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学士的排名规则
排名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大学士与其它官职的排名；第二，大学士内部之间的排名。第一个问题关系到大学士作为一个整体时的地位。朝位班次本以品级、衙门排列，井然有序。大学士地位上升后，与部臣发生了位次上的争议。
《明史》记载：“自弘治六年二月，内宴，大学士丘浚遂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居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恕之上。其后由侍郎、詹事入阁者，班皆列六部上矣。”又载：“嘉靖以后，（大学士）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2]（卷72，职官一）这两条记载互相矛盾。原因在于位次之争都是个例，几经反复。嘉靖年间正式确定内阁与锦衣卫单独列班，居文武朝臣前。阁臣与部臣的位次之争得到了解决。具体时间在嘉靖九年。[9]
本文重点讨论大学士的内部排名问题。经过研究，发现它遵守如下规则：
第一，排位首看加官。品级高者在前，同品则按照官职和衙门次序排列。三公（太师、太傅、太保）是正一品；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太子三师（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是从一品；太子三少（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是正二品。师保的排序为师、傅、保，六部的排序为吏、户、礼、兵、刑、工。三孤在太子三师前，太子三少在六部前。
如嘉靖五年五月，费宏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杨一清为少师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师高于太子太傅，故宏“居一清上”[7]（卷1，费宏传）。嘉靖十年九月，李时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翟銮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时后入，以宫保官尊，反居銮上。”[2]（卷193，李时传）

第二，加官同，看殿阁。四殿二阁的排位自高而低依次是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翰林学士低于殿阁大学士。翰林以殿阁大学士之外的头衔进内阁须额外注明，例如“入”、“直”内阁等。
嘉靖五年七月，费宏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一清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华盖殿大学士高于谨身殿大学士，故费宏地位高于杨一清。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夏言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严嵩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夏言取代严嵩成为首辅。
然而，殿阁排序有时出现例外。隆庆元年四月，陈以勤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张居正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陈以勤官位在前，殿阁衔却低于张居正。当两条规则发生矛盾时，以第一条规则为准。

第三，官职同，看任职先后。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夏言、严嵩同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夏言任华盖殿大学士在前，故地位高于严嵩。
第四，同时任命，看列名先后。“（天启）三年正月，（朱国祯）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顾秉谦、朱延禧、魏广微并命。阁中已有叶向高、韩爌、何宗彦、朱国祚、史继偕，又骤增四人，直房几不容坐。六月，国祯还朝，秉谦、延禧以列名在后，谦居其次。” [2]（卷240，朱国祯传）再如泰昌元年十二月，方从哲致仕，刘一燝、韩爌都是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但刘列名在前，是首辅。
此外还有一条补充原则：同时任命，看报到顺序。万历三十五年，叶向高、李廷机同时担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叶列名于前。按照规矩，叶向高理应排名在前。由于二人关系很好，李又比叶早报到半年，二人互相推让。结果皇帝听从了叶向高的意见，并赞扬他的美德。[6]（神宗实录卷440）任命顺序与报到顺序两规则发生矛盾时，原则上以前者为准，后者一般需要皇帝的特批。

三、历任内阁首辅
按照以上规则，本文统计了自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九月大学士初兼师保之官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明亡这一时期的首辅。依次是：杨士奇(1424.9-1444.3)、杨溥(1444.3-1446.7)、曹鼐(1446.7-1449.8)、陈循(1449.8-1457.1)、徐有贞(1457.1-1457.6)、许彬(1457.6-1457.7)、李贤(1457.7-1466.3)、陈文(1466.3-1466.5)、李贤(1466.5-1466.12)、陈文(1466.12-1468.4)、彭时(1968.4-1475.3)、商辂(1475.3-1477.6)、万安(1477.6-1487.10)、刘吉(1487.10-1492.8)、徐溥(1492.8-1498.7)、刘健(1498.7-1506.10)、李东阳(1506.10-1512.12)、杨廷和(1512.12-1515.3)、梁储(1515.3-1517.11)、杨廷和(1517.11-1524.2)、蒋冕(1524.2-1524.5)、毛纪(1524.5-1524.7)、费宏(1524.7-1527.2)、杨一清(1527.2-1529.9)、张璁（后改名张孚敬）(1529.9-1531.7)、翟銮(1531.7-1531.9)、李时(1531.9-1532.3)、张孚敬(1532.3-1532.8)、李时(1532.8-1533.4)、张孚敬(1533.4-1535.4)、李时(1535.4-1535.7)、费宏(1535.7-1535.10)、李时(1535.10-1538.12)、夏言(1538.12-1539.5)、顾鼎臣(1539.5)、夏言(1539.5-1541.8)、翟銮(1541.8-1541.10)、夏言(1541.10-1542.7)、翟銮(1542.7-1544.8)、严嵩(1544.8-1545.12)、夏言(1545.12-1548.1)、严嵩(1548.1-1562.5)、徐阶(1562.5-1568.7)、李春芳(1568.7-1571.5)、高拱(1571.5-1572.6)、张居正(1572.6-1582.6)、张四维(1582.6-1583.4)、申时行(1583.4-1591.9)、王家屏(1591.9-1592.3)

天顺元年正月英宗复辟，徐有贞以兵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入内阁，高榖辞师保后为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兼东阁大学士。按照加官则徐有贞在前，按照殿阁则高榖在前，考虑到当时处于政变的非常时期，这一矛盾可以理解。按照实际情况，徐有贞自陈循充军后当为首辅。
嘉靖五年，《宰辅年表》将杨一清排名于费宏前，有误，理由见前文。《宰辅年表》出现错误的原因在于遗漏了费宏担任过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
嘉靖十二年，《宰辅年表》将方献夫排名于李时前，有误。嘉靖十一年八月，张孚敬致仕，《宰辅年表》记载李时的官职是“太子太傅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按照《明史·李时传》、《世宗实录》、《首辅传·李时传》，当为“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与方献夫的官职相同。《首辅传》载：“俄而孚敬复用，时居次。” [7]（卷2，李时传）《世宗实录》自嘉靖十一年五月方献夫入阁到十三年四月致仕这段时间，都将李时列于方献夫前。由此可知，嘉靖十一年八月张孚敬致仕后李时为首辅。

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朱赓死，继任首辅的应当是叶向高而不是李廷机。理由是二人官职相同，而且此前一个月李就养病不到内阁办公，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退休。万历二十六年十月至二十九年九月，赵志皋在家养病，那么首辅为何不是沈一贯呢？原因在于：赵志皋官职排名于沈一贯之前，且他在养病前已继任首辅。《明史》承认这两种情形的不同，分别记载：“会志皋于九月卒，一贯遂当国。” [2]（卷218，沈一贯传）；“明年，首辅赓亦卒，次辅廷机以人言久杜门，向高遂独相。”[2]（卷240，叶向高传）
天启四年，《宰辅年表》将顾秉谦排名于朱国祯前，有误。前文已分析过。韩爌致仕后，朱国祯继任首辅，当时内阁中地位最高的是孙承宗。然孙承宗出镇，主要负责军事。他一直兼任兵部尚书，其尚书衔、殿阁衔与师保衔不成比例。这可看作他不能作为首辅的标志。
崇祯十四年，《宰辅年表》将张四知排名于谢升前，然张的官职却低于谢。查《明史·张四知传》，张担任过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时间当在崇祯十三年五月姚明恭罢相之前，《宰辅年表》失载。今从《崇祯实录》，按照“范复粹、张四知、谢升” [6]（崇祯实录卷14）的顺序排列，张四知地位高于谢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