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明朝后期对蒙古诸部抚赏银的性质
前言：
棣吧本来已经有了2个涉及这个问题的资料贴说的比较清楚了。
1：再议辽东予虏年例八万犒赏银———赔款OR给赏？http://tieba.baidu.com/p/3223525903
督师九边
2：简论大萌对蒙古部招抚政策及大清的同胞之爱
http://tieba.baidu.com/p/2893674251
真·澜风·改
但是有个水货博士在这问题试图秀秀智商，不仅将抚赏银与宋朝的岁币等同，说抚赏是赔款，还爆出了“割地赔款”是近代概念，古代没有“割地赔款”（论据是基础数据库搜关键词“割地赔款”没搜到”）这类让人不忍直视的掉智商仙论。

于是我认为有必要将这个问题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整理清楚，以正视听。
一，简述当时的时代背景。
16世纪后期，也即隆庆四年1570年，明朝与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以封贡互市的形式结束了长期的敌对状态，也即明史上著名的俺答封贡。而在辽东，明朝却执行坚决打击的政策，对察哈尔诸部的入寇实施坚决反击。详情可参考《明史，李成梁传》，在此不做论述。
但是随着在辽东明蒙两方争斗，努尔哈赤女真得以借机坐大崛起。努尔哈赤势力的膨胀使明朝臣属意识到了危险，时巡按御史熊廷弼奏曰：“细看东虏意思，将来不得辽必不肯已。欲得辽必先取开原，欲取开原，必先并北关。欲并北关，必先与北虏合势。”[1]。北虏即指蒙古，从熊廷弼起，即认识到需要联合蒙古，叶赫制约建州女真，使其“终老死于穴中而不敢动”[2]。于是在杨镐和熊廷弼先后支持下，联络林丹汗“蓟辽总督文球、巡抚周永春等以利啖之，俾联络炒花诸部，以捍大清兵”[3]。最后明廷与林丹汗达成协议：明朝每年赏银四万两，林丹汗出兵帮助明军守广宁[4]。万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日，林丹汗投书与努尔哈赤，与后金反目成仇。明朝也趁机以每年10万两的价码重赏林丹汗，其余蒙古部落见此也随林丹汗一起与后金反目。
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攻占抚顺等地，并随之与明朝爆发了萨尔浒之战，击败明军。
与后金进攻相对的是蒙古诸部也利用这个时机趁火打劫，趁着明军新败，辽东军事力量被摧毁的时机，林丹汗等蒙古诸部“乘隙拥众挟赏，而西部阿匀妻满达勒，亦以万骑入掠蓟镇白马关及高家、冯家诸堡。”[5]“西虏五营即率三千骑抢庆云，又报三万骑围镇西，炒巴等酋又率五万骑广宁挟赏”[6]
在这种形势下，明朝在辽东一带出现了相当被动的局面，后金咄咄逼人，蒙古诸部趁火打劫。同时，努尔哈赤兵力匮乏，有意拉拢蒙古充为己用，运用联姻，出兵强征，给与投奔的蒙古贵族厚待等种种手段，试图将蒙古诸部降服，以补其兵力匮乏的缺陷。
二，抚赏之策
对明朝而言，一旦蒙古诸部降向建州，则明朝北部将无安宁，九边随处都可是满蒙入寇的地段。因此，经过酝酿，明朝上下认识到需要用重金抚赏，即收买蒙古，借用蒙古诸部的力量对抗后金，实现“用夷攻夷之说，章满公车”[7]和“以夷攻夷之计”[8]
时兵部尚书王象乾总督蓟辽军务，王象乾连发奏疏论抚赏之策收买蒙古诸部以利用蒙古打击努尔哈赤。。
王象乾认为：“今日天下大势，用虏则安，不用虏则危。安危之界。日夕展转于臣之方寸，必欲求安而去危。止有用虏一著，舍是无术矣。其诚也，我获其实利。其诈也，我亦可借其虚声虚虚实实兵家妙用。夷情有一日之安，便是边氓一日之福。练兵修备，控险饬防，其益非一，何惮而不为也。况乎名义之正，国体之尊，非往代所可几幸其万一。汉唐之和亲，宋之献纳，动经亿万。前史昭然，仅求不为患，非能用之以防患。仅求勿寇边，非能用之以守边。唐人借回纥之力，收复两京，及其恃功跳梁，子仪折之，不过曰我甥舅之国也。岂如今日臣妾于我，乞怜于我，颐指而驱策之乎。”[9]通过抚赏利用蒙古则明军可趁机“乘暇简练兵马。修筑台墙。制造器仗。收辑人心”[10]。
通过王象乾的奏疏可知，与唐宋相比，抚赏的性质和目的完全不同，唐朝以和亲求边境和平，宋以纳献岁币“动经亿万”以求避免被灭国。“仅求勿寇边，非能用之以守边。” 反观明朝对察哈尔等蒙古部落的抚赏则目的是“以夷攻夷”“颐指而驱策”，不仅可以守边境和平，还可利用蒙古部消灭建州女真这一威胁。
王象乾甚至评议此策：“以秦皇之鞭挞带甲四十万不敢窥河西，以汉祖之威灵拥众三十万困于平城七日不食者，今合蓟边宣镇之虏，同词效顺。不露爪张牙而俛首摇尾，昔为我雠，今为我守，此秦汉以来所仅见之事”[11]
通过抚赏重金收买蒙古诸部以夷攻夷，对明朝而言具有花小钱办大事的效果，例如“自二月十二日起至六月终止。陆续赏过各酋吃食疋等项仅赏银一万四千六百六十六两有奇耳聀不敢滥费　朝廷之钱粮。节约乃尔。此不当山海六万兵三四日之费。”[12]抚赏重金利用蒙古守边，攻夷（女真），不仅减少朝廷费用，还可收一石二鸟之功“成明系锦州锦安堡人、成明供称闻得广宁城内酋奴有两个儿子带领达子一万守城、四月内有土木憨西达子一二万从沈阳进境抢掳各屯堡人畜去讫后又赶牛车复从广宁白土场进境、至杜家屯搬运粮米住宿三四日、东虏闻知、带领达子与西虏对敌、斫射死西虏四五千、活捉三四千、馀者从原路出境”，蒙古人与女真互相攻打，王象乾评论此事说“然以夷攻夷之计小试其端”[13]，成果斐然。
从王象乾《请发帑金以充抚赏疏》《奏报抚赏钱粮疏》可以整理出抚赏的预算为102.9万两。王象乾认为招募一万人军队，每岁总计需花费194.4万两。相比之下，花百万两银子联合蒙古，非常合算。
对于抚赏银的支付也是有条件的“夷兵每岁月犒银三十六万两，必待取复广宁，防守地方，而后用之，未复则否。又如虎墩兔广宁背约，应领季赏者三，而臣等勒其二[14]，需要蒙古部满足明朝对其开出的条件如收复广宁等才肯支付。
综上，抚赏银的性质即为针对女真崛起对明朝造成的军事压力而采取的一种以夷制夷的策略，利用重赏利诱蒙古诸部制造后金与蒙古诸部的摩擦与反目，从中收渔翁之利“此千古驭夷之明鉴也”[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