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人在说,钱先生的《管锥编》也好,《谈艺录》也好,写的都是片段,他没有建立自己很完整的体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英时:我知道这是通常对他的批评,我最近看到有个人引过叶公超一个评论,说钱锺书的问题,是他满地都是散钱没有串起来。这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另外我要给他做个解释,他不大相信抽象系统,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他曾说黑格尔造一个大系统,他自己也不能住进去,旁边还要造个小房子自己住。这个大系统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认为他基本上就不是讲求系统性的人。如果我们用西方的观点,以撒亚·伯林———也是牛津大学的———讲了有两种人,一种是狐狸,样样都知道,这就是钱锺书;一种刺猬,刺猬一定要造一个大东西,这个大东西在哲学上讲就是系统,文学上也可能称它是文学系统文学理论,这个东西钱锺书都没有兴趣。他捕捉的是一种很小的真理,但是加起来很可观,就是这样说他是有许多散钱,没有整个串成一串,可是他有很多小小的串子,串起来的,那些还是有用的,而且是永远有用的。换句话说就是所谓大系统,往往没有几年,就被人丢掉了,就忘记了。你留下真货,还是有用的。所以《管锥编》还是继续有它的价值。
同时他的治学方向,可以说早年接受晚清遗老的影响太深,就是专门在小的地方,精到的地方,要跟人家较胜负,要超过别人。他是非常好强的人,总要知人所不知。知人所不知不能在大系统上发挥,只能在小的地方:我知道这个典故,这个典故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这个诗人人都知道是某某人的,出在哪一篇,这是中国考证学派的影响,因为他父亲钱基博先生还是受老派的影响,所以他很早就跟像陈石遗那样的老一辈谈诗论艺,二十岁左右就已经迷上遗老那一套训诂啊、找出处在什么地方啊这些别人不大注意的东西,他要在这个上面求胜。求胜只能在这些小的点上求胜负,大的地方讲不清楚的。你一套我一套,也没有人能够评判的。他后来走的路子是中国传统的、清朝人发展的一种笔记为主的著作,如《日知录》,或者更早一点的像南宋末年王应麟的《困学记闻》。他们这些笔记都是非常有原创性的。陈援庵先生就说清朝人的笔记就等于一瓢奶粉,你要拿热水一冲,就是一杯很好的牛奶了。现代人都从《日知录》这里面找一两条,然后再去发展再去发挥,再加水分,那就变成一杯牛奶。现在的论文或者专书,往往也不过是古人笔记的一条两条。所以从这个上面看,钱锺书的遗产学术价值永远是有用的,但是他确实没有一个大系统。他是注重小的结果,较少注重大判断,大判断他不是很在意的。他偶尔也有一些大判断,比如论中国诗与中国画有两种相反的途径,不过这样的东西不多。他主要的贡献都是笔记式的。笔记式有一个好处,就像《管锥编》你可以说是读书笔记,而且是以书为本体为本位,他不需要有个架构。现代在西方学术或者在中国学术,多半要求你有一个结构,你自己要提供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往往是创造性的。这个结构好,就可以把许多不同的东西放进来。但是他自己不要结构,他以书为结构,他讲《周易》就以《周易》为结构,讲《左传》就以《左传》为结构,在这里面找我可以用的地方,可以发挥的地方。不但是把它原原本本的,原来的意思精益求精,讲得非常精到,同时还要牵扯到西方,他跟西方的比较沟通,这是他从《谈艺录》里面,已经开始的工作,就是所谓二西之书:一个是佛教的西方印度,所以他里面用佛教的、禅宗的东西也很多;另一方面当然是西方的哲学文学,各种各样的东西,跟中国拉在一起的时候,他把它抓在一处,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不光是中国有,外国也有这样的想法,也有某种表现。也可以说,他注重的是中西相同之处。他很少讲相异之处,相异之处,就是要讲一个大的背景,大的架构。所以他可以避免这种大的判断,也可以少给人家攻击的余地,你没法攻击他,他根本不讲那一套。他讲同不讲异,至少异讲得很少,我几乎找不到他讲中西相异的地方。因为相异的地方很难讲。某一个典故中国人用,西方人也用,是吧?月亮象征什么东西,这个都可能找到共同之处的。所以就是把中西贯穿起来,这个贯穿起来后面,其实还有一个假定,这个假定就是说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你不能把它看成是绝然不同的。这本身是有很大意义的,因为现代人往往要强调,我们中国文化有什么特殊性。如果真要追究这个特殊性在哪里,你又说不出来。但是钱锺书至少用实际的成绩证明了这一点,光说这一句话很容易,但是怎么样相同,钱锺书是千百万的例子去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