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至隋朝时期，隆中诸葛亮故居及武侯祠不断得到维修。刘宋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盛弘之撰《荆州记》载：“襄阳西北十许里，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又载：“宅西背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琴以为《梁父吟》，因名此山为乐山。”再过80余年，到梁武帝普通四年至中大通二年(公元523～530年)，鲍至所撰《南雍州记》中，记载他目睹“隆中诸葛亮故宅”，“今宅院见在”，及宅院“有旧井一，今涸无水”。鲍至还记载：“齐建武(公元494～498年)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长九寸，献晋安王。”
唐代，隆中诸葛亮故居的名声有了很大提高。随着唐代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和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以诸葛亮为题材的“民间小说”、“市人小说”、诗歌、“杂戏”大量出现，诸葛亮的故事传说在社会各阶层广泛流传。唐宣宗大中十年(公元856年)，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在襄阳)李景让维修隆中武侯祠，并立“蜀丞相武乡忠武侯诸葛公碑”，碑文由李景让撰，无名氏篆额。碑的背面刻有唐代进士、中书舍人(朝廷内负责撰拟诏旨的高级属官)孙樵写的《刻武侯碑阴》碑文。碑文收录于《唐文粹》卷55中。碑文表达了人们对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期间的政治军事才能和忘我牺牲精神的无限崇敬，记录了后世人民群众永远怀念诸葛亮的盛况。碑文说：“武侯死殆五百载(诸葛亮死于公元234年，至唐大中年间已有600余年——引者注)，迄今梁汉之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其爱于民如此而久也。”这块碑直到南宋时还完好地保存在隆中。南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载：“唐蜀丞相诸葛公碑，大中三年(应为大中十年——引者注)李景让撰，今在隆中。”
唐代末年，藩镇林立，兵横天下，襄阳也是兵争之地。随着诸葛亮知名度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隆中诸葛故居也成了兵家们祭拜的场所，祈求诸葛亮保佑自己在兵争之中取得胜利。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载，隆中在唐代末年有一块建武灵王庙的碑：“《改封诸葛亮武灵王庙记》。唐光化五年封诸葛孔明为武灵王，碑今在隆中。”[按：唐光化四年(公元901年)四月改元为“天复”，此“五年”疑为“三年”之误写。 《湖北通志》卷99《金石》，即作此推测——引者]为什么唐昭宗李晔会在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将诸葛亮从武侯改封为武灵王，改隆中武侯祠为武灵王庙呢?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光启(公元885～888年)初年，秦宗权部将赵德烟攻襄州(襄阳)，被命为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德烟死，子匡凝“由唐州刺史自为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昭宗即授节度使。不三年，以威惠闻，累迁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匡凝矜严盛饰，前后持鉴自照”。(见《新唐书·赵德趣传》及附《赵匡凝传》)很可能就是这位驻镇襄阳、身兼中书令的赵匡凝，为了以古自昭，才乞赐改封诸葛亮为武灵王，改其故宅为庙，并兴修庙堂，立碑作记的。诸葛亮由武侯而为武灵王，是封建时代对其位望的一次升级，隆中的规格也由此进一步提高。
这一时期，寓居或路过襄阳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大都要到隆中游览和拜谒诸葛亮故居。唐代江陵诗人崔道融到襄阳时游隆中，写《过隆中》诗一首：“玄德苍黄起卧龙，鼎分天下一言中；可怜蜀国关张后，不见商量徐庶功。”(《全唐诗》卷714)诗人从观瞻诸葛亮草庐联想到刘备在动乱形势下起用了诸葛亮，而诸葛亮的“隆中对策”一席话，便促成了天下三分。由此说明有了人才便会有天下；可是蜀国在关羽、张飞等大将死后，再没有像徐庶那样能够举荐贤才的人出现，故而形成了人才匮乏的可悲的局面。唐代著名诗人胡曾写过赞咏诸葛亮的系列诗。其中《隆中山》一诗写道：“乱世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王不自垂三顾，安得先生出草庐。”(《全唐诗》卷647)诗人看到隆中的躬耕田和草庐感叹道：在汉末世道混乱、军阀征战的社会环境中，孔明却乐于在隆中这个地方躬耕；若不是刘备三顾，怎能使他离开草庐?
五代时，隆中又增建“武灵王学业堂”。据《舆地纪胜》载，在隆中卧龙山有诸葛亮当年的读书之所，故建“学业堂”。五代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隆中武灵王学业堂竣工，并刻碑纪其事。碑文由天福间襄州节度使安从进的观察判官李光图撰写。《复斋碑录》载：“《卧龙山武灵王学业堂记》，李光图撰，正书，无名氏篆额。天福三年七月记。”
唐代，隆中诸葛亮故居的名声有了很大提高。随着唐代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和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以诸葛亮为题材的“民间小说”、“市人小说”、诗歌、“杂戏”大量出现，诸葛亮的故事传说在社会各阶层广泛流传。唐宣宗大中十年(公元856年)，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在襄阳)李景让维修隆中武侯祠，并立“蜀丞相武乡忠武侯诸葛公碑”，碑文由李景让撰，无名氏篆额。碑的背面刻有唐代进士、中书舍人(朝廷内负责撰拟诏旨的高级属官)孙樵写的《刻武侯碑阴》碑文。碑文收录于《唐文粹》卷55中。碑文表达了人们对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期间的政治军事才能和忘我牺牲精神的无限崇敬，记录了后世人民群众永远怀念诸葛亮的盛况。碑文说：“武侯死殆五百载(诸葛亮死于公元234年，至唐大中年间已有600余年——引者注)，迄今梁汉之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其爱于民如此而久也。”这块碑直到南宋时还完好地保存在隆中。南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载：“唐蜀丞相诸葛公碑，大中三年(应为大中十年——引者注)李景让撰，今在隆中。”
唐代末年，藩镇林立，兵横天下，襄阳也是兵争之地。随着诸葛亮知名度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隆中诸葛故居也成了兵家们祭拜的场所，祈求诸葛亮保佑自己在兵争之中取得胜利。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载，隆中在唐代末年有一块建武灵王庙的碑：“《改封诸葛亮武灵王庙记》。唐光化五年封诸葛孔明为武灵王，碑今在隆中。”[按：唐光化四年(公元901年)四月改元为“天复”，此“五年”疑为“三年”之误写。 《湖北通志》卷99《金石》，即作此推测——引者]为什么唐昭宗李晔会在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将诸葛亮从武侯改封为武灵王，改隆中武侯祠为武灵王庙呢?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光启(公元885～888年)初年，秦宗权部将赵德烟攻襄州(襄阳)，被命为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德烟死，子匡凝“由唐州刺史自为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昭宗即授节度使。不三年，以威惠闻，累迁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匡凝矜严盛饰，前后持鉴自照”。(见《新唐书·赵德趣传》及附《赵匡凝传》)很可能就是这位驻镇襄阳、身兼中书令的赵匡凝，为了以古自昭，才乞赐改封诸葛亮为武灵王，改其故宅为庙，并兴修庙堂，立碑作记的。诸葛亮由武侯而为武灵王，是封建时代对其位望的一次升级，隆中的规格也由此进一步提高。
这一时期，寓居或路过襄阳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大都要到隆中游览和拜谒诸葛亮故居。唐代江陵诗人崔道融到襄阳时游隆中，写《过隆中》诗一首：“玄德苍黄起卧龙，鼎分天下一言中；可怜蜀国关张后，不见商量徐庶功。”(《全唐诗》卷714)诗人从观瞻诸葛亮草庐联想到刘备在动乱形势下起用了诸葛亮，而诸葛亮的“隆中对策”一席话，便促成了天下三分。由此说明有了人才便会有天下；可是蜀国在关羽、张飞等大将死后，再没有像徐庶那样能够举荐贤才的人出现，故而形成了人才匮乏的可悲的局面。唐代著名诗人胡曾写过赞咏诸葛亮的系列诗。其中《隆中山》一诗写道：“乱世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王不自垂三顾，安得先生出草庐。”(《全唐诗》卷647)诗人看到隆中的躬耕田和草庐感叹道：在汉末世道混乱、军阀征战的社会环境中，孔明却乐于在隆中这个地方躬耕；若不是刘备三顾，怎能使他离开草庐?
五代时，隆中又增建“武灵王学业堂”。据《舆地纪胜》载，在隆中卧龙山有诸葛亮当年的读书之所，故建“学业堂”。五代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隆中武灵王学业堂竣工，并刻碑纪其事。碑文由天福间襄州节度使安从进的观察判官李光图撰写。《复斋碑录》载：“《卧龙山武灵王学业堂记》，李光图撰，正书，无名氏篆额。天福三年七月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