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史稿》传表的写作与分类
　　袁世凯北京政府于1914年设立清史馆，编纂纪传体的清史，由原清朝东三省总督赵尔巽（1844－1927）任馆长，原清朝翰林院编修柯劭忞（1850－1933）任总纂，赵尔巽死后，由其代馆长，王树楠、吴廷燮、夏孙桐、缪荃孙（1844－1919）等亦为总纂，经历十余年之编修，至1927年稿子初就，然未定稿，亦未通稿，赵尔巽鉴于时局的变化和本身健康状况的不佳，急于以《清史稿》之名刊印，在他病逝后的次年－－1928年印出，因印刷经理人金梁的私意改动引起馆员的不满，当即形成关外本（536卷）和关内本（529卷）的版本差异。其关内本本纪25卷、志135卷、表53卷、列传316卷，列传的卷数占全书的五分之三，分量最大。此后《清史稿》被多次梓刻，版本甚多，就本书作者使用的情形讲，以七十年代北京中华书局的标点本较好，其为十六开本，分装四十八册。此书修纂时处于中国近代变革时期，修书者以《明史》为蓝本，又多持清朝遗老态度，故体例不完善，持论多有不公允处，加之史实谬误、缺失太多，故书成面世后为史家所批评。然而它毕竟汇集了清史的大量资料，且基本符合传统的二十四史体例，至今又没有象样的纪传体清史能取代它，所以治清史者依然离不开《清史稿》，或者说它还是必读书。研究清人传记，同样不能忽视它。

　《清史稿》列传分后妃、诸王、大臣（即散传）、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遗逸、艺术、畴人、列女等类，即散传和汇传两大类。
唯独大臣传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散传，其他均为同类人的汇传，不过也是单独的个人立传。
列传的拟目、撰文，据馆中纂修章钰、张尔田、朱师辙、夏孙桐的纪录，纂修及其助手按历朝大臣和汇传分别担任。开始是在清朝国史馆任过总纂的缪荃孙拟定传目，并任儒林传、文苑传和康熙朝大臣传的写作，又分工审改乾隆以前大臣传。夏孙桐总阅嘉庆以后列传，撰嘉道咸同诸朝大臣传、循吏传、艺术传。金兆蕃任太祖太宗朝大臣传、列女传，修改后妃传。张尔田撰后妃传原稿，由吴昌绶改定，张氏还与夏孙桐共定康熙朝大臣传目。章钰担任忠义传。金兆丰、马其昶任光宣朝列传。王树楠任咸同大臣传。朱孔彰、师辙父子任咸同光大臣传。邓邦述、李岳瑞等人亦参与列传的撰写。诸人有分工，但因人员到馆与否的变化，写作时有交叉。朱师辙讲述此种情形：“列传撰人甚多，在馆诸人，几人人皆有。以余论，虽以咸同列传为主，而康乾以来各朝，皆曾补撰。盖每朝皆出于众手，惟每朝有主体撰人；又重修整时，归何人为主，则其负责为多。”（《清史述闻》，转见许师慎辑《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第22页，台北国史馆1979年版；下引一些文章亦转见此书，仅注《汇编》册页）
《清史稿》的表分成皇子世表、公主表、外戚表、诸臣封爵世表、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藩部世表、交聘年表等十类，对此用力最勤的是吴士鉴，任宗室世系、皇子、公主诸表。吴廷燮撰大臣年表。刘师培担任出使大臣表。唐邦治作军机大臣年表。

（二）《清史稿》的传记史料价值
　　（1）《清史稿》传记特点
　　《清史稿》人物传记的数量之多，是第三章说过的《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和即将交代的《清国史》之外，诸书所不能企及的。《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在万人以上，《清史稿》有多少，不知有没有人计算过？许曾重在《国防研究院本清史小议》文中云《清史》附录的人名索引，约24000人，（见《汇编》第三编第367页）这样，《清史稿》所见的人名可能有两万人，当然远不是每个人都有传记，不过上万人的传记总是有的，而这传记包含着正传、附传和附见三类。
　　《清史稿》列传的人物属于有清一代，社会层次也齐全。它的人物，上起明末清初，开国期的活动家，诞生于十六世纪后期，活跃于十七世纪上半叶；下迄清末民初。清代三百年间的各个时期的人物，纪录在书中了。这些人物，上自宗室贵胄，下至平民男女，各种社会阶层的人物都有，但是以贵族和中上层官员为多，孝义传、列女传中的平民以至贱民，就其绝对数量说也可能上千，但是处于小量部分，不可能与上章绍述的家谱传记的平民成份相比。
包含有清一代各个社会阶层的上万人的传记，这是《清史稿》人物传记的一大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增写新内容，弥补清国史馆传稿的某些不足。《清史稿》相当多的传文系据清国史馆传稿改写的，有些人的原来传文受到写作时代政治环境的影响颇有缺陷，而《清史稿》将之改正过来。如卷二百九十五的隆科多传，与《清史列传·隆科多传》比较，发现增加两处，一是在叙述隆科多系佟国维之子后，加“孝懿仁皇后弟也”一句；二是原传未提传主与雍正帝的关系，新传就此添了“圣祖大渐，召受顾命”的话。这种增加，文字虽少，却很重要，正是与皇家、与皇帝的密切关系，使他在雍正初年飞黄腾达。因为他后来出了大事，清国史馆就隐瞒了他受顾命的事情，《清史稿》写作时代已经没有清代写作时的那种政治因素的干扰，如实写来，隆科多的传记就比以前的接近真实了。《清史稿》也有他种传记专书所没有的人物传记，如康熙帝的兄长、裕亲王福全等皇室重要人物，《清史稿》为他们立了传。
　　第三个特点是对某些人物的特性的把握比较准确，因而评论公允；对汇传中某些类型的人物能找到一些共同的特征，循吏传的评述尤为显著，下面将有机会具体说明。

（3）《孝义传》的人物资料
　　《清史稿》的《孝义传》三卷，为二百二十二人作传。
所谓孝是对父祖长上尽孝道；兄友弟恭是为友；
义是讲的义行，即对族人、乡邻以至更大范围人群的照顾。
孝义传是叙述这三种范畴的人的历史，并把他们区分为事亲尽礼、依礼处理家难、遇大难能全其亲、殉亲而死、为亲复仇、友于兄弟、屡世同居等类型，分别说明。在二百多人的传记中，给人印象尤深的是孝子在极其艰难困苦中孝亲，事奉寡母的尤多，百折不挠的万里寻亲，替亲复仇，为社会造福的义行。下面请读者自阅附录二刘龙光等人的传记文。（【附录2，1页】）

　（4）《列女传》的史料
　　《清史稿》的《列女传》有四卷，正附传人物六百零九位，如果计算附见人物，当然还要多了。
它将传主分成八类，即贤母、孝女、孝妇、贤妇、节妇、贞妇、贞女、烈妇，可知它不单是烈女传，而是将烈妇、贤孝妇女都包括在内的。从写作的实际情形看，烈妇数量多，四卷中占了两卷，她们或遇暴不从而死，或殉夫而亡，或将翁姑送终和儿子成人后殉夫于九泉。贤母里大多是名人的寡母，因为她们含辛茹苦地培养出好儿子，为官方所肯定，社会所传扬。贤孝贞烈女子中相当多的人家庭经济拮据，她们的节孝更加难于做到，因而倍受人们的注目。贤孝贞烈女子的某些行为，今人可能已不好理解，而对某些行动可能又容易认识，重要的是在于深入分析。在分类里没有才女一项，而传记内却有不少这类人物。传内写了一些传主的语言，颇能传神，只是写得少了些，让人看到女性的行动，而难于看透她们的精神世界。
下面不依《清史稿·列女传》的分类，而从女子的精神面貌着眼，看《清史稿》如何介绍她们的历史。

（丁）以受人怜悯为耻辱。
　　有的寡妇生活艰难，但很有自尊心，不乐意接受他人的同情和舍施。蠡县魏庞氏的祖婆徐氏、婆母董氏都是节妇，夫亡无子，以女红孝养两世孤孀，有人可怜她们，多给她织布的钱，她不多要。两位老人相继谢世，好心人要周济她发丧，她说如若是借给我，我必然归还，“如不使我偿，是视我非人也！”无论如何也不接受，于是借贷，很快以加紧织布的所得偿还对方。雍正三年，该地大水无收成，县里发救济，派人告诉她去领，她说我固然没有食粮，但是领朝廷的粮食要不要归还？人家说这是赈济的，不要偿还。她就说要还我就领，否则我一个妇女无功报答朝廷，白拿白吃，我可不做这种事情。来人还想说服她，她拴上门，不再答话。县令派衙役给她送来一石米，她不要，衙役说知县是为表彰你的节义，再不要推辞了，她才接受。（第14072页）崇善人邓汝明妻刘氏，当康熙四十一年大灾之时，官方设立粥厂煮粥赈饥，刘氏已经五天没有吃饭了，邻居家招呼她一同去领粥，她把这种类似要饭的行为看作是可耻的事，高低不去。没有饭吃，就去投水自杀，被打鱼人救上岸，等到渔人走了，她再次入水溺死。（第14072页）她们自强、自立，靠自家劳动维生，宁死不给他人、社会增添麻烦，实现做人的尊严。

（五）《清史稿》的传记工具书
　　有关《清史稿》的工具书不只一部，如武作成编的《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在清史稿艺文志原有书目外多所增加，又制作书名、作者姓名索引，便于检索。这是书目的工具书，与人物传记小有关系，如查考人物有何著述，但对人物传记资料而言，联系就很有限了，所以不去说它。下面仅介绍传记专门工具书。
　　《清史稿纪表传人名索引》。何英芳编，中华书局1986年梓行，上下两册。索引所收录的，系本纪中的十二皇帝之名，十种表中的人名，列传里的传主，即本传、附传、附见、传主先世的姓名（附见中无事迹、无官爵不录）。人名下注出其传记资料所在《清史稿》中的册、卷、页码，并加星号于本传、附传页码之后，以便读者先找出该人传记材料集中的处所，而所指出的册页号码，系中华书局1977年版本的。采用四角号码检字法编排，书后附有笔画索引以备读者使用不同的方法检索。详见其《例言》，并附录于后。（【附录7，1页】）《清史稿》的列传部分多达三百余卷，人物过万，没有人名索引，要寻找某人的传记所在，相当的费时费事，以至一时查不出来。因此《清史稿》的读者有此一编在手，得到很多的便利。
　　此外，房兆楹等人编的《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孟森编的《清史传目通检》（《清代史传通检》），与《清史稿·列传》的人名索引亦有关系，容至第十四章再叙。
　　（资料来源：《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000年就听说金庸在写中国通史，现在还没下文。2007年就听说TG在修清史和民国史，现在也没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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