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词最早产生于隋代,起源于民间。词的初创阶段,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些词反映社会动乱、民生疾苦,有些词反映市民生活和男女爱情,等等。虽在格律上还不够严格,艺术上也有粗糙之处,但是风格质朴,语言清新。在敦煌发现的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唐代民间词,大量的民间无名氏创作保留了词的原始面貌。
唐五代词,在艺术上已很成熟,到了北宋,不仅词的内容有所开拓,艺术上也有很大发展,使词的创作达到高峰,成为宋一代文学的代表。
北宋初期的词,仍受唐五代词影响,上承南唐遗绪,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南唐冯延巳词作为“娱宾遣兴”之用,词风典雅雍容,这非常适合北宋官僚士大夫的口味。以晏殊、欧阳修为首的宋初文人词多是一些宴饮歌乐之余“聊陈薄技,用佐清欢”(欧阳修《采桑子》题序)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贵族士大夫闲适自得的生活及流连光景、伤感时序的愁情,习惯于选择近乎诗体的词调来填词,多写即景抒情的短调小令。</P>
柳永失北宋词坛的改革者,其词标志北宋词发展的一个转折。他熟谙音律,从民间流行的新乐曲中汲取营养,并成功地将六朝小赋的铺叙技法引进词的创作中来,创作了大量篇幅较长、容量较大、句式参差不齐、变化不拘的长调慢词,即所谓“变旧声作新声”(李清照《论词》),从而完成由小令向长调的转变,为后人词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
但北宋前期的词不论是晏殊、欧阳修、柳永或其他词人,不论雅词或俚词,不论反映的是士大夫或是市民的精神面貌,都没有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靡靡之音”充塞了整个词坛,风格始终是柔弱无力的。及至北宋后期的秦观、李清照,仍以婉约为宗。
真正突破“词为艳科”、“诗庄词媚”的藩篱的是苏轼。南宋胡寅《酒边词序》说:“及眉山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苏轼突破词的传统规范,在内容上“以诗为词”题材广阔,凡诗文所能写的内容,都可以入词;在用调上,引进不少慷慨豪放的曲调,如《永遇乐》、《水调歌头》《念奴娇》等等。以词来抒写豪情状态,展示宏阔境界。苏轼还创新词律:他不愿以内容迁就音律,固然要打破词在音律方面过于严格的束缚。这种突破,有利于使词摆脱对音乐的附庸地位,而成为独立的诗体。苏轼的改革,使词具有较前宽广得多的社会功能,具有与诗同样的言志咏怀作用。在他之前,虽然有范仲淹等少数词人及词作曾表现出悲凉慷慨、雄浑豪放的词风,但他们的作品极少,有如惊电划空,转瞬即逝,未能造成应有的影响,而“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苏轼从内容到形式都突破词的传统传统规范与束缚,扩大词的题材,开拓词的意境,创新词律,开创了豪放词风,为词的发展开拓了一条崭新的、宽阔的道路。词从苏轼起,便有婉约和豪放两大派别。
南宋社会政治的变化使词风为之一变。中原沦陷和南宋偏安的历史巨变,使统治阶级知识分子的繁华梦被粉碎无余,稍有头脑的文人受此冲击而使词风有所改变也是很自然的。
辛弃疾继承和发扬了苏轼的革新精神,进一步扩大词的题材内容,提高词的表现艺术,爱国思想与战斗精神成为他词作的主旋律,他还在苏轼“以诗为词”的基础上,进一步冲破词的格律,“以文为词”。坚决的抗战决心、强烈的爱国热情、顽强的斗争精神以及豪迈的英雄气概,确立了辛词的基调,恢宏的气势以及议论风生的散文化笔法使辛词在南宋词坛上独树一帜,从而把苏轼开创的豪放词推倒一个新高峰。以辛弃疾为首的豪放词派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汇成了南宋词坛一支振奋人心的主流,一直贯穿整个南宋。
总之,词是随着燕乐的传入由诗体嬗变演化而来,产生于隋唐之际,在晚唐五代迅速发展成熟,并开始形成浓艳柔媚的传统,北宋时期,词的创作步入盛期。北宋词承前启后,进一步繁荣发展,完成了小令定型,并转向长调,词踢大备,出现了婉约和豪放两大词派,题材广泛,艺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南宋词发展到高峰:豪放派以其鲜明的现实内容及宏阔的意境唱出时代的最强音,成为词坛的主流;格律派继承婉约派的传统,使词的艺术达到“及其工”的地步。至此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跻身于中国文学之林,取得了同诗歌、散文、同样的地位,并成为宋一代文学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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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出自百度文库。
词最早产生于隋代,起源于民间。词的初创阶段,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些词反映社会动乱、民生疾苦,有些词反映市民生活和男女爱情,等等。虽在格律上还不够严格,艺术上也有粗糙之处,但是风格质朴,语言清新。在敦煌发现的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唐代民间词,大量的民间无名氏创作保留了词的原始面貌。
唐五代词,在艺术上已很成熟,到了北宋,不仅词的内容有所开拓,艺术上也有很大发展,使词的创作达到高峰,成为宋一代文学的代表。
北宋初期的词,仍受唐五代词影响,上承南唐遗绪,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南唐冯延巳词作为“娱宾遣兴”之用,词风典雅雍容,这非常适合北宋官僚士大夫的口味。以晏殊、欧阳修为首的宋初文人词多是一些宴饮歌乐之余“聊陈薄技,用佐清欢”(欧阳修《采桑子》题序)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贵族士大夫闲适自得的生活及流连光景、伤感时序的愁情,习惯于选择近乎诗体的词调来填词,多写即景抒情的短调小令。</P>
柳永失北宋词坛的改革者,其词标志北宋词发展的一个转折。他熟谙音律,从民间流行的新乐曲中汲取营养,并成功地将六朝小赋的铺叙技法引进词的创作中来,创作了大量篇幅较长、容量较大、句式参差不齐、变化不拘的长调慢词,即所谓“变旧声作新声”(李清照《论词》),从而完成由小令向长调的转变,为后人词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
但北宋前期的词不论是晏殊、欧阳修、柳永或其他词人,不论雅词或俚词,不论反映的是士大夫或是市民的精神面貌,都没有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靡靡之音”充塞了整个词坛,风格始终是柔弱无力的。及至北宋后期的秦观、李清照,仍以婉约为宗。
真正突破“词为艳科”、“诗庄词媚”的藩篱的是苏轼。南宋胡寅《酒边词序》说:“及眉山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苏轼突破词的传统规范,在内容上“以诗为词”题材广阔,凡诗文所能写的内容,都可以入词;在用调上,引进不少慷慨豪放的曲调,如《永遇乐》、《水调歌头》《念奴娇》等等。以词来抒写豪情状态,展示宏阔境界。苏轼还创新词律:他不愿以内容迁就音律,固然要打破词在音律方面过于严格的束缚。这种突破,有利于使词摆脱对音乐的附庸地位,而成为独立的诗体。苏轼的改革,使词具有较前宽广得多的社会功能,具有与诗同样的言志咏怀作用。在他之前,虽然有范仲淹等少数词人及词作曾表现出悲凉慷慨、雄浑豪放的词风,但他们的作品极少,有如惊电划空,转瞬即逝,未能造成应有的影响,而“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苏轼从内容到形式都突破词的传统传统规范与束缚,扩大词的题材,开拓词的意境,创新词律,开创了豪放词风,为词的发展开拓了一条崭新的、宽阔的道路。词从苏轼起,便有婉约和豪放两大派别。
南宋社会政治的变化使词风为之一变。中原沦陷和南宋偏安的历史巨变,使统治阶级知识分子的繁华梦被粉碎无余,稍有头脑的文人受此冲击而使词风有所改变也是很自然的。
辛弃疾继承和发扬了苏轼的革新精神,进一步扩大词的题材内容,提高词的表现艺术,爱国思想与战斗精神成为他词作的主旋律,他还在苏轼“以诗为词”的基础上,进一步冲破词的格律,“以文为词”。坚决的抗战决心、强烈的爱国热情、顽强的斗争精神以及豪迈的英雄气概,确立了辛词的基调,恢宏的气势以及议论风生的散文化笔法使辛词在南宋词坛上独树一帜,从而把苏轼开创的豪放词推倒一个新高峰。以辛弃疾为首的豪放词派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汇成了南宋词坛一支振奋人心的主流,一直贯穿整个南宋。
总之,词是随着燕乐的传入由诗体嬗变演化而来,产生于隋唐之际,在晚唐五代迅速发展成熟,并开始形成浓艳柔媚的传统,北宋时期,词的创作步入盛期。北宋词承前启后,进一步繁荣发展,完成了小令定型,并转向长调,词踢大备,出现了婉约和豪放两大词派,题材广泛,艺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南宋词发展到高峰:豪放派以其鲜明的现实内容及宏阔的意境唱出时代的最强音,成为词坛的主流;格律派继承婉约派的传统,使词的艺术达到“及其工”的地步。至此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跻身于中国文学之林,取得了同诗歌、散文、同样的地位,并成为宋一代文学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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