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乐园》创刊首期发行8000多本，对于香港当时的200多万人口来说，已是相当惊人的数字。那个年代，大陆移居香港者数以十万计，儿童数量也迅速增加。在此背景下，社会对儿童读物需求甚殷。
《儿童乐园》是香港第一本全彩印刷的儿童刊物，每期封面由罗冠樵亲笔绘制，多为面色红润、喜笑颜开的男童女童，或在海边嬉戏，或在天台赏月，或在田野玩耍，笔触细腻，色彩鲜艳，温馨而充满童真。
现实却并非如此。香港网友“西环的黄金岁月”追忆《儿童乐园》往事时，写道：
“那年头，我们的居住以及周遭的环境都颇为恶劣，甚至可说是杂乱无章的。那些住在木屋区，或者一家五口一张床的小朋友更不用说了。对比之下，《儿童乐园》的封面与封底图画所呈现的世界是光洁明亮的，画中的小孩子活得既健康又开心……恰好为我们灰蒙蒙的生活燃点了希望。”
当时的香港经济萧条，国共内战时期涌入的大量难民，居住在以铁皮和木板搭建的屋棚内，俗称“木屋”（寮屋）。1953年，《儿童乐园》创刊当年的圣诞夜，深水埗发生寮屋区大火，五万灾民无家可归，香港政府始建徙置大厦。无资格入住者，蜗居在“唐楼”以木板分隔的板间房中，一家七口共睡一张床。
对于这些生活在困苦之中的孩子来说，《儿童乐园》名副其实。早期的《儿童乐园》定价数角，于普通家庭已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孩子只能在图书馆、理发店或小童群益会等场所，翻阅已被前人翻得残缺不全的杂志。那时，能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儿童乐园》，是不少香港孩子的生日愿望。

罗冠樵（左）、李成法在新蒲岗四美街办事处。1953年，《儿童乐园》由北大的一群学生出资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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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看《儿童乐园》很久了，这次是航头推荐的。他说：全本书最好看的是《叮当》……其实最好看的不是《叮当》，一些翻译的童话，因为非常温柔浪漫，译得又清楚明了，更有趣。”香港女作家亦舒在专栏“舒服集”的一篇随笔中写道。
年逾六旬的亦舒初次接触古希腊神话，也是在《儿童乐园》上。“简单透明的文字，配美丽精致的七彩插图，《儿童乐园》的故事使原著失色乏味”。
除了成语故事、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等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栏目，以及《封神榜》、《西游记》等古典名著的改编外，《儿童乐园》还绘制过不少欧美的经典童话与名人故事，例如《苦儿流浪记》、《爱丽丝梦游仙境》、《居里夫人》、《爱迪生》等。
1970年代，在社长张浚华的策划下，《儿童乐园》翻译重绘了一批当代欧美知名儿童插画家的作品，汉斯·奥古斯特·雷伊的《食虫草张口儿》，菲利普·迪·伊斯特曼的《萤火虫闪闪》，莫里斯·桑达克的《我是犽猢》。据统计，《儿童乐园》出版的国外儿童插画故事已逾千部。
为此付出的，是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夜间还要接外稿赚外快才能养家糊口。正是因为有了罗冠樵、郭礼明和李成法这些有才华而不计回报的“无名英雄”，那个年代的香港儿童，才得以拥有如此丰富的精神食粮。

罗冠樵改编的《新西游记》，颇受小读者欢迎，故事中的唐僧被画作一个可爱孩童的模样。

《叮当》随《儿童乐园》风靡香港后，青文出版社决定将其引入台湾。为区别于港版，青文出版社的编辑在“叮当”前面加了个“小”字，改名为“小叮当”。其他译名也作了相应调整，“静宜”改为“宜静”，“牙擦仔”改为“阿福”，“肥仔”改为“武钢健”，而“大雄”还是“大雄”。
台湾版《小叮当》每月出版两本，共发行了230本。期间，青文出版社组织漫画家创作一系列衍生故事，包括《大雄与精灵世界》等长篇。
此时，在香港，一群精通日语的漫画爱好者，声称获得日本方面的正式授权。他们以“海豹丛书”的名义出版日本漫画，每册90页左右，封底以中英文标注版权。《叮当》是“海豹丛书”的主打系列，但期数与日文版并不对应，纸质与包装也谈不上精美。
1990年代初，香港与台湾政府严厉打击盗版，翻版漫画自此绝迹。之后，玉郎漫画（后改名“文化传信”）获得《叮当》在香港的代理权，大然文化获得《小叮当》在台湾的代理权。
1996年9月21日，藤子·F·不二雄病逝。去世前，他留下遗愿：“希望亚洲地区统一改以日本音译，使每个不同地方的读者只要一听就知道在讲同一个人物。”于是，自1997年起，香港和台湾两地出版的《叮当》一律改名为《哆啦A梦》。

1980年代，《儿童乐园》全体同仁游海洋公园。（左起：李成法、罗冠樵、潘丽珊、李子伦、张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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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地读了两遍。
谢科普，谢谢那些推动健康文化使大家获益良多的前辈，也同样支持正版及正名。
致敬童年，致敬付出了心血的他们。

叫哆啦a梦更好！！！

呵呵
　　　--你停留过的地方，我也曾停留过，如果，时间可以折叠，我们就能相遇。

好文章，让人了解了那个困苦时期人们唯一的那一点快乐〜这也是这些漫画的伟大之处.

后排围观～

好棒！

一直在找《儿童乐园》的期刊资料。真心找不到。

不管哪个名字都是我童年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