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作物对人口增长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面临人口压力带来的社会危机，康熙皇帝频繁大力度地减免赋税、赈灾、治河、兴修水利、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复种指数来应对；在继承上述措施同时，乾隆皇帝与各级地方政府，开始推广美洲作物，玉米、番薯是主要的品种。乾隆五十年，皇帝意识到“番薯既可充食，兼能耐旱，必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
玉米、番薯最大的优势是适应力强，对土地要求不高，可以种植在贫瘠的山区丘陵坡地，不与传统稻麦争地。为了鼓励民众垦荒，达到乾隆皇帝希望的“野无旷土”、“民食益裕”的目标，各级政府制定了各项优惠政策，对于新开垦的贫瘠山地丘陵以及零散地块“永不升科”（永远免税），而这些土地主要用来种植玉米、番薯。在政策的推动下，玉米、番薯逐渐在全国推广：根据地方志，在观察的266个府级政区中，1776年，还有118个没有玉米种植，1820年降为72个，1851年则仅有40个。
随着乾隆晚期全国推广玉米和番薯，人口也在持续增长，并将在未来30年内突破4亿。那么，这两者之间真的存在因果关系吗？玉米和番薯对中国人口增长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最近陈志武在《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什么》中引述了“宫启圣教授”的研究认为：“从1776年到1910年间，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而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中国粮食增量的55%是由于这三项新作物。”实际它是龚（非“宫”）启圣与其学生联合署名的成果，它利用府级地方志，将各府分“有、无”玉米种植的两个对照组，用统计方法推断玉米对人口的影响，而并非陈志武所称的利用了“1330个县的县志”。
陈志武称：“按照1776年、1820年、1851年、1890年、1910年几个时间点看，在每个时期，已经采用玉米的县人口密度明显高于还没采用玉米的县，而且一个县已经种植玉米的年份越长，其人口密度高出的就越多。种玉米的时间每多十年，其人口密度就多增5%-6%。经过各种严格计量方法的验证，他们得出的结论为：是玉米带动了中国的人口增长，而不是人口增长压力迫使中国引进玉米、番薯。”
但如前所述，多种信息来源的大量史料确凿无疑地表明，早在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前，中国的人口压力已经非常普遍，且越发严重，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正因为此，才迫使政府推广、改良玉米、番薯这些并不适合中国人口味的美洲作物，即人口密度高、人口压力大的地区更有动力引进玉米，而不是相反——因为引进了玉米而导致人口密度高、人口压力大，这是倒果为因。
陈志武又引述龚的研究认为：“从1776年到1910年间，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而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中国粮食增量的55%是由于这三项新作物（玉米、番薯和土豆）”。如果这个论断成立，将是中国经济史的一项惊人的发现，但龚文引述的是帕金斯《中国农业发展》一书的结论，两者的原文均明确无误地写明：“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约55%的增长归因于种植面积的扩张”，而根本不是如陈志武所讲的那样归因于这三种美洲作物。这一错误也是惊人的。
“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吗？答案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地方志中记录的只是玉米种植的“有、无”问题，而并没有记录它的种植面积与产量，任何计量方法都无法仅根据“有、无”来准确计算出玉米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那么以玉米、番薯、土豆为代表的美洲作物对清朝中国人口的影响究竟有多大？由于清朝没有各项粮食作物的产量统计，无法进行估计，但好在有民国初年的相应统计。1914-1918年，玉米与薯类（包括番薯、土豆以及中国本土的芋头等在内）种植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7.2%，两者合计的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约为7.67%；1920年代，玉米、番薯包括中国本土的各种芋类在内的产量合计也只占全国粮食产量的9%。
由于自清中期直到20世纪中期的一百多年间，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的种植面积一直在稳定、快速增长，因此越往前推，这一比例只会更低，据吴慧估计，清中期（乾隆末嘉庆年间）这两种作物的产量合计仅占全国粮食产量的4.63%，而且可能偏高。即使假定玉米、番薯、土豆全部（实际只有部分）作为人的食物，那么它们对中国人口的增长作用也极为有限，乾隆末期之前更是微不足道，因此美洲作物对清朝人口巨量增长并突破2亿、3亿直至4亿的作用并不重要，养活中国数亿人口的仍然是传统作物。实际上，直至1957年，玉米和薯类的种植面积也不到全国粮食种植面积的20%。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清朝人口空前的增长与数量甚至经济发展都主要归因于美洲作物，甚至称所谓的“康乾盛世”为“番薯盛世”，这完全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臆断。
面临人口压力带来的社会危机，康熙皇帝频繁大力度地减免赋税、赈灾、治河、兴修水利、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复种指数来应对；在继承上述措施同时，乾隆皇帝与各级地方政府，开始推广美洲作物，玉米、番薯是主要的品种。乾隆五十年，皇帝意识到“番薯既可充食，兼能耐旱，必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
玉米、番薯最大的优势是适应力强，对土地要求不高，可以种植在贫瘠的山区丘陵坡地，不与传统稻麦争地。为了鼓励民众垦荒，达到乾隆皇帝希望的“野无旷土”、“民食益裕”的目标，各级政府制定了各项优惠政策，对于新开垦的贫瘠山地丘陵以及零散地块“永不升科”（永远免税），而这些土地主要用来种植玉米、番薯。在政策的推动下，玉米、番薯逐渐在全国推广：根据地方志，在观察的266个府级政区中，1776年，还有118个没有玉米种植，1820年降为72个，1851年则仅有40个。
随着乾隆晚期全国推广玉米和番薯，人口也在持续增长，并将在未来30年内突破4亿。那么，这两者之间真的存在因果关系吗？玉米和番薯对中国人口增长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最近陈志武在《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什么》中引述了“宫启圣教授”的研究认为：“从1776年到1910年间，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而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中国粮食增量的55%是由于这三项新作物。”实际它是龚（非“宫”）启圣与其学生联合署名的成果，它利用府级地方志，将各府分“有、无”玉米种植的两个对照组，用统计方法推断玉米对人口的影响，而并非陈志武所称的利用了“1330个县的县志”。
陈志武称：“按照1776年、1820年、1851年、1890年、1910年几个时间点看，在每个时期，已经采用玉米的县人口密度明显高于还没采用玉米的县，而且一个县已经种植玉米的年份越长，其人口密度高出的就越多。种玉米的时间每多十年，其人口密度就多增5%-6%。经过各种严格计量方法的验证，他们得出的结论为：是玉米带动了中国的人口增长，而不是人口增长压力迫使中国引进玉米、番薯。”
但如前所述，多种信息来源的大量史料确凿无疑地表明，早在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前，中国的人口压力已经非常普遍，且越发严重，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正因为此，才迫使政府推广、改良玉米、番薯这些并不适合中国人口味的美洲作物，即人口密度高、人口压力大的地区更有动力引进玉米，而不是相反——因为引进了玉米而导致人口密度高、人口压力大，这是倒果为因。
陈志武又引述龚的研究认为：“从1776年到1910年间，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而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中国粮食增量的55%是由于这三项新作物（玉米、番薯和土豆）”。如果这个论断成立，将是中国经济史的一项惊人的发现，但龚文引述的是帕金斯《中国农业发展》一书的结论，两者的原文均明确无误地写明：“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约55%的增长归因于种植面积的扩张”，而根本不是如陈志武所讲的那样归因于这三种美洲作物。这一错误也是惊人的。
“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吗？答案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地方志中记录的只是玉米种植的“有、无”问题，而并没有记录它的种植面积与产量，任何计量方法都无法仅根据“有、无”来准确计算出玉米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那么以玉米、番薯、土豆为代表的美洲作物对清朝中国人口的影响究竟有多大？由于清朝没有各项粮食作物的产量统计，无法进行估计，但好在有民国初年的相应统计。1914-1918年，玉米与薯类（包括番薯、土豆以及中国本土的芋头等在内）种植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7.2%，两者合计的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约为7.67%；1920年代，玉米、番薯包括中国本土的各种芋类在内的产量合计也只占全国粮食产量的9%。
由于自清中期直到20世纪中期的一百多年间，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的种植面积一直在稳定、快速增长，因此越往前推，这一比例只会更低，据吴慧估计，清中期（乾隆末嘉庆年间）这两种作物的产量合计仅占全国粮食产量的4.63%，而且可能偏高。即使假定玉米、番薯、土豆全部（实际只有部分）作为人的食物，那么它们对中国人口的增长作用也极为有限，乾隆末期之前更是微不足道，因此美洲作物对清朝人口巨量增长并突破2亿、3亿直至4亿的作用并不重要，养活中国数亿人口的仍然是传统作物。实际上，直至1957年，玉米和薯类的种植面积也不到全国粮食种植面积的20%。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清朝人口空前的增长与数量甚至经济发展都主要归因于美洲作物，甚至称所谓的“康乾盛世”为“番薯盛世”，这完全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臆断。
“番薯盛世”谣言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