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迁都之议与李世民奉命出征
面对突厥的进犯，李渊在做出初步部署以后，从仁智宫返回长安。
对此，《资治通鉴》的记载是：（七月）甲子，车驾还京师。
此记载有误，查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七月并无甲子，另查《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秋七月甲午（二十六日），至自仁智宫”，《新唐书》高祖本纪与此相同。则《资治通鉴》的“甲子”应为“甲午”之误。
七月二十六日，李渊从仁智宫回到了长安。
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此后的近1个月的时间里，李渊再无新的部署，而是在讨论迁都的问题。这从侧面说明，这段时间，突厥的入侵应该处于一种暂时的相对平息的状态。
“迁都之议”，与本文主旨无关，不多叙述。
此后，“闰月，己未（二十一日），诏世民、元吉将兵出幽州以御突厥”（《资治通鉴》）。此处的“幽州”，仍是“豳州”之误。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李世民是闰七月己未（二十一日）奉命出征的，而突厥第二阶段的大规模入寇开始于八月戊辰（初一日）突厥再寇原州。
那么，是先有的任命李世民出兵豳州，还是先有的突厥再次入寇呢？
搞清楚这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上文提到，突厥八月的入寇是投入了主力的，而且是颉利和突利两大主力。如果是突厥入寇在前，李世民出兵在后，那么就是李渊倚重李世民的军事才能，派他去对付突厥主力。反之，如果李世民出兵备御在前，突厥主力入寇在后，那就很可能变成了李世民军事才能不行，突厥在捡软柿子捏。
究竟是那种情况呢？从表面记载来看，闰七月二十一日就任命李世民了，八月初一日突厥才入侵原州，这似乎是后者嘛。
但是且慢。笔者对此进行详细分析如下：

第一，据《资治通鉴》记载，本次任命李世民出征以前，出现了胡马事件，笔者对该事件本身不做讨论，但是，该事件临近结束时，有如下记载：
上怒不解，会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劳勉世民，命之冠带，与谋突厥。闰月，己未，诏世民、元吉将兵出幽州以御突厥。
也就是说，李渊在闰七月二十一日任命李世民出征的原因是“突厥入寇”，此处的突厥入寇，是指突厥在七月的入寇原州、陇州和泾州阴盘吗？显然不是，这些入寇，距离闰七月二十一日已有1个多月，而且对于这些入寇，李渊早已做出了部署。那么，这里的“突厥入寇”就很明确了，指的是突厥在八月的第二阶段的大规模入寇。据此，颉利、突利入寇与李世民奉命出征的前后顺利已非常清楚。
第二，既然如此，为何先有闰七月二十一日李世民出征，后有八月初一日突厥寇原州呢？这岂不是与上面的史料矛盾吗？笔者认为，并不矛盾。
其一，唐朝与突厥的边界并不在原州，而是在原州以北的灵州，而且唐朝当时在灵州是有军队的，上文已经分析，面对突厥七月间入侵原州，唐朝是命令灵州都督杨师道出击过突厥退路的。既然如此，突厥在入侵灵州的时候，甚至是在灵州集结的时候，唐朝就可能已经知晓。
在此，笔者根据突厥从原州入侵豳州的时间及二州之间的距离来反推突厥入侵灵州的时间。
据《旧唐书》志18记载：
灵州，……在京师西北一千二百五十里；
原州，……在京师西北八百里；
据《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记载：
豳州，……东南至上都三百里。
我们做个简单的减法：
灵州至原州：1250-800=450里；
原州至豳州：800-300=500里。
突厥八月间自原州打到豳州用了多长时间呢？
《资治通鉴》已有记载：“八月，戊辰（初一日），突厥寇原州。……丙子（初九日），寇并州（当为豳州）。……己卯（十二日），可汗帅万馀骑奄至（豳州）城西”。据此看，突厥主力从原州打到豳州，用了大约10天左右。
而灵州至原州的距离，和原州至豳州的距离基本一样，则我们大致匡算突厥主力自灵州打到原州，也需要10多天的时间。八月初一日寇原州，由此反推10多天，则突厥主力入侵灵州的时间可能在闰七月中下旬，这正与《资治通鉴》记载的闰七月二十一日以前，“会有司奏突厥入寇”的记载相合。
也就是说，颉利和突利的突厥主力大举入侵在前，李渊命李世民出征在后。李世民的军事才能以及在李渊心目中的位置可见一斑。

说到这，笔者就要讨论一下李建成的问题了。笔者认为，具体到武德七年的情况，仅仅从唐朝自身来分析，唐军的主帅更应该是李建成，而非李世民。下面具体分析：
1、从以往经历来说，李建成在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和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两次在关内道备御突厥，而李世民在这2年都是在河东道备御突厥，相对来说，李建成对关内道的情况更加熟悉。
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武德五年篇和武德六年篇已经进行了详细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2、从李渊对唐朝未来的格局设计来说，依照李渊一度的设想，李建成是要留在长安的，而李世民是要去洛阳的，因此，李建成更应该负责长安所属的关内道的军事行动，而李世民则不宜过多插手。
武德七年的杨文干事件清楚地表明，李渊在太子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维护李建成。对于李世民，李渊曾有过裂土分国的设想，“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王之”（《资治通鉴》）。李渊的这种设想，当然表现出了对李世民的格外重视，但是同时也表明，关内道未来不属于李世民，而属于李建成。既然如此，对于关内道的军事行动，李渊就不应该让李世民过多介入。
3、从杨文干事件后的态势来说，李建成及其集团受打击很大，李建成的威望也大受影响，而李渊最终的基本态度是维护李建成，则此时让李建成担任主帅，是彰显李渊对其信任、恢复其威望的最好机会。
在杨文干事件中，李建成集团的两大骨干王珪和韦挺遭流放，李建成自己则大受怀疑，不得不“叩头谢罪，奋身自掷”。而李渊最终的态度仍然是维护李建成，在自己仍留在仁智宫的时候，“复遣建成还京师居守”（《资治通鉴》）。
而恰好此时，突厥大举来寇，仅从唐朝自身分析，如果这时让李建成出征，不正可以借此机会重树李建成的威望吗？也可以同时委婉的告诫一下李世民对太子之位保持一定距离。
然而，虽然我们分析出这么多对李建成有利的因素，李渊最后还是派出了李世民，而不是李建成。原因何在呢？

有网友曾指出，可能是因为李建成“奋身自掷”的作秀作大了，导致身受重伤，此时无法出征。
实际情况如何呢？笔者还是引用史料作答。
1、李建成的心智情况。
据《资治通鉴》记载，就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七月突厥入侵以后，李渊有了“迁都之议”，而李建成赫然位列参与讨论的几人之中。至于李建成的态度究竟如何，笔者概不讨论，只从李建成参与讨论这一史实来看，可以基本判断出李建成当时的心智情况是正常的。
2、李建成的身体情况。
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七月突厥入侵以后，还发生了胡马事件，关于胡马事件的曲折细节，本文概不讨论，只说这件事的背景，“上校猎城南，太子、秦、齐王皆从，上命三子驰射角胜”（《资治通鉴》），此时的李建成都可以驰射角胜，则可以判断李建成当时的身体情况是很不错的。
由此可见，李建成当时的心智和身体情况都是正常的，完全可以带兵出征。
既然如此，为什么李渊仍然派出了李世民，而非李建成呢？
既然从唐朝方面找不到原因，则我们只能从突厥方面找原因。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闰七月至八月的突厥入寇，与武德五年和武德六年两次入寇相比，我们可以发现，前两次突厥在关内道投入的均非主力，而武德七年投入的则是绝对主力。
关于武德七年突厥投入的具体兵力，史书并无确切记载，但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史料进行判断：

1、《册府元龟》卷19的记载，李世民在进行军事部署时提到，突厥的兵力大致是“彼数十万骑”，《通典》兵典卷155记为“彼十万骑”，当然这个数据是否有所夸大尚不确定，但我们可以据此做个大致判断，即突厥的兵力很多。
2、此次入寇，不但有颉利，还有突利，突利的位置在哪里呢？据《旧唐书《突厥传记载，“颉利嗣位，以为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之北。突利在东偏，管奚、霫等数十部”。也就是说，突利的牙帐在唐朝河北道幽州以北，在武德七年以前，突利所属军队也以就近侵扰河北道居多，不怎么绕远路入侵进攻关内道。而这一次，突利却带兵与颉利一起进攻关内道，据此看，武德七年突厥主力的入侵规模，很可能要超过武德五年和六年。
另外，对于突厥的军队，《旧唐书》突厥传和《册府元龟》卷19用了“举国入寇”的字样，而《新唐书》则说“兵悉起”，这都说明突厥的兵力很多。
3、本次突厥入侵之前，李渊正因为胡马事件等与李世民发生矛盾，“上怒不解”，但是在得知突厥入侵的消息后，李渊的表现是“上乃改容，劳勉世民，命之冠带，与谋突厥”（《资治通鉴》）。按说李渊身边的武将不能算少，何况还有被某些人大肆吹嘘的李建成，但是，李渊通通不用，甚至顾不上自己的面子，改容劳勉李世民，可见当时形势的极度紧张，进而可以推知突厥的兵力之强。
4、《册府元龟》卷19的记载提到面对突厥军队时，唐朝“举朝危惧”，“诸将忧见於色”。突厥不是第一次入寇了，唐军诸将也多是颇有作战经验的，但仍然忧见於色，可见本次突厥的兵力之多。
为抵抗突厥的这支绝对主力，唐朝自然需要派出最得力的主帅。通过李渊的这次任命，我们可以看到李世民的军事才能、以及李渊对李世民的倚重。

下面我们来看看唐军这次高层将领的构成。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我们知道本次唐军的高层将领主要是李世民和李元吉二人，但未明确说明二人的隶属关系。笔者在武德五年篇和武德六年篇中分析过，在那两次备御突厥的过程中，李世民和李建成是分道备御，二人之间并无明确的隶属关系。
那么，武德七年的情况，是否也是如此呢？显然不是，史料证据如下：
《旧唐书》列传144：（武德）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道自原州，连营南上。太宗受诏北讨，齐王元吉隶焉。
《册府元龟》卷19：是年（武德七年）秋，突厥二可汗举国入寇，道自原州，连营南上。帝受诏北讨，巢刺王元吉隶焉。
据此看，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八月备御突厥的唐军主帅只有一人，那就是李世民，李元吉是从属于李世民的。

当时的大背景对唐朝来讲不很有利。按照《册府元龟》的说法，“初，关中霖雨，至是大水，运粮阻绝，士卒疲於征役，甲仗不能坚利”
但是这种说法，笔者认为可以讨论。
先说“关中霖雨”，查《新唐书》五行志，有以下2条记载：
《新唐书》志24常雨：武德六年秋，关中久雨；
《新唐书》志25常旸：（武德）七年秋，关内、河东旱。
据此看，关中下大雨是在武德六年，武德七年不但没有大雨，反而出现了干旱。
至于“至是大水”，笔者查阅了《新唐书》志26水不润下，并未发现武德年间关内道有特别大的洪水。
当然，根据《册府元龟》后面记载的“此后连雨更甚”、“今久雨弥时”等记载来看，唐朝与突厥对峙的豳州地区应该是出现了大雨，但是，就整个关内道来说，全面的大雨和大水可能并不存在。
据此再来看“运粮阻绝”，笔者认为，武德七年唐军后勤保障跟不上，可能不完全因为豳州地区的雨水，应该还与整个关中地区在经历武德六年雨灾和武德七年旱灾之后百姓疲敝有关。
再说“士卒疲於征役”。
武德五年至武德七年，唐朝的仗确实不少，但是规模并不是很大，为什么会出现士卒疲惫的情况？
笔者认为，除了频繁征战外，唐朝在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废弃关中十二军，唐军将士“礼遇失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魏郑公谏录》卷一“谏简点中男入军”条记载，封德彝等人欲点中男入军，魏征反对说，“然比年来，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为其少邪？但为礼遇失所，遂使人无斗志”。《资治通鉴》将此事归入武德九年（公元626年），考虑到封德彝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六月去世，则《资治通鉴》对该事件时间的界定基本是准确的。
魏征提到的“比年来”，即近年以来，应该是指武德后期，而他说的“礼遇失所”，可能与当时唐朝实行的废除十二军、推进府兵向兵农合一转化的政策有关。
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武德六年篇提到过，这里再提一次，欢迎大家讨论。

就是在这种不利局面下，“颉利、突利率万馀骑奄至城西，乘高而阵，将士慑惧，三军大骇”。
先补充2点史料：
颉利和突利奄至豳州城西的时间，据《资治通鉴》记载是八月己卯（十二日）。
颉利和突利布阵的具体地点，据《资治通鉴》记载，“陈于五陇阪”。关于五陇阪的具体位置，据《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豳州新平县记载，“五龙原，在县南三里，原侧有五泉水，因名”。笔者猜测，这个五陇阪可能与五龙原相关，但仅为猜测，聊备一说。
面对突厥的挑衅，唐军高层的反应并不一致。
李世民是希望能主动出击的，他对李元吉说：“吾既出讨，固敌是求。今胡骑凭陵，须与一斗，岂宜安坐，示之以怯。吾当自率精锐，以张国威，尔可同行也。”
当时唐军的士气本来就不高，如果面对突厥的挑衅，坚守不出，则会更加军无战心，因此，李世民的观点是，不能消极防御，“示之以怯”，而要主动出击，“以张国威”。
但是，李元吉并不赞成，他说：“突厥兵势，若此之强，轻脱取败，决无出理”。
李元吉不赞成出战，我们不能因此认为李元吉胆小，考虑到当时“将士慑惧，三军大骇”的情况，李元吉主张坚守，是一种谨慎的表现。而且，结合“诸将忧见於色”的情况看，李元吉的观点恐怕并不仅仅代表他一个人，不少唐军将领应该也是不敢出战的。
对此，李世民的回应是：“汝不敢去，宜傍观得失。吾当往，为汝出奇。”也就是说，让李元吉留守，李世民自己亲自去。
笔者认为，在这里，李世民很可能是将自己原本的计划进行了调整。李世民最初提出让李元吉与自己一起出击，应该是真的想打一仗，但是，看到李元吉、可能还有其他将领的畏战情绪后，李世民改变了计划，先不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在两军阵前叫阵突厥，以此鼓舞唐军士气。笔者认为，李世民所说“为汝出奇”，可能含有这层意思。
接下来，就是非常精彩的豳州五陇阪对阵。

李世民在五陇阪对阵中，采取了2大动作：
第一，轻骑逼近突厥阵营，并主动叫阵。
《册府元龟》具体记载如下：
（李世民）乃亲率百骑，驰诣虏阵，告之曰：“国家与可汗誓不相负，何为背约，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来一决，可汗若自来，我当与可汗两人独战。若欲兵马总来，我唯百骑相御耳。”颉利弗之测，笑而不对。
具体来说，李世民采取了3项行动：
1、百骑诣虏阵
面对突厥军队，李世民仅仅出动百骑应对，并主动逼近突厥阵前。其用意很明显，就是向唐军将士展示一下，突厥并不可怕，以此鼓舞唐军士气。
关于百骑诣虏阵，有网友认为，反映出当时唐军极端低落的士气，以至于李世民已经无法调动军队，只好带领百骑相随。笔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据《资治通鉴》记载，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前夕，李元吉奉命解乌城之围时，“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元吉军”。这说明，李世民在对外征战时，是会带领尉迟敬德、程知节等一批心腹大将和军士随行的。而且，尉迟敬德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七月陇州之战时，还曾率军增援陇州。据此推测，豳州对阵时，李世民很可能是带着尉迟敬德等心腹将领的，而这些将领也是各自带兵的。既然如此，就算其他的军队真的敢不服从命令，尉迟敬德等的军队李世民怎么可能调不动呢？
李世民之所以不出动大军，而只带百骑，不是他调不动军队，而是他的目的不是出去打一仗，而是要鼓舞唐军士气，既然是鼓舞士气，则随行的兵力越少，越能显示出李世民对突厥的蔑视，进而越能提高唐军的士气。

2、责备颉利负约
李世民对颉利说：“国家与可汗誓不相负，何为背约，深入吾地？”
这是在明确的宣示突厥发动战争的不义。古代战争，大多讲究师出有名，开打以前，要尽量说明在这场战争中自己的正义性。李世民的这番话，对于突厥可能触动不会很大，但是，对于唐军，则明确宣示了正义性，这对于鼓舞唐军士气，也是有作用的。
3、公开叫阵
李世民说：“我，秦王也，故来一决，可汗若自来，我当与可汗两人独战。若欲兵马总来，我唯百骑相御耳。”这是在进一步的鼓舞唐军士气，打压突厥气焰，公开表明李世民并不惧怕突厥，主动要求与突厥进行战斗。
颉利对此的反应是，“颉利弗之测，笑而不对”，即猜不到李世民想要干什么，因此没有回应，对此，胡三省先生有自己具体的看法，即“颉利素服秦王神武，恐其以百骑挑战，而伏大兵四合以击之，故不敢应”。
如果李世民的表现止于此，那么，这仅反映了李世民的勇敢。如果颉利真的领兵出战，李世民该怎么做？对此，李世民采取了第二项措施。

第二，分化瓦解颉利和突利
按照《册府元龟》的记载：
帝又令前骑告突利曰：“往与我盟，急难相救，尔今将兵来，何无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决胜负。”突利不对。
李世民又派人告诉突利，说以前突利曾与李世民结盟，约定互相救援，现在却派兵前来，太不讲兄弟情义，既然如此，就应该尽早出战，与李世民一决胜负。
从目前史料记载来看，突利在武德七年以前，应该不会背着颉利与李世民有太深的交往，李世民这么说，应该是在诈颉利和突利，所以突利的反应是“不对”，即没有回答，很可能是被问懵了。
这是一大杀招，其目的很明确，就是引起颉利和突利的不和与猜疑。胡三省先生对此做注：“秦王以此疑颉利之心，突利恐因此为颉利所疑，故亦不敢应”。
为了强化这一猜疑，李世民有进一步行动，“太宗又将前渡沟水”，即进一步向突厥军队逼近。
果然这一招起了作用，“颉利见帝轻出，及闻香火之言，乃阴猜突利”。
也就是说，在颉利看来，李世民如果没有较大的把握，不会带这么少的人出战，那为什么李世民有把握、敢出战呢？这时候颉利听到了李世民与突利之间有香火之言，自然猜测突利会不会私下与李世民已经结盟，并有什么密谋。
面对这一局面，颉利选择了暂时退让，“因遣使曰：“王不须渡，我无恶意，更欲共王自断当耳。”於是敛军，稍自引却。”
先解释一下“断当”，其大意就是“商订”的意思。“更欲共王自断当耳”，即来和秦王商订巩固以前的盟约，对此，《资治通鉴》为便于理解，将此句改为“更欲与王申固盟约耳”。
颉利派人对李世民说，你不需要渡过沟水，我颉利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来和你商订巩固以前的盟约的。然后，颉利率军稍稍退去。

这里笔者想再深入讨论一点，即如果颉利真的不顾一切的率军进攻李世民，仅仅依靠随行的百骑，能够确保万全吗？如果危险性太大，则李世民是不是显得不够谨慎呢？
笔者认为，从史料记载的2个细节来看，李世民百骑诣虏阵是有安全保障的。
其一，据《新唐书》突厥传记载，“可汗万骑奄至，阵五龙坂，以数百骑挑战”，其中“以数百骑挑战”这一信息很重要，也就是说，突厥的那万余骑兵，是分为2个部分的，数百骑兵在前挑战，大部队压在后阵，因此距离李世民那百骑最近的突厥军队，应该就是数百人，一旦情况有变，唐军百骑对付突厥数百骑，掩护李世民全身而退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其二，上文提到的“太宗又将前渡沟水”，这说明唐军与突厥军之间隔着一条小河，不管多小的河，总会迟滞突厥军队的冲击速度，这也会为李世民所部的撤退争取时间。
有以上2点做保障，笔者认为，李世民的计划对于己方的安全是有充分考虑的。
至此，豳州五陇阪对阵告一段落。李世民通过这次对阵，主要是想实现2个目的：
首先，鼓舞唐军士气。
第二，分化瓦解突厥。
从后来的情况看，这2个目的全部圆满实现。下文对此详述。

五陇阪对阵后，突厥军队只是稍稍后退，战争威胁并未完全解除。对此，李世民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即上文所引《册府元龟》最后李世民对唐军诸将说的那段话。
李世民首先分析了敌我双方优劣势对比的变化：
虏控弘鸣镝，弓马是凭，今久雨弥时，弧矢俱敝，突厥人众，如鸟铩翮，我屋宿火食，枪槊犀利，料我之逸，揣敌所劳，此而不乘，夫复何待？
对于突厥，突厥的优势是弓箭和战马，但是现在，长时间天降大雨，弓箭已经不那么好用了，所谓“弧矢俱敝”，《资治通鉴》给出了更精确的解释，“筋胶俱解，弓不可用”，即筋弦松弛，胶性失粘，因此，突厥的军队就像飞鸟折断了翅膀，他们的优势已经不明显了。
对于唐军，唐军是居住在房屋里吃熟食的，因此大雨对唐军的影响相对较小，此外，唐军的兵器锋利，其优势已经显现出来。
在敌我优劣势变化的情况下，“料我之逸，揣敌所劳”，即养精蓄锐，寻机进攻疲劳的敌人，这正是个大好机会，“此而不乘，夫复何待”。
接下来，李世民提出了具体的作战计划：
今欲先令劲兵乱其阵，乃率突骑驱其后，虏俗进不相救，自此以北，涧谷深长，时有一道，鱼贯以度，因而迫之，彼数十万骑，坑阱中物耳。追至黄河，纵不尽擒，必当十获八九。此晓兵者所解，诸君勿疑。
该作战计划大致分为3个阶段：

第一，扰乱敌军。
“今欲先令劲兵乱其阵，乃率突骑驱其后”，即先命精锐部队扰乱突厥的军阵，然后率精锐骑兵在背后驱赶突厥军队。这里关于骑兵的具体用法，李世民没有细说，因此我们无法判断到底如何驱赶？是如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驻跸山之战对付高句丽军队那样，还是如李世民总结的“必出其陈后反击之”那样？这一点可以另行讨论。
第二，击溃敌军。
虏俗进不相救，自此以北，涧谷深长，时有一道，鱼贯以度，因而迫之，彼数十万骑，坑阱中物耳。
李世民先指出了突厥军队的特点，对此《册府元龟》说是“进不相救”，即进攻时不互相救援，显然有误，《通典》卷155“出其不意”对此的记载是，“虏俗进不相让，退不相救”，这才是正确的记载，即突厥军队进攻时互相不配合、不谦让，撤退时互相不救援。
也就是说，一旦突厥军队在唐军的驱赶下开始撤退，他们就会失去秩序，只顾各自逃命。
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计划将突厥军队驱赶到一个地方，“自此以北，涧谷深长，时有一道，鱼贯以度”，即在豳州以北有一条深长的山涧，只能鱼贯通过，在那个地方，突厥军队根本施展不开，也无法快速撤退，其结果就是，“彼数十万骑，坑阱中物耳”，即突厥的主力部队，就像是栽进陷阱中一样，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了。
关于这个具体的会战地点，笔者并不确定，提出几点意见，供大家讨论。

1、豳州三水县石门山。
据《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豳州三水县记载，“石门山，在（三水）县东五十里，峰岩相对，望之似门”。从附图1关内道地图可以看出，三水县在豳州东北方向，石门山在三水县境内，地势又比较险峻，因此符合李世民所提到的会战地点的一些特点。
但是，笔者认为，石门山也存在疑点，查《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附图6唐代关内道交通图，豳州的主要道路，一是向北通宁州，一是向西北通泾州、原州，而三水县位于豳州东北，豳州东北方向并无大路，唐军想把突厥军队向东北方向赶，困难比较大。
2、宁州治所定安县附近。
据《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长安通灵州两驿道记载，“邠州（即豳州）北行，中经古豳城，渡泾水，凡七十里至定平县，……又北七十里至宁州治所定安县，在马岭川水东岸。城北有三桥水，南有九陵水，皆西入马岭川。城当三水之会，依山而立，通衢宛转，殊为崎岖”。
宁州正在豳州以北，其地势也极为险峻，因此也符合李世民提到的会战地点的特点。但是，此次突厥入侵，是从原州，经泾州，攻入豳州，那么他们撤退也应该首选原路退回，唐军要将突厥军队逼到宁州，必须先切断突厥退往泾州的道路，而这也是比较困难的。
3、原州弹筝峡
据《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长安西通凉州的北道记载，“（原州）平凉又西北行三十五里至胡谷堡，即彰信堡，堡西道入弹筝峡，约尽三十五里。自邠州以西皆略循泾水河谷而上，至此峡，近水源，“群山怒起，路随峰转，绕行涧底”，形势奇险，为戍守要地”。
弹筝峡地处原州，在豳州西北方向，恰好是突厥原路撤退的必经之地，考虑到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唐军曾在此驻兵防备突厥入侵，笔者认为，李世民所说的会战地点，弹筝峡的契合点比较多。
以上几点，是笔者的个人判断，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