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嫁出去的女儿
1959年1月25日，上海北火车站里，开往福州的第53次列车旁边人山人海——尹桂芳要带领芳华越剧团61名演职员和40多位家属，乘坐这列火车前往福州。从这天起，尹桂芳要告别她的艺术发祥地——上海和万千热爱她的观众，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落地生根。

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上海一批越剧团支援外省，形成潮流，芳华是其中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在上海文艺界也是轰动一时的大事。这事从酝酿到成行只有短短几个月时间。
上海很多观众接受不了芳华的离去，准备在离沪那天去火车站拦阻。剧团怕闹出事，决定提前一天启程。即使这样，有些戏迷还是知道了，25日这天自发来到火车站，把剧团乘坐的车厢围得水泄不通。很多围观的人哭着把字条扔向尹桂芳和他们喜欢的演员。尹桂芳也感动得眼含泪水。有个小姑娘从外面挤到车里，送给尹桂芳一个精美的盒子——打开一看，是一条辫子。

一直和芳华有密切合作的编剧卫明也赶到车站送行。尹桂芳远远看到他，笑笑说：我们是嫁出去的女儿。卫明机敏地接了一句：但不是泼出去的水。这次离沪赴闽，尹桂芳把房子交出，户口也迁出了。上海的女儿怎么远嫁福州呢？

王艳霞就是在这次赴闽过程中从上海越剧院调入芳华的，她回忆说：
1958年夏，上海越剧界去福建前线慰问解放军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袁雪芬、范瑞娟等都去了，很受欢迎。当时，上海、福建都属于华东大区，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很希望上海能支援给福建一个好的越剧团。福建方面对袁雪芬提出，能否留一个团在福建。袁雪芬回沪后向有关部门汇报了福建的想法。上海方面经过研究，选中了芳华，即召尹桂芳和徐天红前去征询意见。尹桂芳开完这个会回到剧场后和我讲过，会上领导说要派个剧团去福建，征求她的意见愿不愿去。她当场就答应了。徐天红开会出来对她说：“福州在哪里啊，我都没听说过。”
我问她你怎么想？她说：“我管它了，反正我们属于国家管，就听国家的。”徐天红讲，尹桂芳一口答应而且没提任何个人条件，只说给芳华配好创作人员。当时黄浦区不放尹桂芳，但没办法，尹桂芳自己同意的。之后很快福州就派干部来具体洽谈了。
尹桂芳、李金凤、王艳霞在研究剧本

当时的福建副省长贺敏学参与了选调芳华的工作。他的女儿贺小平回忆：
1958年我父亲从西北调到福建，任主管工业的副省长。当时福建前线的解放军中江浙人很多，另外许多大工厂也是江浙沪搬来的，省委领导希望福建能有个比较好的越剧团，想和上海要一个。他们考虑，如果随随便便地要，上海不一定会把一流的给出来，就让我父亲去考察一下，选一个。那时我正在上海上学，一天父亲突然叫我晚上陪他去看越剧。我父亲几乎从不看越剧的。我觉得很稀奇，问他为什么，他说是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记得那天正好上演尹桂芳的《宝玉与黛玉》，父亲看了以后觉得很好，“就选它了。”这样，父亲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选一个不错的越剧团。但后面怎样发展他就不清楚了。

也是在这次赴闽过程中从上海越剧院调入芳华的高明回忆：袁雪芬征求我的意见，说市委决定芳华支援福建前线，芳华没有作曲，他们向市文化局局长徐平羽提出，希望配备一个作曲人员，因为我和尹桂芳合作过，点了我的名。越剧院考虑我还单身，希望我去。我答应了。当时芳华还要了吕瑞英，越剧院没给。这之后没几天时间就走了。
这应该是80年代的照片，右一时高明
大跃进期间，想了就干，大干快干，整个剧团的搬家十天就完成了。芳华就这样匆匆忙忙地奔赴福州了。

二、好坏都在一起
对于离沪赴闽这样的大事，尹桂芳甚至没多考虑一分钟就答应了，似乎有些“随意”。大跃进”期间，理想主义和满怀激情成为一个时代的主导。不只是尹桂芳，芳华的很多人能在很短的时间告别大上海，也是一种激情的昂扬。

1950加入芳华就和尹桂芳搭档的李金凤回忆：经过1958年整风后，剧团的人在思想上追求积极进步。福建是前线，尹桂芳一讲去，大家听说要支援前线，也都没有反对。我本人很崇拜解放军，愿意去，以为去福建就像电影里那样在枪林弹雨下工作生活。只有个别几个人因为家庭等原因没去。
高明回忆：芳华的大部分人没二话，感觉到前线去光荣，政治热情很高。

芳华的人把尹桂芳当做一家之长，尹桂芳也把芳华当做自己的孩子。这个剧团自称姐妹班，它既不像旧社会那种家族化的戏班，也不像新社会重新组建的演出团体，它有着很强的凝聚力，尹桂芳就是剧团的灵魂和旗帜。
艺人，特别是红伶，往往有让人难以接受的个性。但尹桂芳不然，她宽和朴实，长者风度，大姐胸怀，在越剧界无人可及
卫明回忆：尹桂芳话不多，可是很随和，爱笑，做事果断，颇有男儿气概。1956年去长沙、武汉巡演时，尹桂芳和其他演员一起住集体宿舍，她只是住个单间，其余并无特殊之处。坐火车和大家一起坐硬座，伙食也是一样。她虽然是团长、当家小生，但是讨论剧本的时候，从不摆架子，不搞一言堂，即使不同意她的，她也愿意让人家试一试。不行，人家自会收起。
陈国政回忆：我1954年进芳华，从没见过她无理取闹，大发脾气。老芳华的人对她比较有感情。她对团里人的周济很多，对小青年也比较照顾。
茅胜奎是剧团的当家大面，她回忆：老先生对我们很好。我是40年代进芳华的。有一次一上台我忘词了，下来后很难堪。现在还记得，尹桂芳过来安慰我说：不要紧的，你过去唱的都是没剧本的戏，现在你唱有剧本的可能不习惯。
应该是60年代的照片，戴眼镜的是茅胜奎

不光是芳华的人，曾和尹桂芳一起搭戏的范瑞娟回忆：1939—1940年期间，我被借到大姐挂头牌的桂仙舞台去演出。按常例，我这客师是只能演二肩小生的。但大姐为人宽厚，她不但没有同行相忌，而且主动让戏给我演，还经常当着大家的面真诚鼓励我，说我“喉咙咣咣响，唱得蛮好听的”。这种宽怀大度热诚帮衬同行的举动，在激烈竞争、倾轧嫉妒、抢戏成风的戏班里，是十分难得的。

不仅是宽厚，在姐妹陷入可怕的政治漩涡时，作为大姐的尹桂芳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这在政治上风刀霜剑严相逼的50年代后期，是有一定风险的.
茅胜奎回忆：因为我丈夫解放后去了台湾，我也受到牵连。1958年前后，有人提出因为我是逃跑人员家属，要把我也关起来。老先生出来替我说了话：把茅胜奎关起来，大花脸谁唱，她的两个小孩子谁养.
戚雅仙回忆：1957年我因为曾到北京开会，受到民盟罗隆基的接见和宴请。反右派时在上海民盟越剧支部的批判会上受到追问。我当时政治幼稚，只会哭。尹大姐也是盟员，她敢于顶住压力，讲求事实，并陪着我一起去见市文化局领导，澄清是非，使我免去了一场大灾难.
患难见真情。这个时候能站出来，自然受到姐妹们的真心拥戴，也愿意跟着她。而最让芳华人感动的还是在关键时刻，尹桂芳和大伙不离不弃，同甘共苦，好坏都在一起。1953年曾任芳华副团长的仲美回忆：建国后不久，华东戏曲研究院实验越剧团派人来，同尹桂芳商洽参加国家院团的事，但因只邀请她一人参加，被尹桂芳婉言谢绝了。这事在商谈过程中，芳华的同仁都很紧张——尹桂芳走了，大家往后的日子怎么过？事后有人问她为什么不进华东？她说：我进了那边，这里怎么办？这话传遍芳华，无人不为之感动。也正是因为这样，1959年她带领芳华离沪赴闽的决定，得到大家的拥护，都随着她去了遥远的福建前线。

三、随心所欲还是深思熟虑
对于尹桂芳离沪赴闽的考虑，一说是她“为越剧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另一说是她没有深思熟虑，一时的“随心所欲”。事情总是复杂而多面的。到底出于怎样的考虑，让尹桂芳在1958年秋天面对上海市文化局的征询时，毫不犹豫地答应离开。毕竟，她是个沉稳的艺术家，不是个任性的孩子。这毫不犹豫的背后，难道没有过深思熟虑吗？到底为什么，让她决然地选择远走？

有关尹老的生平介绍在越剧吧看了一些，印象不是很深刻，只知道一个大概，难得你这么痴迷，尹老若在天有灵，也会感动的！

一楼照片，第一眼像严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