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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 精品遗墨103p

　中国现代绘画大师齐白石老人的绘画艺术作品，散布世界各地，数量之富，题材之广，影响之深，早已引起美术界的重视和景仰。今天，国内外研究白石老人的著作和图录，相继编印问世，进一步扩大人们对之有较多的认识和理解，殊堪欣慰。
　　我在本世纪４０年代中期，出于对老人的景仰，得以结识白石老人于北平。当时，通过荣宝斋负责人王仁山和田宜生先生得到老人的延见，并按定“杨仁恺印”和“杨”字印章，均为朱文，沿用至今。５０年代初，与老人第三子良琨（号子如）及老人业师胡沁园先生之孙胡文效共事于东北博物馆（后改辽宁博物馆），在业务上与老人联系频繁，并着手征集他各个时期的作品，主要是有计划地订购各类题材之作，有时我和良琨同去老人寓所，从旁观看挥毫。良琨先老人而逝，噩耗未敢奉告，有恐伤害老人晚年丧子之心。后来与胡文效同往，言谈极为谨慎，每当提及良琨时，则以馆中任务不得分身为对，故直到老人逝世之前，还以为三子良琨尚在人间，悲夫!我们征集老人作品动手较早，有利因素较多。每年持现金直接订画一批，同时通过琉璃厂书画古玩店铺以及到湖南湘潭老人早年从事活动过的地方访求。因此，在短短的数年之中，东北博物馆收藏齐白石老人的作品已为数可观。１９５７年９月１６――B下午６时４０分，老人病逝于北京医院，实享年９４岁。是年老人尚有极少作品问世，自署９７岁，辽宁省博物馆就有其自署９６岁《红梅图》和９７岁《牡丹图》各一幅，台湾何恭上编《齐白石画集》（艺术图书公司出版，）中选人老人《葫芦瓜图》，则署９８岁，当是弥留时犹挥毫不已，出于笔误。总之，老人临终前几个月，精力已竭，运笔造型，往往不能随心所欲，观者一望可知，可以理解。

　　白石老人辞世之后，国内各种纪念活动继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尤以编印作品图录 为多，研究文集次之，印谱较为普遍。随后国外也有画集出版。我和胡文效先生通力合作，就辽宁博物馆收藏老人早中晚年作品按创作年代为序，共收入７５件，其中有《石门二十四景》，为老人４８岁所画，据《自述》所云：“宣统二年（庚戌，１９１０年）我４８岁。回家（“五出五归”的最后一次）以后，自觉书底予太差，天天读些古文诗词，想从根基方面用点苦功。有时和旧时诗友分韵吟诗，刻烛联吟……还把游历得来的山水画稿重画了一遍，编成《借山图》卷，一共画了５２幅。朋友胡廉石把他自己住在石门附近的景色，请王仲拟了２４个题目，叫我画《石门二十四景》。我精心构思，换了几次稿，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它画成。廉石和仲言，都说我远游归来，画的境界，比以前扩展得多了。”
　　以上二百来字，照老人《自述》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旨趣在于它的真实性。由于画册有２４页之多，当时只能选用两页，上有老人诗友黎薇孙诗题，，主人胡廉石于５年后即１９１５年冬送来逐页补题诗章。事情经过亦见于《自述》之中。此固题外之语，对后来观者或许多少有些参考价值。

　　正如前面所说，老人作品分布全世界，数以万计，虽然辽宁博物馆具有一定的有利条件，可以征集到一批藏品，但毕竟受各方面局限，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差堪告慰者，在画册中编进《黎老夫人肖像》一幅、原画上无作者印款，后归老人第三子良琨所得，于１９４６年（岁次丙戌）冬，携至南京；适老人接受国民党大员张道藩邀请客居金陵，送请老人鉴别，于是信笔题云：
“受降后二年，丙戌冬初，儿辈良琨来金陵见予，出此像谓为谁问于予，予曰：尊像乃乃翁少年时所画，为可共患难黎丹之母胡老未人也。闻丹（字丙民）有后人，他日相逢，可归之。乱离时遗失，可感也。八十六岁齐璜白石记。”老人三行题字，解决了肖像主人及有关诸问题，惟制作年代仅为“尊像乃乃翁少年时所画”一语，却未详具体年月。按照社会上一般惯例，１８岁以下属少年期；据《自述》得知老人１８岁时还在学木工活，尚未出师。２０岁在一位雇主家无意中见到“乾隆年间翻刻《芥子园画谱》，五彩套印”。于是做雕花木匠活的花样赖以推陈出新。可是，那时并没有提到绘制肖像画

　　就便将胡氏夫妇肖像署款书法给以简略阐述，并涉及前后演变的轨迹，或有裨于对老人作品鉴别的参考。问题重点在于分析这两帧肖像已脱去民间画师的作风范畴。
　　的确是一次巧遇。经我过眼的白石老人作品，人物、花鸟、草虫、山水诸作，包括原作与印刷品在内，不下千余件，惟独肖像画见到的就此三帧，其中《黎夫人像》属民间匠师画风，显而易见，迥然有别于《胡沁园老夫子（师母）肖像》，后者已扬弃追求摄影术的明暗手法，以及对衣冠服饰等如实的刻画摹拟，代之以线描平涂，着重精神气质的琢磨。两种描绘技法，存在时间前后的差距，尽管中间相距不到数载，其画风的改变，绝非出于偶然，乃是老人放弃花木工生活前后，受《芥子园画谱》熏陶，萧芗陔、文少可的传艺，特别是得胡沁园、陈少蕃的教诲，樊樊山、王闽运的奖挹，以及当时几处诗社文会的活动，这一切对老人的气质起了质的变化，也就是说从原来的民间画向文人画方面转变。胡沁园夫妇两幅肖像正好是说明这个问题的标志。