施,故索性取消了对富人的限制。由于富人的界限并不明确,这一规定使得天聪年间的服饰制度无法凸现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服饰穿戴有所差异。但在这一系列谕昭中,“黑狐大帽、黄锻、五爪龙服,上以下非赐不可服”的规定,则将帝王服饰色彩、纹样在服饰制度中凸显了出来,与贵族有很好的区分效果。这一制度的调整与当时皇太极急需确立自己的权力,彰显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无关系。在服饰制度的发展上,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封建化标志。

第三节蒙古族对女真服饰的影响
蒙古族勇士自古晓勇善战,历史上便与东北女真有着天然的联系。“13世纪以前,匈奴、鲜卑、柔然、高车、突厥、回绝等民族先后是漠北高原的主人。北方诸族的血缘和语言在这片‘匈奴故地’上不断地融合,因此没有人会以为‘蒙古民族’、契丹民族、乃至他们的祖先‘东胡-鲜卑-室韦系民族’都是纯之又纯的人类集团?”。据资料记载,在女真各部的首领中,叶赫部的始祖是来自土默特蒙古人,后来才改成纳喇氏@乌拉部的首领布占泰是“蒙古苗裔”;建洲女真首领努尔哈赤是“蒙古遗种?”,他的身上也有半个蒙古血统。“元末明初,海西地区的统治者均为蒙古贵族”。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明初与朝鲜交往的女真各部头目,如阿哈出、猛哥贴木儿和叶赫部的一些首领仍使用着元朝的万户、千户、百户等官号。蒙古语言中含有大量通古斯语言的成分,尤其是东蒙古地区各部落中,通古斯语的音译很多。洪武二十八年,明军在松花江北岸遇到许多蒙古山寨,说明当时很多地方是蒙古、女真杂居的。
由于蒙古和女真在血缘、地缘上有着天然的联系,蒙古女真两族在文化上也有着紧密的关系。他们有相同的宗教文化——萨满教和佛教。15世纪初黄教在西藏、青海、蒙古等北部少数民族中广泛流行。女真与满族交往密切,明代女真自明初迄至努尔哈赤时代逐渐崇佛致深,以至“奴酋常坐,手持念珠而数”。蒙古与女真还有着相同的风俗习惯。骑马、摔咬、射箭自然是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族自古就有的传统竞技,而“国语骑射”一直是满族统治者反复强调要保持的民族传统。

当女真不断崛起于辽东之际,统治者急于建立一套服饰体系,与其他制度一同适应社会的发展之时,自然优先选择文化相近,服饰文化悠久、服饰形态丰富,并且容易与本民族服饰相融合的蒙古族服饰为借鉴。实际上,在天命年以前,两个民族的服饰就早己经有所融合了。比如箭袖,在女真先人及明末有关女真人的记载中,几乎没有提及过,但在《清实录》的插图中,箭袖显然是这个时候本民族普遍穿着的服饰。箭袖在元代蒙古族服饰中很少见,但在明前期修建的蒙古族藏传佛教寺庙美昭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壁画中的人物穿着与努尔哈赤朝服像中相同形式的箭袖,不过图中的箭袖自袖口上挽而己(图1.3)。

与图像中的形式相比,女真族的箭袖袖身更窄,袖口呈扇面向外展开。鉴于此寺庙建造的时间早于努尔哈赤嵋1起的时间几十年,推论应该是在天命年之前传入东北女真各部的,至后金时期已经与盘领、左衽一样成为平常服饰,故没有专门的文字记载。除箭袖外,女真服饰中的很多元素都可以从古代蒙古族服饰中找到踪迹。

一、帽子及装饰
清代的男子以笠帽和皮毛翻边帽为主要的帽形,从《建州闻见录》中我们可以知道笠帽是其传统帽形,与后世的形状相同,不过檐边略小。而冬帽则不然,“冬则以皮毛为之,如我国胡耳掩之制,而缝合其顶,上皆加红毛一顶?”。文中所描述的冬帽形状应该是今天在东北地区仍可见到的掩耳式帽子,但与清代的冬帽形式不同。那这种帽子是如何形成呢?在美?昭寺庙的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清代冬帽样式极为一致的人物形象(图1.3、1.4),其所戴帽子檐边翻起并用皮毛覆在上面,顶上缀红缀菊花顶,帽顶上装饰珍珠。对于历史上穿戴简朴,并无此种传统帽式的女真族来说,这种讲究、华贵的帽子多半像箭袖一样来自蒙古族的服饰传统。而顺治初年开始出现的双檐帽,则可以从蒙古帝国时期的服饰中见到(图1.5)。

不仅帽子的结构,清代帽顶上面的装饰物也可能来自蒙古族服饰。明代女真族关于菊花顶最早的记录出现在天命七年四月,“令所赐之明国人皆薙髪,冠以红菊花顶”,此时,令汉族剃发易服的“服”以红菊花顶作为典型的象征服饰,
可见此时女真族己经将其视为自己传统服饰中有代表性的形式了。女真菊花顶从文献上看有两种,一种为菊花顶,一种为钉菊花顶。

三、质孙服
朝服中的朝衣,在《满文老档》中最早出现于天命三年十月初十,在赏赐呼尔哈部首领纳哈达的内容中记载,“……及豹皮镶边蟒缎面皮袄,皮子、紹皮帽,阜靴,雕花腰带,春秋穿之蟒锻无扇肩朝衣,癖锻褂子,四季衣衫裤子被褥等,一应物件至足”。在努尔哈赤及皇太极时期的记录中,朝服或朝衣是经常出现在赏赐清单上的。朝衣的形式与满族传统的上下联署的直身圆领袍不同,为上下分裁,下有糟皱,如裙,其形式与元代流行的质孙服几乎完全一样。方以智在《通雅》中写道,“质孙者,为五色团花,乃元服,今校尉服也”。质孙服是蒙元时期参加宫廷盛宴一一质孙宴,也称作诈马宴时必须穿着的特定服饰。当时质孙服的最大特点就是颜色的统一,因为“质孙”这个词在蒙语中的意思为颜色,现代蒙古语中颜色的发音仍为济松。质孙服主要有直身袍和断腰抱两种,直身袍为上下通裁,交领,小袖,腰部比较和身,自腰部至下缘逐渐变宽大;而断腰袍则短袍、窄袖、断腰,下摆有竖褶或呈放摆结构。明朝将这种断腰袍服饰运用到本民族的服饰中,并有很多变形,刚幵始称质孙,后曳撒成为对不同款式断腰有褶的最为广泛的一个称呼。“永乐间,禁中凡端午、重九时节游赏如剪柳诸乐事,翰林儒臣皆小帽曳撒待以观,观毕,各献诗歌词,上亲第高下,赏黄封宝楮有差。至宣德间犹然”。甚至在《明宪宗行乐图》中,上至皇帝,下至内官、艺人,都着断
腰袍,可见元代“质孙”服饰影响之深远。“质孙”为左右邻邦皆喜爱之服饰,满族将其作为朝衣就不足为怪了。不过满族还是对其作了一些适当的修改,主要体现在领与袖的颜色和结构上。他们将交领改为盘领方襟曲据,在肘部加一接袖,袖端复连一箭袖。袖缘边与领往往采用与袍身不一样的颜色,以形成鲜明的撞色效果,而不是元代色彩划一的统一感。如在皇太极的朝服画像中,黄袍采用青色进行装饰,形成了满族服饰特有的服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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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满族作为一个迅速从部落联盟到封建社会形态的民族,其服饰的发展和完善是非常迅速的,这无疑要感谢蒙古族服饰的丰富资源对其服饰制度的建立所给予的贡献,尤其在入关以前对满族服饰的影响最为巨大。崇德年之后,满族服饰风格样式逐渐成形,皇太极明确了维护本民族服饰风格的思想,这一思想的确立,标志着满族服饰自成一体的开始。尤其是入关之后,伴随着满族统治地位的确立,满族的服饰幵始以一种独立的服饰风格,将其早先借鉴自周边民族的服饰形态进行消化吸收,并作为主体向周边民族进行传播。

清康熙早期的女朝服式样，康熙末期消失

第一章内容大致节选完毕，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